一、周代的射礼
周代随车战之兴盛，益加重视弓射之术。当时，射箭练习和射箭竞赛是非常频繁的活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而且与礼仪风化相结合，形成为一套完整的制度，这就是射礼。
据有关记载，射礼共有四类：一是大射，于祭祀时举行；二是宾射，于天。于天子接见朝觐的诸侯，或诸侯互相朝会时举行；三是燕射：于闲暇宴饮时举行；四是乡射，春秋两季，地方官长举行射箭竞赛，以射术选拔贤能之士。射礼的基本步骤有四：一是准备，二是宴饮，三是比赛，四是赛后的宴饮。可见，它既是射箭竞赛，又是与酒会宴饮相结合的集体娱乐活动，由于参加者须按严格的礼仪规定行事，以显示出长幼有序、尊卑有礼，所以称为射礼。这种集射箭竞赛、酒会宴乐和礼仪教化于一体的活动，是古代民风民俗的体现，渊源悠久，因周初的制礼作乐而制度化，臻于完备。
射礼的核心内容是射箭比赛。每次参加的射手为六名，分为三组，每组两人，故称“三耦（偶）”。赛程共有三轮：第一轮是初射，由三组射手轮番比试；第二轮，主、客和众宾也参加比试，败者罚酒；第三轮，奏乐，规定射者须按照音乐的拍节发射，难度最大。孔子曾说：“射之以乐也，何以听？何以射？”意思说，按音乐的节拍射箭，既要听，又要射，真是很难啊！每轮比赛，每人均射四枝箭。正如（诗经·大雅·行苇）所写：
敦弓既坚（彩绘的雕弓多么刚劲），
四既钧（每人都是同样四枝箭）。
舍矢既均（待大家都发射完毕），
序宾以贤（就凭成绩来定能贤）。
东周铜器上的习射图纹射箭用的靶称为侯，多为方形，或为圆形，用木做成框架，张上布或皮。为考核成绩，侯上区分为几个部分，如同今天射击用的靶上分为若干环一样。周代的侯一般有三个部分：最靠外的部分称为“侯”，因为射中这个部位，只是刚刚碰上靶；其内是“鹄”，又称为“正”，宽度是“侯”的1／3；中心部位称“梨”（也写作“质”）、“的”、“招”，是靶正中的一个小圆圈，射中这个部位，成绩最好。成语“有的放矢”，本意就是向着靶心放箭。
东周时期的铜器，常以描绘射礼的图纹进行装饰，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战国铜壶，其上层装饰图案的中心内容就是射礼。图中堂内两人正在张弓射箭，靶子（侯）立于堂前；屋檐下跪着一个小人，是取矢人，他的任务是当一组射手发箭完毕，将射、出的箭拾回来，交给司射；堂后屋檐下立着一个人，正在校验箭矢，这就是司射，由他将箭矢按每组四枝分好，以备使用；堂下另有两组四名射手，正列队等待上场。在两组射礼图案之间，配以采桑、习射等图案，整个画面充溢着轻松、和睦的气氛，生动再现了2000多年前日常生活的情景。
二、复合弓和角弓
自19世纪末以来，弓箭史研究者普遍采纳英国人皮特—里费斯（Pitt-Rivers）的方法，按弓体构造，将世界各民族的弓区分为单体弓、力强弓和复合弓三类。单体弓（self-bow），即整体用单根材料制成之弓；加强弓 （reinforced-bow），又称合成弓（compound bow）、叠片弓（Laminat de bow），指用相同或相近的几层材料叠合，或以数段拼接而成的弓，通常已使用了胶，甚或已用动物的肌腱（筋）作弓臂的背衬，故又称背衬弓 （backed bow）；复合弓（composite bow），其弓体由若干部分合成，且采用了性质不同的多种材料，如木和竹、动物的肌腱（筋）和角以及胶和漆，等等。
制弓术的一般演进道路是由单体弓而加强弓而复合弓，但不同的地区，往往有不同的传统。在西亚、东亚和欧亚草原地带，都发展产生了复合弓，并得到广泛流行；而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长期沿用单体弓，其制弓术的发展主要体现于木质弓臂的形态改进及选料、加工的精益求精上，中古时代著名的英国长弓（long bow）是杰出的代表。
左，西亚三角弓；中，斯基泰人的弓；右，英格兰紫杉木长弓历史上可能有多种文化独立地发展出了复合弓。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期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已经出现了三角形的复合弓，并影响到周边地区，如古埃及。这种弓绷上弦后，弓体呈浅腰三角形，拉满时则成半圆形。它在亚述人手中一直使用到公元前7世纪。其时随斯基泰人的崛起，一种弓体双曲反弯的更为成熟的复合弓在亚洲的西部开始流行起来，逐渐取代了三角弓，并传入古希腊，后来罗马人称之为斯基泰弓（Scythicus bow）。这一命名长期来支配着西方人对于双曲复合弓渊源的认识。他们往往简单地把在世界其他地区看到的这种弓视为斯基泰文化影响的产物，而一概称之为“斯基泰式弓”。然而，双曲反弯的复合弓实际上并非斯基泰人的创造，至少不是他们的独创。在公元前第1000年初，欧亚草原地带的一些民族已经使用这样的弓。中国使用这种弓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2000年末叶，即商代的晚期。
甲骨文、金文中的弓形金文中的弛弓之形所谓双曲反弯复合弓，其形态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弓体绷上弦后，其握把部分后缩，弓臂上下形成对称的弧曲，弓臂的两个末梢反向弯转；二是解弦弛弓时，弓臂整个大幅度反向弯转，握把处则向前凸。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有大量与弓有关的象形文字或图形符号，其所描绘的弓的形状，几乎全为双曲反弯之形，与后世典型中国复合弓的形态，极其相像。研究者或认为铜器铭文中有一些图形应是弛弓的形态，虽然未必确实，但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一座车马坑中，确实发现了呈极度反弯之形的弛弓遗迹。可以认为，在商代晚期，中国已经出现了复合弓的成熟型式一双曲反弯复合弓。
西周时期的诗歌，也为此提供了佐证。《诗经·小雅·角弓》写道：
骋骋角弓，
翩其反矣。
唐代的孔颖达认为，这种角弓，即“弛则体反”之弓。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弓臂中衬垫了动物的角和筋，特别是制成片状的角的作用尤大，《诗经》的许多注释者都把角弓释为“以角饰弓”，显然是肤浅的。在后世中国，“角弓”是强弓的代名词。如唐王维《观猎》：“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中国传统医学中还以“角弓反张”一词作为症候之名，用指脑膜炎、破伤风等导致的头颈僵硬后仰、胸部前挺、下肢佝曲之症状。如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医道》曰：“幼小之童脑气过盛，多有角弓反张之症。”
三、中国制弓术
东周时期，中国复合弓的制造技术业已臻于成熟。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考工记》中专有“弓人为弓”一篇，对制弓技术作了总结，举凡材料的采择、加工的方法、部件的性能及其组合，都有较详的要求和规定，对工艺上应防止的弊病，也进行了分析。
由此可知，制弓以干、角、筋、胶、丝、漆，合称“六材”：“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
干，包括多种木材和竹材，用以制作弓臂的主体，多层叠合。干材的性能，对弓的性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据《考工记》，干材以柘木为上，次有查、檍木、桑（柞树）等，竹为下。
角，即动物角，制成薄片状，贴傅于弓臂的内侧（腹部）。据《考工记》，制弓主用牛角，以本白、中青、末丰之角为佳；“角长二尺有五寸（近50厘米），三色不失理，谓之牛戴牛”，这是最佳的角材，一只角的价格就相当于一头牛，故称“牛戴牛”。
筋，即动物的肌腱，贴傅于弓臂的外侧（背部）。筋和角的作用，都是增强弓臂的弹力，使箭射出时更加劲疾，中物更加深入。据《考工记》，选筋要小者成条而长，大者圆匀润泽。
胶，即动物胶，用以粘合干材和角筋。《考工记》中推荐了鹿胶、马胶、牛胶、鼠胶、鱼胶、犀胶等六种胶。胶的制备方法一般是把兽皮和其他动物组织（特别是肌腱）放在水里滚煮，或加少量石灰碱，然后过滤、蒸浓而成。据后世制弓术的经验，以鱼组织、特别是腭内皮和鱼膘制得的鱼胶最为优良。晚近的中国弓匠用鱼胶制作弓的重要部位，即承力之处，而将兽皮胶用于不太重要的地方，如包覆表皮。 丝，即丝线，将傅角被筋的弓臂用丝线紧密缠绕，使之更为牢固。据《考工记》，择丝须色泽光鲜，如在水中一样。
漆，将制好的弓臂涂上漆，以防霜露湿气的侵蚀。据《考工记》，择漆须色清。
“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冬天剖析弓干，春天治角，夏天治筋，秋天合拢诸材，寒冬时把弓臂置于弓匣（一种专门的模具，古称“排檠”）内以定体形，严冬极寒时修治外表。冬天剖析弓干，木理自然平滑细密；春天治角，自然润泽和柔；夏天治筋，自然不会纠结；秋天合拢诸材，自然紧密；寒冬定弓体，张弓就不会变形；严冬极寒时胶、漆完全干固，故可修治外表。春天装上弓弦，再藏置一年，方可使用。
战国复合弓残段和弦，湖南长沙出土上述繁复的工艺程序；需跨越两至三年时间。在制弓作坊中，由于各项工作可交错进行，流水作业，故每年都会有成批的成品，但就一张弓而言，其工时是无法缩短的。相传晋平公命工匠制弓，3年乃成，射穿七扎（七层皮甲）；宋景公令工匠制弓，工匠殚精竭虑，弓成身亡，都是不虚的。抗战时期谭旦同调查成都长兴弓铺，从备材到制成一张弓，跨越了4个年头，实需3整年的时间，较《考工记》所述还有延长。
中国制弓术，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材美，工巧，为之时”，《考工记》称之为“叁均”。在中国古代，对自然物的利用极其强调“有时”。这一方面是为了顺应自然界荣衰丰杀的规律，不破坏自然物生长的环境，以保永续利用，所谓“斧斤以时入山林”，是其体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充分利用自然物的季节特点，以使物尽其美，制弓术所强调的“为之时”，即其反映。
古代复合弓，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片簧”结构，其弹力自然远胜于单一材料、单一结构的弓。在东周楚墓中，曾经发现一些复合弓的实物，所用的材料及其结构与《考工记》所述非常符合。如长沙出土的一件战国弓，弓臂用四层竹片叠成，竹股外粘傅胶质薄片（当为角和筋），再用丝线紧密缠绕，然后涂漆，弓臂两端装角质的弭，弓弦是丝质的。如加复原，弓高约80厘米。
复合弓代表了古代制弓术的高峰。世界上对复合弓技术的详细记载，首见于《考工记》。在以后的2000多年中，不仅中国制弓术，即或是整个亚洲的复合弓制造技术，与《考工记》中的内容相比较，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四、射之道
在制弓术臻于成熟的同时，中国的射法也臻于精妙。
《列女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晋平公命工匠制弓，3年乃成，却射不透一层甲。平公大怒，要杀弓匠。弓匠的妻子于是去见平公，说：“我丈夫为制这张弓，极其辛劳。所用的木料生于泰山，每日三次露于阴，三次曝于阳。角出自燕国之牛，用楚国之牛，用楚国的麋筋贴傅，用黄河之鱼的胶粘合。这四样物品，极天下之选。如果此弓射不穿一层甲，那只能是您不懂射。我听说，射箭之道，左手如同推开石头，右手好像倚着树枝，当右手放箭时，左手并无知觉。这才是射箭之道。”平公按照她的指点，果然一箭穿透了七层甲，于是释放了弓匠，且赐给他“三镒”黄金。
弓匠之妻所述的射箭之道，其精髓并非身形手法，而是心念的专一。《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陈音论射弩之道，同样强调“右手发机，左手不知”，而他讲得很明白，做到这一点靠得是“翕心咽烟”（即凝神屏气）、“神定思去”（即屏除杂念）。这与御术要求“人心调（协）于马”，剑术要求“内实精神”、“与神俱往”是一脉相通的。
古人认为，必须心念专一、神定思去，才能够动作协调，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技术和器械的效能，甚而收到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之效。《列子·汤问）中有一段很好的论述：“詹何曰：臣闻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鸽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仿）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沈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可以说，对竞技活动以及许多术业中精神素质的重视，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而且，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射箭活动中精神气质和弓箭特性的互补关系。由《考工记·弓人》中的一段话，我们不禁惊叹东周时期在射法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
凡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虑血气。丰肉而短，宽缓以茶，若是者为之危弓，危弓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执以奔，若是者为之安弓，安弓为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则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则莫能以愿中。
这段话可意译如下：
大凡选弓，应根据射手的体形、意志、血性气质而有所差异：长得矮胖，意念宽缓、动作舒迟的人（安人），应使用刚劲的弓 （危弓），配以柔缓的箭（安矢）。刚毅果敢，火气大、行动急的人（危人），应选用柔软一些的弓 （安弓），配以剽疾的箭（危矢）。人如宽缓舒迟（安人），再用柔软的弓 （安弓）、柔缓的箭（安矢），箭行的速度就慢，射中也不能深入。人如刚毅果敢、性情急躁（危人），再用刚劲的弓（危弓）、剽疾的箭（危矢），就不能又稳又准地射中目标。
这种优化组合，使人、弓、矢的特性互相弥补，以达到最佳射击效果（既准又狠）的思想，直至今天仍是正确的。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弓箭的性能分级远为繁细，而现代心理学和运动力学对人的心理、体质特征的分析也远为深入，因此，在现代射箭术中，人、弓、矢三要素的搭配理论远为复杂。但《考工记》所提出的安人、危弓、安矢和危人、安弓、危矢，仍是合理搭配中最基本的。它所指出的安人、安弓、安矢和危人、危弓、危矢，仍是不合理搭配中最典型的。
五、胡服骑射
中国历史上武装骑土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193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中曾发现一个人、马合葬的小墓，中埋一人、一马、一犬，并随葬一套武器（包括一件戈、一件短刀、一件弓、十枝箭）和一件鞭马的策，马头部尚存留有玉、石质的马具和马饰。据分析，死者应是一位武装骑士，马是他的乘骑，犬可能是猎狗。甲骨文中又有写成、的字，作一个人骑在动物身上的形状，或认为，这就是“骑”字的初文，后来，由演化为篆文中的，进而演化出奇、骑。
然而，还没有材料能够证明，商代已经出现形成战斗力的骑兵部队。而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原地区以马为乘骑都很罕见，有关骑兵、骑战的记载更是阙如。
及至春秋战国之交，东周列国中的北方诸国为对付惯于弓马骑射的游牧民族，开始组建骑兵部队，习练骑射，于是，“与大草原的‘天生’骑兵相对抗的专业骑兵，被导人了中国的军事领域”（李约瑟语）。
战国陶骑士俑，陕西咸阳出土骑马是惯于乘车的周人所不熟悉的，在马背上运用弓箭更是周人不习惯因而不擅长的：那些最初的专业骑兵的骑射技术，自然是向“天生”的游牧骑士学习的。由此而发生了一个伟大的事件：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发展骑兵，对抗北边的胡人，令国中“胡服骑射”，即改穿胡人的服装，习练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