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神性缺失的漫漫长夜，尼采不得不走上了审美的道路，肯定生命，歌唱痛苦。既然神恩已不能安慰人，个人不得不自己歌唱安慰自己。但是徜徉在这条审美之路上的尼采走得却也并非心安理得，事实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尼采对于艺术能否赋予人生以根本意义始终是心存怀疑的。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那句名言：“诗人说谎太多”，干脆将艺术打入了谎言的王国。但是，毕竟，尼采看到了艺术能够认识并克服现代存在危机的可能性，而要实现这一可能性，就需要展示出那在“醉”中被体验到的此在的酒神深度。在酒神状态中，主体达到了浑然大忘的境界，一切存在也因此统一整合起来，所以，在一个需要重估一切伦理价值的时代，酒神本身实际上是非伦理的、崇尚创造的肯定型人生的象征。
既然唯有生命欠缺本身值得肯定，那么在审美的光照下，生命欠缺及其连带的邪恶、纵情、混浊都得到肯定。再也没有神性的眼睛盯视着生命本身没有涤净的原始性，邪恶和无耻理直气壮地徜徉于世。难道人真的可以安心与丑恶和虚妄为邻并居之若素？难道艺术真的只是人类用来麻醉神经欺骗自己的鸦片？对于否认超感性世界、坚信只存在现世这一个世界的尼采来说，审美的道路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倘若人不也是诗人，猜谜者，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作人！”是审美？还是救赎？同样的道路选择也摆在了深受尼采影响的布洛赫面前，但是不一样的信念却让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研究者认为：“从布洛赫的表现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幸亏他强大的的洞察力和清醒的时代意识，他才不至于成为一个反动派。在宗教和政治领域，他痛缅天主教统治下的中世纪所具有的那种统一信仰的丧失（对他来说，文艺复兴是‘最为罪恶、最为反叛的时代’，而新教则是个没有神学特点的教派），与此类似，在诗学领域，布洛赫同样痛缅那种梦幻－直观的天才的缺失，正是这种天才凭借其诗性的非理性知识（dichterischesIrrationalwissen）创作出神话。”“保守主义者”的称谓不正是布洛赫坚守传统信仰的明证吗？这也正是决定布洛赫与尼采差异的根本性一点：至少在《悲剧的诞生》之后，尼采就把自己宣称为一切形而上学的反对者，即使他所找到的信念依然是古希腊酒神的信念；而布洛赫则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形而上学立场，因为与他思想的另一个来源康德一样，布洛赫也坚信，没有形而上学的伦理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作为康德信徒，布洛赫在诗的认知功能之外同时也强调诗的伦理功能。他对艺术的要求与尼采一样极端，即将“价值哲学与美学问题相挂钩”。布洛赫认为，诗的伦理任务就是将诗性因素提升到认识领域。所以布洛赫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自为的艺术，反对任何形式的“为艺术而艺术”，反对世纪之交的那种唯美主义倾向。在这里，布洛赫所坚持的实质上正是诗的救赎之路。
然而，不论是哪一条道路，遭遇的却都是神性光芒暗淡的黑夜，遭遇的都是贫困得不能觉察上帝缺席的现实，遭遇的都是饱受虚无主义这一病痛折磨的现代。在虚无面前，何去何从？在遭遇面前，诗人何为？是在世界虚无的原初本相中狂饮生命的醇酒？还是在这本相中坚守神圣的信念？是审美，还是救赎，这一人类精神的基本冲突从未象现代这样表现得如何清晰，如此强烈。而在普遍的价值虚无面前，神圣的信念又能够坚持多久？抱残守缺最后换回来的会不会只是空忙一场？这样种种的冲突和疑问困扰了无数现代的诗人，布洛赫的感受尤为苦痛，也正是这苦痛迫使他将一切的冲突与问题本身化为诗意的表达，以西方诗人之祖维吉尔的身份来加以再现，完成一个真正诗人的追问。因为，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在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真正的诗人的标志就是，“诗人总体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在真正的诗人那里，诗的言说成为了对丧失了的绝对价值的诗意的追问，也只有诗的追问才适合这个年迈体衰的世界命运。而凡是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追问终极价值的诗人，都称不上贫困时代的真正诗人。
诗人何为（wozuDichter）？
在布洛赫心中，维吉尔无疑是真正的诗人。1939年，在为出版社撰写的《维吉尔之死》介绍材料中，布洛赫指出：
在经历了数十年血腥的分裂状态（Zerrissenheit）之后，这与我们时代所发生的事件有很多可以类比的地方，奥古斯都终于为当时西方的文明区域重新带来了和平，并且带来了新的繁荣。奥古斯都的目标是：重建罗马的辉煌，重建罗马的精神，重建罗马对先辈的信仰，而这些目标似乎全部都实现了。尽管如此，那沉重的动荡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并没有因为这些极端保守的政策而从人们的灵魂中被消除；精神上必须酝酿出新的东西，这就是基督教。
维吉尔在他生命的前半段还在参与制造罗马内战的恐怖，而在生命的后半段，他已经心存感激地在体验帝国的重新和平与繁荣了。但是作为那个时代最为广博的心灵，他也预见到了新事物的兴起，而且事实上，正如中世纪所认为的那样，他也的确是基督教的先行预见者。每一个真正的大艺术家都是一个宗教的找寻者，而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和维吉尔相比。
我们注意到布洛赫的观点很明确：每一个真正的大艺术家都是一个宗教的找寻者，而维吉尔正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大艺术家。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做两方面的理解：其一，如前所述，维吉尔的时代是现代世界的譬喻，是最高价值自我废黜，虚无主义抬头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实际上是处于“‘不再’（Nicht-mehr）与‘尚未’（Noch-nicht）之间的中间阶段。在这个中间阶段，一方面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实现并没有完成。世界看来是无价值的。另一方面，这种觉悟把人们探索的目光对准了新的价值设定的源泉，而世界并没有因此就重新获得其价值。如果说，基督教上帝意义上的神已经从它在超感性世界的位置那里消失了，那么，这个位置本身总还是保留着的，尽管已经是一个空位了。人们依然可以紧紧抓住超感性世界这个已经空出来的位置领域。这个空出来的位置甚至要求人们重新去占领它，建立新的理想。因此，找寻成为必要。其二，在神性光芒黯淡的黑夜时代，真正的诗人必须是能够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追问终极价值的诗人。“作为终有一死者，诗人庄严地吟唱着酒神，追踪着远逝的诸神的踪迹，盘桓在诸神的踪迹那里，从而为其终有一死的同类追寻那通达转向的道路。然而，诸神唯有在天穹中才是诸神，天穹（·ther）乃诸神之神性。这种天穹的要素是神圣（dasHeilige），在其中才还有神性。对于远逝的诸神之到达而言，即对于神圣而言，天穹之要素乃是远逝的诸神之踪迹。但谁能追寻这种踪迹？踪迹往往隐而不显，往往是那几乎不可预料的指示之遗留。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因此，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世界黑夜就是神圣之夜。”诗人在世界的黑夜中寻觅着出路，追寻着可以在贫困时代迎来转向的道路，寻找着可以让所有与他一样终有一死的同类走出深渊的道路。而找到这条道路关键就在于，诗人需要吟唱着追寻和摸索远逝的诸神所遗留的踪迹，即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即追问终极价值。
对于终极价值的信念，基于任何时候都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两个基本问题的考虑：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应该是什么，世界的命运亦即这个世界中我和我的同类的命运应该是怎样的。
虽然，古典时期的哲人和宗教人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或多或少地支撑了诗人们对世界的信念，然而，在神性光芒黯淡的黑夜时代与虚无世界，作为世界赖以建立的基础的上帝已经缺席，古典的信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在西方思想看来，世界和世界的命运本来有上帝作为保证，如果没有上帝的在场，人的栖居就无法承负历史时间中的恶。天父的惠临，才为人栖居于天地之间提供了尺度，使人能真正超逾恶的现实，超出存在的本然伤害。但关键在于，神圣而非本然生命才是人的尺度。如果人的本然生命以生命本然为根据，人的存在至多是植物性的。海德格尔明确说过：“如果人作为筑居者仅耕耘建屋，由此羁旅在天穹下大地上，人并非栖居着。仅当人是在诗化的承纳尺规之意义上筑居之时，他方可使筑居为筑居。”所谓“诗化”（dichten）指的就是神圣的恩典惠临人心，恳求人承纳神圣者为尺规。“但人是否诗化，取决于他的本质在何等程度上顺服于那垂青人因此而需要人的神。”而当神性而非自然性之良善进入历史时间之中时，人将获得在世的诗化尺规。“只要仁爱之惠临尚存，人将常川地以神性测度自身。只要此种度测出现，人将据诗意之本质而诗化。只要诗化呈现，人将人性地栖居于大地。”
作为神圣者，上帝不是天、地、人本身，不是所有的存在物，不是本然的自然本身，即不在历史时间之中，也不在自然时间之内。正因为具有超越的身位，神圣者才能历史地进入天地人的时间，通过恩典行动关切天地人的存在。这就是世界的命运，也即是在这世界中我和我的同类的命运。而正因为上帝的惠临，神圣者作为现世的内在尺规，必须成为现实世界的基础，使人类维系在圣爱的神性光照下。爱不是道德原则，而是人类与神性生命之间无所不在的联系纽带。而世界的命运也是一个双向的逻辑和运动：天父的恩典已经事先决定，是上帝的隐秘旨意（beneplacitum），它虽然已因上帝的圣爱成为定旨，但是却不为人知；沉沦于罪的人必须回应上帝，必须自己寻回自身生命中纯粹、真实、永恒的神性，让上帝能重新找到自己，自己为自己的救赎努力。
然而，伴随着神性人性互为消长的过程，人逐渐学会了运用理性和良知作为尺规，但是却也陷入了人本主义的悖论，无法为世界的恶作出解释。而另一方面，一种永恒幸福的彼岸目标转变为多数人的尘世幸福与自然性欲望；同时，从前对宗教文化的维护也被那种对文化的创造或对文明的扩张的热情所代替。这成了新时代人的命运。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当上帝因人的自由意志表示出的拒绝而身退的时候，就成了神性暗淡的黑夜，旧的价值已经被抹去，新的价值还没有产生，人与世界都陷入双重的贫乏。而这同样也是维吉尔的命运。
正如该书扉页上所引用的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警句“…fatoprofugus…”（为命运所安遣，在逃亡之中）所揭示的那样，维吉尔的命运是一个逃亡的过程，是一个离故土越来越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维吉尔似乎只能随波逐流：
究竟为何他会屈从于奥古斯都的催逼？究竟为何他要离开雅典？荷马那神圣晴朗的天空本来会有利于《埃涅阿斯纪》的完成，如今这希望已然破灭；他也曾期望在柏拉图的城市里过上一种远离艺术、远离诗的哲学与科学的生活，期待那本将开始的不可估量的新鲜，如今每一个希望都已破灭；他也曾期望可以再踏上爱奥尼亚的土地一次，如今这希望也已然破灭；噢，破灭的还有那认识的奇迹以及在奇迹中得到救赎的希望。为何他放弃了这一切？自愿的？不！它就如同是那些不容抗拒的生活的强力（Lebensgewalten）的一个命令，那些不容抗拒的命运的力量，尽管有时这些力量会潜入地下、潜入不可见、不可倾听之处，但是它们从未完全消失，反而顽强地作为那些强大力量（M·chte）玄妙莫测的威胁出现，这些强力人们根本无从摆脱，在它们面前，人们必须总是表示臣服；它就是命运。之前他听从于命运的摆布，如今命运把他推向了尽头。这不一直就是他生活的形式吗？他曾经有过别样的生活吗？天空那焕发着珍珠般光彩的贝壳，春波荡漾的海洋，群山的歌唱，他胸中痛苦的歌唱，神的笛声，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事件，这事件就如同天穹的容器，很快就要将他吸纳入内，以便送他进入无限之中，对他来说，这一切可曾有过别样的意义？他生在农家，是一个热爱尘世存在的和平的人，一个本该适合于在乡党间过着简朴稳定的生活的人，一个根据出身似乎已经注定可以且必须留在那里的人，然而一个更高的命运虽没有将他与故乡分开，但却不让他在故乡继续留下；它把他赶了出去，赶出了乡党，赶进了茫茫人海间最赤裸、最恶毒、最狂乱的孤独之中，它把他从来源的简单中驱逐，驱入了日渐巨大的繁复与广阔中，如果有什么东西由此变得愈加巨大或愈加宽阔的话，那只能是他与本真生活的距离，因为确实如此，只有这距离增大了：他只是在自己田地的边缘漫步，他只是生活在自己生活的边缘；他成了一个动荡难安的人，逃避着死亡，找寻着死亡，找寻着作品，逃避着作品，一个爱人，同时却又是一个劳碌命，一个在内外激情的操纵下犯错的人，一个自己生活的过客。而今天，几乎已到了自己气力的尽头，在自己逃亡的尽头，在自己找寻的尽头，他终于痛下决心，准备告别，痛下决心是为了有所准备，准备接受最后的孤独，准备踏上通向它的内在归途，但就在此时，命运和它的那些力量再一次控制了他，再一次阻止他亲近简单、来源和内在，再一次把他的归途引向别处，引向通往繁复的外在之路，把他重新逼向那遮蔽了他一生的恶，似乎命运只还留给他唯一一件简单的事情——死亡的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