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时代与贫困世界
根据历史记载，重病的罗马大诗人维吉尔在皇帝奥古斯都的坚持下不得以离开了雅典前往罗马。离开“荷马那神圣明朗的天空”，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人类离弃上帝和诸神，步向黑暗深渊的征兆。“诸神唯有在天穹之中才是诸神，天穹乃是诸神的神性。这种天穹的要素是神圣，在其中才还有神性（dieGottheit）。”人类离弃神圣，离开明朗，面前的路只能是黑夜，而世界的黑夜则是贫困的。所以小说的开头就是黄昏，就是神性光芒渐趋暗淡的黄昏，那是神性向人性转变的黄昏：
湛蓝而又轻柔，那是亚德里亚海的波浪。迎面拂来的微风细弱得让人无法觉察。它吹动着波浪涌向罗马皇帝的舰队。舰队正驶向布伦迪苏姆港，已经可以望见卡拉布里海岸上平缓的山丘正逐渐逼近船的左侧。此时此刻，海洋那明媚、但却预示着死亡的孤独转化为人类活动的祥和欢乐；此时此刻，海潮上流溢着温柔的灯光，暗示着人类栖居之所的临近，潮水之上是熙熙攘攘的船只，有的和皇帝的舰队一样正驶向港口，有的正从港口中驶出；此时此刻，沿着被海水冲刷得洁白的海岸，在许多村子修筑的小型防护堤那里，竖着褐色船帆的渔船已经离去，为的是夜晚的捕捞。此时此刻的海水有如镜面一般平滑。在海的那一头，天空像是打开的贝壳，焕发着珍珠般的光泽，已经是傍晚了，人们已然闻到炉灶里炭火的味道，生活的声响此起彼伏，一下敲击，或是一声呼唤，都被风从那边传了过来。
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幅关于世界景象的画卷，它由彼岸的天空、此岸的土地（港口）和介于两者之间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大海三个部分组成。天空是诸神的居所，象征着神圣的彼岸世界，那里闪烁着神性的光芒。而土地则是人类栖留的尘世，象征着凡人的此岸生活，这边有“人类活动的欢乐祥和”。在大海上漂泊的是皇帝舰队是人类世界的象征。舰队由远处的天际缓缓驶向土地，这意味着人类舍弃了神圣的永恒幸福的彼岸目标，转而亲近尘世的幸福与欢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人性的“觉醒”，人从上帝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将世俗的荣誉和幸福变成了人性的最高理想，尘世的享乐（“炉灶里炭火的味道”）成了人追求的最高价值，人的自然需求（“为的是夜晚的捕捞”）取代了对上帝的祈求。传统的神圣永恒的幸福彼岸目标转变为多数人的尘世幸福，对宗教文化的维护被那种对文化的创造或者对于文明的扩张的热情所替代。
在这个神性向人性转变之际的黄昏，夜色尚未显得深沉，人还生活在因脱离上帝的护持而带来的自由与欢快之中。在小说开篇的这段优美的文字里，人类的生活似乎和谐而又恬静，祥和而又欢乐，尘世带给人也似乎只有幸福。脱离了上帝护持的人性仿佛在享受着无上的荣光，人们似乎已经听到了人本主义胜利的凯歌，看到了人性战胜神性的人间欢乐。而人间似乎也因此呈现出一派富丽堂皇、尊荣华贵的景象，这在作为人类世界的象征的舰队那里得到了直接体现。在接下来的第二段，我们见到了这样一支舰队：
七艘高船大舰首尾相连，正以先进的纵列行进。里面只有首尾两艘狭长的、装有船艏撞角的五排桨舰属于战舰队；其余的五艘船速较慢，但看起来更加气派，分别是十排桨和十二排桨的类型，建筑样式雍容华贵，与奥古斯都的宫廷风格完全相称。中间的那艘最为豪华气派，那青铜打造的船首金碧辉煌，船舷栏杆下面，饰有圆环的狮头像金光闪闪，侧支索上挂满了色彩斑斓的三角小旗，在紫色的船帆下，耸立着罗马皇帝庄严气派的帐篷。而在尾随其后的那艘船上，创作《埃涅阿斯纪》的诗人就躺在那里，死亡的征兆已经悄然爬上了他的额头。
在这段描写当中，作家用了一连串的褒义词来形容舰队的雍容华贵，在它们身上，我们似乎看到，尘世的气象和人的高贵与尊荣已经达到了顶峰，威风凛凛的舰队仿佛也预示着人的力量不可战胜。船首和船舷都被装饰成象征着尊贵与财富的金色，这似乎也在向人们证明，尘世的生活是多么的富丽堂皇，眩人眼目。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对舰队作了一番华丽的描写之后，作者在段落的最后却嵌入了一句与上文描写完全相反的内容，在奢华的皇帝的舰船后面，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却已是气息奄奄。
在这里，维吉尔实际上是欧洲精神与文化的化身。两千多年以来，维吉尔对于整个西方的影响巨大且经久不衰，遍及精神与文化的多个方面，无数西方的大诗人、大思想家和宗教领袖都将维吉尔视为精神上的父亲。维吉尔可称是古罗马的诗圣，他在西方诗坛的地位最为崇高。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在诗坛上的最高地位。甚至还有人将维吉尔被视为罗马的化身。而他写出的一个个诗篇优美自然，生动形象，对拉丁语的发展贡献极大，在这方面也许只有西塞罗可以与之媲美。尤为重要的是，虽然他生活在基督降生之前，不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许多说法却是与基督信仰不谋而合。例如，维吉尔在作品《牧歌》中对“和平之王”的期待，在基督徒看来就是对基督降生的预言，是一种对救世主的期待。而维吉尔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最高之神和命运的信仰也与后来的基督教表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与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吻合。另外《圣经》传统与维吉尔的着作之间还有许多其他的交叉点。所以有人将维吉尔成为“一个天然地倾向于基督教信仰的灵魂”（哈耶克）。而在欧洲中世纪，人们干脆就把他视为一位预言基督教诞生的先知。据说圣奥古斯丁每天都要阅读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至于在“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恩格斯）的但丁那里，维吉尔在他的生活与着作中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已经不需要我们赘述。在那部伟大的作品《神曲》当中，但丁正是在维吉尔这位精神导师的帮助下化解了危机，并且在维吉尔的引领下，一同游历了地狱和炼狱。所以台奥多尔·黑克尔（TheodorHaecker）在他撰写的《维吉尔-西方之父》一书中将维吉尔成为“整个西方的父亲”。而正是在这部传记的影响和启发下，布洛赫才开始创作他的代表作《维吉尔之死》的。所以当布洛赫把生命垂危的维吉尔直接安排在皇帝行船的后面，这本身就象征着在富丽浮华的尘世生活背后，潜藏着的却是整个西方文化的衰败与传统信念（基督信仰）的危机。
那象征着人类世界的舰队导向的是此岸生活，尘世的幸福与欢乐仿佛给人类带来了文艺复兴式的人本主义胜利。人好像已经变得和天使一般高贵、尊荣、伟大。然而在那虚妄的华丽下面，隐藏的却是另外一番截然相反的景象。如果说在《神曲》里面，但丁是在维吉尔的引导下见证了地狱和炼狱的痛苦与惩罚的话，那么在《维吉尔之死》当中，我们直接通过垂死的维吉尔的双眼见证了，人性脱离神性之后陷入了怎么样的悖谬。在舰船之上，生命垂危的维吉尔陷入了“茫茫人海间最为赤裸、最为恶毒、最为狂乱的孤独之中”，他可以说是生活在人类世界边缘的局外人和旁观者。但也正是这样一个局外人与旁观者的地位，使得他可以冷静地观察人类世界的一切。他那双透着诗人良知的眼睛真正看到的，并不是人挣脱上帝怀抱后的人间美景，而是世界普遍的丑恶与人性的贪婪、卑鄙、兽性和不义。
这是一支满载着人的欲望的舰队，上面的人们所关注的完全只有他们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的幸福似乎成了这支舰队存在的唯一意义。所以凡是可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的物品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上面装满了武器、谷物和小麦、大理石、橄榄油、葡萄酒、香料、丝绸，还有奴隶。而舰队所到之处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交换和贸易”。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起海德格尔关于神人此消彼长的意味深长的论述：“一种永恒的幸福的彼岸目标转变为多数人的尘世幸福。对宗教文化的维护被那种对于文化的创造或对于文明的扩张的热情所代替。创造在以前是《圣经》的上帝的事情，而现在则成了人类行为的特性。人类行为的创造最终转变为交易。”这种丧失神性价值与意义的尘世行为让维吉尔感到深恶痛绝，他将贸易和交换称为“世上堕落行为中最为丑恶者”。然而，真正让维吉尔感到厌恶的却不是人的行为，而是人性本身。他的厌恶理由来自于船上的那些人们。船上的乘客都是古罗马帝国享有特权的朝臣贵族，他们本应是世上最为尊贵、最具道德的一族，在他们身上本应体现出人性的伟大和尊严、善良和理智。但是通过维吉尔的双眼我们看到，这些乘客并不能算是人，而仅仅是“饕餮”（Fressb·uche）。这个舰队就是一个巨大的餐馆，里面“高贵”的朝臣贵族在无休止地满足着自己的欲求，世界就是他们盛大的欢宴，他们迫不及待地等待着那些筋疲力尽而又渴望赏钱的侍者的服务，以便他们那贪得无厌的肚子得到片刻的安宁。而那些暂时吃饱的就会心满意足地到甲板上去散步，为的是重新激发自己的食欲。或者是聚在一起下棋，而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得到不间断地伺候与照料。整个世界都在围绕着他们的欲望而不停的忙碌着。在这些朝臣贵族身上没有体现出一丝一毫人性，相反却是极强的兽性：“如狼、如狐狸、如猫、如鹦鹉、如马、如鲨鱼”。在维吉尔看来，这些人根本没有高贵可言，都是禽兽，欲望和享乐才是他们生存的唯一意义：他们已经“沉湎于无法消解的占有欲，他们不停地在为了货物、金钱、地位和荣誉而做着肮脏的交易，对此他们已经上瘾，他们在享受着因为财产而确保的终日饱食与遨游。到处都可以见到正在往嘴里塞东西的人，到处都郁积着淫欲和贪念，它们就漂浮在那里，随时准备着去吞噬，吞噬着一切，它们的烟雾一直弥漫到甲板之上，无从摆脱，无法停歇：整艘船都为闪动的欲望所包围。噢，它们完全值得被正确地表现出来！真应该把一首欲望之歌献给它们！”
与此同时，诗人还看到，这些朝臣显贵所享受的尘世幸福与欢乐实际上是建立在不义的奴役与压迫之上，是建立在奴隶的辛劳与痛苦之上的。与甲板上醉生梦死的贵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下面船舱里操作着船桨的奴隶：“在下面，在下面的昏暗中，一大群戴着枷锁的操桨奴隶在辛苦地劳作，一下接着一下，壮观、迷乱、如牲畜一般、卑微低下。”上面的人在纵情享乐，恣意放肆的欢乐，而下面的人却在过着完全非人的生活，他们苦难的生活异常的触目惊心：因为战败被俘，这些人被剥夺了自由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奴隶，大部分时间必须像狗一样两个一组被项圈和锁链连在一起，他们的目光中饱含屈辱，他们要么衣衫褴褛，要么衣不遮体，身上的汗水在火把昏黄的光线的映照下闪闪发亮。当船到港口，他们驮着笨重的货物离开船的时候，他们的腰被沉重的货物压得弯成了直角。面对他们这样凄惨的生活境况，诗人不由地惊呼：“噢，太可怕了，噢，太可怕了”。从他们那里，诗人也见证了人类对于同类的残忍与凶暴，见证了人性的丑陋和邪恶：在奴隶们搬运货物的时候，那些负责监督的船长们用鞭子不时地抽打着经过他们旁边的躯体，“没有选择性，就是一个劲地往上面抽，带着一种毫无意义的、残酷地无以复加的残酷，他们在肆意地、毫无顾忌地抽打，没有任何真正的目的”。
在文艺复兴之前，在中世纪，世界的冥暗和人的邪恶，都是从上帝与人的关系的意义上来讲的。人背叛上帝而沉沦于恶，世界的冥暗是由于人的罪的沦落所致。“罪”在希伯来文的原意是人射箭未能中的，即“偏离”或“达不到”之意。按基督教义理，罪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偏离或断裂。前一种偏离导致人与自身的价值本源（上帝）的关系的断裂，这就是罪；后一种偏离导致人与人的互相关联的断裂，这就是恶；人与上帝关系的偏离必然导致人间关系的断裂，恶乃是罪的结果。罪的义理主要显明的是人与上帝关系的断裂。这就需要先从人与上帝的关系本身说起：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而不是仅仅从自然中衍生而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性命具有在体论上（ontologisch）的二次创生性，人的性命不再是单纯自然性的，而且是拟神性的。而罪的产生造成了人与上帝关系的断裂，从在体论的意义上讲，罪感的根基就是“自然形态的大生命与超自然形态的神圣生命的断裂，上帝作为神圣生命蕴含着神性价值状态，人与上帝关系的断裂，使人的本然生命带有在体性裂伤”。同时，人与上帝关系的断裂破坏了人的性命的拟神性，人的性命因此沉沦到比自然性更糟的状态中，只有靠上帝的再次创生（恩典）行动，才可能回到从前的二次创生性状态。这里的关键要点是：“无论人与上帝的关系断裂前还是断裂后，人的性命在体性地与自然性断绝了关系，与超自然的上帝却无法摆脱关系”。
按照《圣经》的描述，罪的产生是由于人的意志自主和妄为，想取得与上帝一般的位置，终至于与上帝为敌，随生命自然而生的意志自由就是人身上的罪因。在基督教看来，人的原罪，不仅由于蛇的引诱，也由于人自身内部的自然欲望的诱惑。罪感即是对人自身中的自然欲望的自觉意识，对人背离生命的二次创生的自觉意识。可以说，人的自足意志恰恰是罪之沉沦的根源。罪因为人自持意志自足而来，人也失去了二次创生性的生命本源。在罪感中，主体心智感到自身丧失了存在的依据，生命坠入了深渊的黑暗中，进而感到必须赎回自己的生命依据。背叛了自己生命的本源的罪人因而首先被引发了生命的沉沦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