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本主义的兴起开启了关注尘世的大门，但是这种人本主义的诉求却是在神本精神背景上产生的，人性的高度显然是天使般的高度，在人本立场的身后总有上帝国的影子。作为世界的根本的第一原因，超感性的上帝并没有受到理性的质疑。这个工作实际上是近代的奠基人笛卡尔完成的。笛卡尔准确地把握了理性态度中深刻的怀疑精神，并将它发展为怀疑理性。启蒙运动就是由普遍的怀疑理性精神发动的。以“怀疑一切”为口号的笛卡尔将怀疑理性精神发挥到人所面对的一切事物，传统的价值信念因此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价值虚无的种子也因此被植下。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开始遭受与它同源的怀疑理性的强有力挑战。在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代的产儿不仅只有人本主义精神，同时还有新型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出现。从伽利略开始，人们开始发展一种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的世界观：“伽利略在从几何的观点和从感性可见的和可数学化的东西的观点出发考虑世纪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的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这种抽象的结果是事物成为纯粹的无体，这种物体被当作是具体的实在的对象，它们的总体被认为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人们可以说，作为实在的自我封闭的物体世界的自然观是通过伽利略才第一次宣告产生的。把自然理解为隔绝的、在实在方面和理论方面自我封闭的物理世界这种新观念很快引起了整个世界观的彻底变化。可以说，世界被分裂为二：自然世界和心灵世界。”新的自然观和世界观造成的恶果就是人与世界的直接分裂。而造成这种分裂的自然科学的理性的出发点就是伽利略所倡导的自然的“数学化”。而这一出发点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在时空世界中的无限多样的物体，它们的共存本身是一种数学的理性的共存。这就是说，世界本身必须是理性的世界，这种理性是在数学所获得的新的意义上的科学理性。相应的，“作为普遍科学”的哲学和形而上学也必须被建筑成一种“数学式的”统一的理性的理论。而笛卡尔就是这样一种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创始人。这样一种客观主义引发了严重的后果：一、存在意义的被遮蔽。客观主义的活动建立在自明的世界的基础上，并追问这个世界的“客观真理”，追问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必然的并且对于一切理性物都有效的东西，追问这个世界自在的东西。人们的视线被真理和规律性所遮蔽，如何认识它们成了存在者追问的中心。而人生存在的意义根本就不在人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客观主义从原则上排斥这样一个追问。二、上帝的观念化和自然化。早在柏拉图那里，绝对理型是超时空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它不仅是知识的真正对象，也是世界万物的目的和万物产生的必要条件。所以生存的实在世界的全部价值根据都在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实体领域，这些实体乃是人类关于事物概念的超验对应物，是超然于事物之上的真理。而形而上学的旨趣就在于事物的终极存在性，寻找一个第一推动者。由于苏格拉底的影响，在希腊哲人那里，这个第一推动者不仅是认识努力追求的目的，也是具有价值目的论的善的神性存在。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在古希腊的形而上学思想里，自然存在论与价值目的论是一个综合统一体。而这种自然存在论与价值目的论的融合性在希腊形而上学被嫁接给基督教之后得到继承和发展。但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圣经上的上帝本来是自有永存的，并不依赖宇宙本体的自然法则。他即非自然本体的观念，亦非自然实体的本相，而是万能的天父。信靠全能的天父本身就意味着要舍弃任何形式的自然法则。他本人就不是人类所能够认识和想象的。但是基督教与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使得上帝有可能转化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实体，成为人们可以认识的终极实在和终极价值的统一体。而这个蜕变过程就是由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完成的。笛卡尔将世界一分为二，造成了心灵世界与自然世界、即“心”与“物”的对立，他在事实上将自然存在与价值目的区分开来，并将它们分别归属于两个异质的世界，价值意义也因此被从自然科学研究当中剥离出去。笛卡尔认为，自然世界是完全按照物理的原则与规律来运动的，是一个可以自我封闭的自足实体。虽然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笛卡尔仍然将上帝作为造物主看待，但既然要在自然实在的领域内排除目的论和终极因的谬误，同时为了与上帝的存在观念保持一致，就必然要把上帝也看成是客体自然，把上帝的意志解释为自然规律。这样的做法事实上取消了上帝与实在的本体之间的差异，上帝干脆就是自然形态本身，而后来斯宾诺莎能够得出泛神论的结论当然是轻而易举。而上帝也就不再具有人格化，而是成了一种观念。三、同样严重的后果是，伦理问题也成了形而上学理性的知识规定，也得遵循自然规律一般的法则。既然上帝在自然世界里面有自然规律作为上帝意志的体现，那么依此类推，心灵世界里面同样有上帝意志的存在。人的良知所需要做的就是因顺宇宙普遍规律的逻辑必然，而人所需要的做的就是将一切的情感都托付给冷冰冰的理性公设。
其后出现的休谟的彻底经验论和怀疑论是认识论上的一次空前的突破，这具体表现在“对第一因神学假定必要性的排除上，随之而来的是其功利主义和反形而上学立场”。他指出，近代形而上学推论按照抽象原则演绎出道德原则的方法，造成了伦理学主题的混淆。在他看来，伦理学不是抽象的科学，那些抽象理论虽然完美，但是根本不设用于不完美的人性。休谟的思想成为科学时代伊始，以经验理性向传统先验理性挑战的有力学说，使其后一切伦理学都不可能绕开其有关人性现实的基本观点。但是，另一方面，休谟彻底的经验论也导致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他对形而上学理性的完全否定事实上也否定了人类伦理信仰的必然根据，因为按照形而上学的逻辑，感性世界的意义是超感性世界给予的。与此同时，同时代的唯理主义者也不可能满足于纯宗教式的处理，信仰的逻辑根据（逻辑的悖论？）对于理性主义而言也就成了首要问题。在大陆唯理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的冲突中，康德思想是企图调和理性与信仰的一种努力。这就是他建立伦理形而上学系统的思想背景。正是从康德开始，个人意志自由、伦理价值与人类理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成为了伦理学之中心课题，而这一伦理学的特点就是人性的，即非神性的。康德伦理学的含义是：“对上帝的信仰并非信靠神义的恩典，而是人要从自身的恶性中摆脱出来的愿望。为了克服恶性，唯一有效的就是遵从合乎理性的道德律令，唯有理性是属人的，道德理性比信靠上帝的恩典更能显明人的力量。道德理性的普遍性、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性便成了康德用来代替信仰的东西。”对宗教信仰的另一个致命打击同样来自德国人，他就是黑格尔。在他那里，是脱离现实世界的超验神，而是既超越又内在于世界之中的理性。世界中的一切都从这个绝对的理性中发展出来，并返回到绝对理型本身。上帝的面容彻底改成了思辨的理智，即绝对精神本身。世界历史的永恒目的及其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原则成为了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本身就是绝对理性在历史中的自我显现。在黑格尔的哲学里面，历史理性作为绝对本身及其在全体人类和整个世界中的具体化，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宗教的全能上帝则被取消掉了。早在1802年，青年黑格尔已然发尼采之先声：“新时代的宗教赖以建基的那种情感——就是：上帝本身死了”。
于是，十九世纪末的尼采终于喊出了“上帝死了”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对消解上帝的时代思潮作了一个总结。“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它没有任何生命力了。超感性世界成了感性世界的一种不牢靠的产品，延续两千多年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基本结构被尼采颠倒了过来。而随着对立面的贬降，感性世界却背弃了它自己的本质。对超感性世界的废黜同样也意味着纯粹感性领域的废黜，感性与超感性之区分也因此被消除。这种废黜超感性世界的过程中止于一种与感性和非感性之区分相联系的“即非－又非”。由于作为超感性的根据和一切现实的目标的上帝死了，超感性的观念世界丧失了约束力，现世的意义就丧失了它的来源。这种废黜也就终结于无意义的状态。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虚无主义，一切客人中最可怕的就要到来。
所谓虚无主义，尼采给出过定义：“是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上帝、作为真实存在着的并且决定一切的世界的那个超感性世界、理想和理型、决定并包含着一切存在者（特别是人类生活）的目的和根据，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最高价值的意义上被表象的。从此之后，现代思潮无法回避的课题就是由尼采判定的“虚无主义时代”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无根”状态，这个根指的就是绝对的价值真实。存在主义哲人雅斯贝斯在谈及现代时代意识的时候曾说：“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人的行动是毫无结果的，一切都已成为可疑，人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可靠的东西，生存无非是一个由意识形态造成的欺骗和自我欺骗不断交替的大漩涡。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只可能产生关于他自身之空无的意识。他关于毁灭的结局的意识，同时就是关于他自己的生存之虚无的意识。时代意识已在空虚中完成了一个大转向。”于是，人们终于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时代现状，人类正直接面对着虚无。而在面对绝对的价值虚无之时，人类所能做的就只能是不断的追问时代精神思想的关键性根本问题：“存在者为何存在，而不是虚无为何存在”，因为虚无已经确确实实地存在于那里了。
雅斯贝斯曾经一语道破了近代西方精神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他认为：“自席勒时代起，现代的头脑即已意识到，关于世界中有神的存在的观念已经丧失——这一观念的丧失是最近几个世纪的特征。与其他地方相比，这一过程在西方被引向了更远的极端。”纵观我们上面叙述的西方精神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纠缠现代世界的根本问题就是虚无主义，而虚无主义就是传统价值的虚无主义，而这一时代问题最直接也最可怕的后果就是对于上帝的离弃。这个世界成了一个无神的世界。所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现在都成了人的认识的对象，它们都是对上帝思想的反思。新教非常重视这一点。自然科学及其对世界的理性化、数学化和物理化同这种形式的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十七、十八世纪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到了最后，当进一步发展的怀疑将上帝也终结的时候，留存于存在中的就只有空洞的物理学的世界体系，其精神被异常粗鲁地夺去了。人们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实存的空虚。而这是一种即便在古典时代最激烈的怀疑论也可以避免的空虚感，因为古代拥有在不朽的神话实在中的那种众神聚居的充实。人与世界都彻底的割裂开来，再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可以让它们重新聚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被理解的：“在‘虚无主义’这一概念下，人们所探讨的是十八世纪末以来的一个难题，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应该如何被把握，不管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个绝对者、即神作为中介。”而对于有着悠久基督教传统的欧洲而言，在上帝缺场的情况，这一问题的提出有着格外惨痛的意义。人必须在缺少上帝光芒的指引下盲目地寻找现世存在的理由和意义。
与雅斯贝斯同为存在主义哲人的海德格尔在《世界图景的时代》演讲中同样关注到了上帝缺场的问题。海德格尔为现实世界的图景勾勒了五个特征，在他看来，这些特征都是现代世界的本质现象。首先就是自然科学的出现，其次就是随之而来的机械技术的蔓延。机械技术与其说是自然科学在实际上的运用，不如说是生命的一次独立的实践性转变，这场转变本身要求自然科学的实践性应用。机械技术是现代科学的本质生命力最为顽强的伸延，它与近代形而上学的本质相表里。与之同样本根本的现代现象是：艺术成了“美学”分析的对象，并因此被视为人类生命的表达。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详尽阐述。第四个本质的现代现象就是人的在世被理解和处理为文化活动。文化通过保护人的历史财富来实现最高价值，而文化保护自己也就成了现代的文化政治。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弃神（Entg·tterung）。弃神乃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一方面世界图景非基督教化了，世界的根基成了无限的、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这实际上也就成了无根基的深渊（Abgrund）。更为糟糕的是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精神守护者的基督教神学竟然把传统教义重新解释为一种世界观，从而使之符合于现代的要求。而弃神就是对上帝和诸神的无决断状态。通过弃神，与诸神的关系成了人的一种宗教的在世体验。一旦到了这个地步，诸神也逃遁了。“上帝之离去，‘上帝之缺席’，决定了世界时代。上帝之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明显而确实地把人与物聚集在他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但在上帝之缺席这件事情上还预示着更为恶劣的东西，不光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之光辉也已经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海德格尔认为，离弃上帝必然跌入世界的黑夜，而世界黑夜的时代也是精神贫困的时代。时代已经如何贫困，以至于它甚至不再能察觉到上帝的缺席了。而由于上帝的缺席，世界便失去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丧失了基础的世界时代悬于深渊之中。在神性光芒黯淡的世界黑夜时代，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的深渊。而在这深渊中，人们将会见到怎样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