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将军家茂也离开京都，进入大坂城，带领庆喜巡视了从大坂到兵库的炮台及警备状况，并根据庆喜的意见，发布了下调物价的命令。随后，将军又于5月16日乘坐蒸汽船翔鹤丸前往江户。
5月20日，庆喜在调查下调物价的实际成果后返回了京都。
5月27日，曾经一度有所收敛的暗杀活动再次在朝廷周围发生。
中川宫的家臣高桥健之丞被杀，首级被悬挂在本愿寺的堂前。
这一次，近侍公卿中并无激进之人，这一事件自然是向以庆喜为中心的秩序维护势力发出的挑战。在几天后的6月2日，轮王寺亲王家的家臣古高俊太郎被新选组逮捕。
各藩志士们皆坚信，不重振长州派就无法实现倒幕，于是在他们的策动下，3天后的6月5日又爆发了着名的“池田屋骚乱”。
池田屋是三条小桥的一个客栈。其时恰逢举办只园祭，煞费苦心地驻留或潜入京都的志士们在池田屋聚集，打算趁乱强行发动政变。他们计划先混在人群中接近皇宫，在皇宫内放火，然后烧毁中川宫府。如此一来，会津的松平容保因为担心中川宫的安全必定会率先赶来。随后，志士们便埋伏在途中，待中川宫和容保一同前往晋谒天皇时，将二人一举斩杀。
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计划。倘若计划成功，志士们会立刻将三条公等人送到天皇身边，一举恢复朝廷权力。这是多么单纯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动啊！
而在如此暴动背后，必然存在一定原因。
长州派一定早已三番四次地请求朝廷赦免长州藩主父子，重新任用三条公等人。他们一定以为顽固阻拦请愿之人便是会津、中川宫和庆喜。而且，若是长此下去，天皇很快便会下达讨伐长州的敕命。一旦敕命下达，他们就会变成朝廷的敌人，因此众人心中一定都很焦急，不得不即刻制订计划。
但即便如此，这一逻辑也是无比荒谬的。如此一来，无论结果如何，天皇都只能被当作政权争夺的玩具。近侍一旦被视作“君侧奸人”，就会受到无止无休的各路攻击，而天皇每每都不得不按照他人要求写下“敕命”。
国体的尊贵本应朝着太阳的大爱而行，而如今却要被迫沦为人间争斗的旗号。因此，意欲阻止此事发生之人自然不会对池田屋事件坐视不理。
于是，会津、所司代、奉行所和新选组都抖擞精神，将池田屋团团围住，准备将骚动扼杀在襁褓之中。
在世人盛传的池田屋骚乱中，肥后的宫部鼎藏和长州的桂小五郎都被认为是好人，而当夜杀入池田屋的新选组组员近藤勇则注定成为他们口中的坏人。
当时桂小五郎（木户孝允）扮作乞丐躲在大桥下面，意识到事态有异，最终险险地逃过一劫。这件事的确能够令人联想到当时志士的苦心与认真态度。
而当夜在池田屋壮烈牺牲的领导人宫部鼎藏，也是肥后一位乡下郎中的儿子。此人自小立志弃医从武，遂学习山鹿流兵法，与横井小楠一同成为肥后藩青年志士的核心，得以大展身手，其见识自然绝不会低。
他曾怀揣亦师亦友的横井小楠所写的介绍信，在江户叩响了藤田东湖的家门，自此开始接触水户思想。
不久之后，宫部便遇见了吉田松阴。他与松阴一道巡游东北，并在水户逗留了一个多月，潜心学习水户学。因此，他对水户的勤皇论理应有着极深的了解。
至于密会的详细计划，宫部或许并不清楚，因为他是在密会的前一天刚刚潜入京都的。听闻同志们将在池田屋密会，他立刻匆匆赶去见与会的22名同志。
当时，池田屋已被会津及其他藩的士兵团团围住，经过精挑细选的七八十名新选组组员也准备好大举杀入，宫部鼎藏自然对此也是毫不知情。
孩子啊，备好马鞍，趁着皇宫玉阶的樱花尚未凋谢。
他深爱子女，文如其人，是一名重情重义的高洁之士。正当他在席间高声吟唱自己创作的歌曲时，近藤却骤然率人杀入。
众人起初还竭力抵御，但片刻之间便被斩杀殆尽，甚至来不及兴起逃跑的念头。
“好，大丈夫断不可受辱，死也要有尊严！”
宫部鼎藏大声疾呼，挺立原地，就此剖腹自尽。
不知为何，关于这次密会的内容，长州方面不愿详加透露。事后看来，恐怕是因为其中存在诸多误解。当时被杀之人还包括杉山松介、吉田稔麿等几名松阴门下的杰出人物，而宫部鼎藏与松阴乃是刎颈之交，这多少也可看做是一点慰藉。
宫部自尽时才四十五岁，着实令人惋惜。
还有一则关于宫部妻子的轶事。他的妻子曾为年幼的女儿事先准备了漂亮的衣服，并如此训诫幼女：“你是武士之女，当官吏前来逮捕时，不可像普通女子那般哭闹，应该身着盛装，规规矩矩地束手就缚--这件衣服便是为此准备的。”
“母亲，不用先换衣服吗？”
据说，当密探来到宫部家中时，他的女儿如此天真无邪地问道。
众多如此善良之人，终不免化作堆积如山的累累白骨，这便是现实政治中人间权力的斗争。在这如山白骨的面前，若还能平心静气地手持“诏书”，如何能维持天长地久的理想？所谓的人间的政治，有时实在是无比残酷。
赦免西乡自然也是这种政治策略之一。岛津久光被任命为权少将，长久以来的忠诚终于得到认可。从表面上看，这样做算是对岛津久光的祝贺。
按照大久保一藏的安排，吉井幸辅和西乡吉之助的弟弟西乡从道等人将作为使者前往冲之永良部岛迎接西乡。西乡心绪澎湃，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出上代藩主齐彬所赐的外褂套在身上。
随后，在西乡的授意下，众人还一同带回了被流放在鬼界岛的村田新八。然后，西乡带上侧室所生的爱子，于2月28日乘船抵达鹿儿岛。到了鹿儿岛后，西乡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齐彬墓前祭拜，而后于3月4日再次乘船前往京都。
3月14日，西乡抵达京都。
18日，西乡谒见久光，受命负责军事赋役。
可以说，从这一刻起，他以陆军大将的身份在城山自尽的悲惨命运便已注定。
上代藩主齐彬为西乡设定的是“机密秘书官”这一彻头彻尾的政治立场的职务，但如今，久光身边已有大久保一藏，若大久保和西乡同时作为久光近侍，将令大久保无法畅所欲为。于是，久光令西乡摇身一变成为军人。既然西乡是军人，大久保一藏只需声称：“这是久光侯的旨意！”便可轻易压制西乡。
而且，赦免西乡是大久保的主意，单纯、正直且重情重义的西乡想必心中对其十分感激，必定会唯命是从。
另外，萨摩自英国订购的两艘军舰和六十门大炮也已运抵横滨，西乡想到自己可以凭借这些新型武器投身于救国运动之中，必定会感激得热泪盈眶。
至少在获得赦免的这一时期，西乡是满心的感恩，完全看错了大久保的为人。西乡或许坚信大久保与自己一样……不，也许他认为大久保的心意比自己更加纯粹，是向着“建设日本皇国”迈进的大英雄。
而西乡抵达京都后不久，便爆发了“池田屋骚乱”。
我们大致可以想象，重情重义的西乡在得知主谋者是木户孝允等二十多名长州藩士和肥后的宫部鼎藏后，心中会作何感想。
西乡此时的思维暂时性地偏离了正轨，不，并非偏离正轨，应该说是忘记了水户而过于接近大久保。他终究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判断，已经无法去质疑单单凭借权谋术数是否真能创造出一个“皇国”。
而久光和大久保宣称池田屋骚乱的主使者便是庆喜，这一招也颇为见效。
而且，当时的西乡既不清楚水户与长州之间的“密约”，也不知道庆喜其实并不赞成攻打长州。如此一来，西乡遵从藩策，暂时变成了庆喜的敌人。
所谓水户与长州的密约，是指由水户藩粉碎故步自封的幕府政权，长州藩则负责破坏后的重建，确保万无一失。
庆喜对此事也略有耳闻，而水户也是因此统领志士，将井伊斩杀。然而，长州却在事后变得愈发激化，以至于事态发展到了如今的地步。因此，自从以三条实美为首的七位公卿被迫离开京都后，讨伐长州就逐渐成为了宫廷之内的舆论焦点。
庆喜则一直在暗中压制这种舆论，因为他认为，长州不可理喻的行为更多是源于因年轻气盛而导致的暴乱，他对此深感同情。
因此，当时的水户，依然有藤田东湖之子小四郎和武田耕云斋的天狗党起兵，而浪人们也接连不断地向宇都宫聚集。当然，从精神层面上来看，这与水户同长州之间的密约不无关系，庆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西乡于此时进京，且又不知水户与长州之间的密约，自然导致连接西乡与庆喜的思想纽带遽然断裂。这是历史上一个极大的不幸，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知毕竟有限，终究是件无可奈何的事。
“一桥殿下似乎颇有成为将军的野心，青莲院宫（中川宫）也变得不再可靠了……”
这便是西乡当时抵京后的述怀之言，直接效仿了大久保的政治方针。
如此一来，京都的气氛自然会变得不再平静。京都先前已暂时性地实现了公武合体，而以池田屋骚乱为契机，一度平静的京都治安再度发生崩溃。
这也表明，萨摩重新得势，天皇实现君臣如一的理想再度发生了严重动摇。
当时的天皇曾如此转告将军和庆喜--在左京的众大名中，会津的松平容保最值得信赖，其次便是越前的春岳、伊予的伊达宗城、土佐的山内容堂和萨摩的岛津久光等见识非凡之人，在执政时应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而且，天皇甚至还在书信中表示，他视将军如己出，希望将军也能将自己当作父亲一般。
身为天皇，有如此想法不足为奇，可一旦脱离国体，置身于现实政治中来看，便会发现其中的不通之处。因为这样做或许会造成对立性的误解，例如，格外喜欢弟弟是否意味着讨厌哥哥呢？
就这样，在各种思想混乱错杂的情况下，长州终于决定进京。这一决定体现出了草莽豪杰们难以忍受的焦虑--倘若就此不加理会，藩主庆亲父子自不必说，从七位公卿到众多志士恐怕都会因蒙上“贼名”而惨遭埋葬；而另一方面，从战术上讲，若是袖手旁观，幕府和萨摩恐怕会联手讨伐长州，长州很可能会被全灭。
这或许也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而所谓的“思想”当真是一种微妙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