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父亲早已回国的消息其实像蝴蝶一样满天飞。
刚开始消息还只是在那几个同我父亲一起去日本的人嘴上绕来绕去。他们从东洋回来，境况参差得厉害，腰包极鼓的凤毛麟角，一贫如洗的为数不多，大部份人都处于仅比娥眉人提前几年进入小康这么一种状态。不过，他们每一个却都做出一副钵满盆盈的样子凯旋，不约而同都迈着成功者的方步踱到我家来。平心而论，他们是没有恶意的。当年一起缩着身子挤在甲板底下一个小柜子里，比装在竹笼里拉到市场出售的鸡鸭都不如，鸡鸭挤得喘不过气来，还可以吱吱嘎嘎地把不满尽情表达，可是他们却连屁都不敢纵情放。彼此也算是同生死共患难了一场，友谊多少是有的。所以，他们觉得衣锦还乡了，来看看难兄难弟许鹦鹉，理数上应如此。他们跨进我家，个个都梳油光的头发，穿日本式贴身西服，皮鞋铮亮，看上去俨然已经是个资深洋鬼子了。
我母亲姜榕树一点都不激动，她安静地站在那里，或者干脆就坐着，连站都不站起来。而我奶奶每回都小跑着迎上去，她以为他们带来许鹦鹉的消息了，所以很期待地问：“鹦鹉在外面怎么样了？”
那些人总是大惑不解，以为我奶奶又犯年轻的毛病，弄起幽默来了，就站立好，双臂紧贴大腿，躬个身，客客气气地说：“请多关照！”
我奶奶马上就软下来，眼睛转到门外或者窗外，嘴坚定地抿起来。她沉默其实已经算礼貌，如果黄皮这时在场，她还会对准黄皮的肚皮踢上一脚，然后寻一些难听话来骂上一通，那基本就算是逐客令了。
我父亲当年的难友这才回到做中国人的模样，松弛了表情，自然了体态，好奇地问道：“许鹦鹉呢？许鹦鹉不是早就回国了吗？那年，他说要回国的时候，我们日本正樱花盛开哩，漂亮极了，眼睛都看不过来！”
我奶奶右手的大拇指用力压住食指、小指与无名指，直翘翘地竖着中指，一挥臂，一抖腕，中指立即像把剑带着风嗖地戳到对方的鼻尖上了。“你们日本？呵呵，去了几年回来不会说人话了？我告诉你，操你妈的你们日本！”
来者一愣。这个动作他确实已经有些陌生，更重要的是他一下子无法明白我奶奶愤怒的原因。回过神来后，马上笑了，觉得我奶奶真是很可笑。他们倒不与我奶奶一般见识，毕竟是开过眼界的人嘛。这些年娥眉人一茬一茬地往外走，谁不走好像都吃了大亏似的。但我父亲的这帮难兄难弟，他们毕竟是第一批吃螃蟹的勇士，在娥眉已经拥有不可动摇的开山鼻祖的地位，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哪会跟一个从来没离开过娥眉的老太婆计较什么。他们呵呵呵地笑了一下，看上去倒有点君子风度，然后认真地说：“许鹦鹉肯定是回国了，这骗不了我，他肯定回了。”
我父亲许鹦鹉也许真的是回国了，曾经有人在上海见过他，又有人在江苏、北京、大连、青岛见过他。那些人回来，像见到什么稀奇物地奔走相告：
许鹦鹉剃个光头。
许鹦鹉留着油光可鉴的分头。
许鹦鹉穿价值两万多块钱的名牌西服。
许鹦鹉开着值一百多万钱的奔驰车。
各种版本都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中，我父亲许鹦鹉嘴脸又都是高度的一致：总是一副趾高气扬的大亨派头――这当然使得消息确凿起来。但有趣的是，所有的消息，哪怕说得再言之凿凿，细问下去，对方马上就露出惭愧的表情，他们居然无一例外没有同我父亲说上一句话，甚至连点头招手之类的礼节招呼都没有打上一个――这又使得消息虚无飘渺。
不过两相比较，我私底下还是更相信我父亲的确回国了，他从日本回来，但没有出现在娥眉，他在上海北京大连青岛南京等地像鬼魂一样出没。
沙佳邦问：“你怎么不给你父亲打手机？”
我说：“我没有他的手机号码。”
沙佳邦问：“那你不会给他发E-mail？”
我说：“我不知道他的E-mail。
沙佳邦又说：“那你给你父亲写信吧。”
我说：“我不知道他的地址。”
其实我多么希望有他的手机号、电子信箱与住址，我想找到他，跟他坐下来，我们两个男人谈一谈，也许就能找到撬开坚硬现实的一个办法。可是我不知道我父亲究竟在哪里，人海茫茫，根本找不到他的踪迹。
以正常的逻辑推断，我父亲不跟我母亲联系，不跟我不跟许盼望联系倒也说得通理由，但他不应该把我奶奶也抛到脑后，一起不管不顾了呀。我的奶奶，按她的话说，几乎是把自己的肉一块块割下来才把许喜鹊和许鹦鹉两兄弟喂大的。孤儿寡母，必然是格外艰难的，辛苦的汗水汇成一条河。可是我父亲一走二十年，没有给他渐渐年迈的母亲捎回任何音讯。
我奶奶不怪我父亲，她从来不怪，但她一定要怪我母亲，肚子深处伸出千万把刀子，恨不得把我母亲剐成一堆烂泥。我母亲姜榕树不但让许鹦鹉走了，去了日本，甚至连我的伯父许喜鹊，他就在北京工作，也已经二十年不回家了。1983年春天我的伯父许喜鹊因为神经功能紊乱，一整一整夜无法入睡，连胃口也全无，因此不得不返乡休息了一个多月。然后再离开，就再也没回来过。两个儿子，都因为我母亲这个女人，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飘远了，拉都拉不着，拽都拽不回。真让人不由得要想起那个竹篾匠，他在一夜之间就从人间蒸发掉了，一个影儿都没有闪过。许家男人的血液中是否都潜藏着类似的基因？
娥眉人说，竹篾匠本来早就有家室，他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到娥眉做竹篾活的。谁知道这么巧，我奶奶的几个哥哥正急着给养在闺中快成老妖怪的妹妹找男人，是他们合谋逼竹篾匠就范。竹篾匠孤身一个，人生地不熟，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将错就错。反正也白白消受了一个女人，好歹播下一番种子，然后见大功告成，他立即找机会溜之大吉了。
也有人说，竹篾匠本来以为我奶奶是黄花闺女，情深义重待他不薄，模样儿也有几分俏丽，所以他误以为沾到了小便宜，也姑且愿意花好月圆白头偕老。可是后来，他终于听到日本人的事了。竹篾匠是北方人，一家都被日本人杀光奸光烧光了，他侥幸捡一条小命独自逃到南边来讨生活。这种人怎么听得了“日本人”三个字？他恨日本人恨得不共戴天，又怎么能容忍躺在一旁的女人是日本人享用过的？所以，所以啦，他一定要远走高飞，他走之前没有把我奶奶大卸八块、脑浆四溅就算他手下留情了。
无论哪一种说法，大家都是站在竹篾匠一边的，好像觉得他娶我奶奶本来就吃亏了，不走就更吃亏，走了是对的。我奶奶在娥眉人缘一直都不太好，也不是她刻意装清高要跟谁过不去，都被日本人玩过的人了，再怎么的也清高不起来，平心而论原先有一段时间她倒是很努力讨好每一个人，七姑八姨叫得甜，三叔四舅笑得勤，可是又叫又笑得脸颊肌肉都酸了，也没有人领这份情。讨厌这种情绪好像是会传染的，一个人要是被另一个人讨厌，很快就会扩散开来，几十人几百个人很可能也会莫名其妙地跟着讨厌起来，好像不加进去讨厌都显得落伍、没眼光没见识似的。我奶奶在娥眉的日子总之是不太妙的，那些人简直都有些落井下石之嫌。不过别人那么替竹篾匠开脱也就算了，我奶奶居然也平白无故地认为竹篾匠走掉没什么不对。我很小的时候，我奶奶就对我说过，她说：“那只虾米怎么能不走呢？他不走才是二百五呢。”
我奶奶一直把驼背的竹篾匠称作虾米。
我那时世事所知甚少，注意力都在汪汪吼叫的母狗黄皮身上，所以根本不求甚解就让这句话滑过去了。后来想起这句话，怎么都觉得奇怪，仿佛潜藏着无限的玄机。可是再问我奶奶，无论怎么求怎么问，她都已经不愿开口了。她噜着黄豆，左一下右一下，径自沉入无边的冥想之中。
自从日本人把她奸过之后，我奶奶就喜欢上了吃炒黄豆。她把黄豆一粒粒扔进嘴里，咯叭咯叭咬得脆响，脸颊上的肉跟着一下一下地隆起，跟小丘岭似地凹凸起伏着。日本人难道跟黄豆有什么关联？娥眉人窃窃私语，却总也琢磨不透。黄豆让我奶奶的牙齿受到很好的锻炼，所以她只要一咬人，就一定要咬下一块肉来，让人闻风丧胆。但是后来我奶奶的牙齿不行了，我父亲去日本后，我奶奶的牙齿就像一堆熟透的果子一颗颗不可遏制地往下脱落，终至于一颗都不剩，留上下两排猩红的齿龈赫然伫立着。此时黄豆无论如何都咬不动了，但每一天她仍然要往嘴里扔黄豆，慢慢噜着，细细噜着。坚硬的黄豆陷在四周柔软之肉的包围中，渐渐苍白起泡，像蛇皮一样皱巴巴。
我有时候会从一个男人的角度体验一个蓦然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女人的彻骨悲情，她的确太倒霉了，任何人只要摊上其中一件都痛不欲生了。我安慰她：“我爸他听说已经回国了。”
我奶奶像只突然被推上开关的电动玩具，一下子就摇头晃脑大幅度地动起来，两眼发出刺人的光。“是！”她说得十分肯定，“他回国了。”
我马上警觉地望着她，我说：“他跟你联系过？”
我奶奶笑了，音调陡然尖利起来，她说：“没有，鹦鹉他才不联系哩！鹦鹉他不联系！不联系就是不联系！哈哈，不联系！哈哈，哈哈哈哈。”
她笑得太怪异了，让我一下子又失去了对她的亲近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