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我奶奶是有过极其疼爱我的阶段，那是早期，在我年幼的时候。我年幼不谙事，所以，她基本上做的是无用功，至今都雁过无痕了。有了记忆以后，我印象中我奶奶是不对谁好的，她的情感一下子沙漠化了，尘土飞扬。
只是奇怪的是，她居然对沙佳邦一见如故。
沙佳邦22岁，这样的年龄就放胆游走天涯，其胆略至少值得敬佩，我奶奶不知道是不是看上这一点。沙佳邦第一次来我家，围着我奶奶转动，我奶奶则乐呵呵地看着她，那股温暖的眼神是我非常陌生的。沙佳邦去看海，拖着我奶奶一起走。我奶奶近些年几乎都不出门了，哪儿也不去，阳光、风以及外面的空气，好像都跟她有仇了，她也不理它们，最多到门口的台阶坐上片刻，很快又缩着身子嘴里老鼠般吱吱吸着冷气退回来了。我去城里了，许盼望去城里了，这个家剩下两个女人终日沉默面对，我相信是无趣的，透着锥心的寒冷。我母亲幸亏每天去学校上课，有一大群同事和学生帮她打发掉日子的沉闷。她始终如一是个愿意为党的教育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好教师，紧张的升学压力也让她忙着没有多少清闲的空隙，每天大量的时间都给了学生。
我母亲一走，家里就更空荡了。
我奶奶倒也没闲着，她打毛衣。一件男人的毛衣，又宽又大，用蓝色的粗毛线。这是一件永远也织不成的毛衣，我小时候就看到她在打了，完成后就拆掉，然后重新开始。当然那时还没有毛线，她是将白手套的纱拆下，染成蓝色的，后来改成膨体线，再后来是毛线，总之她整天低头织个不停，比织网的蜘蛛还专心致置。我以为毛衣是我父亲许鹦鹉或者我伯父许喜鹊的，但是后来许鹦鹉去日本，许喜鹊在北京，他们二十年没有回来过，我奶奶也还是不停地忙着，织了，拆掉，然后再织，再拆。织的时候，她总是很着急，手指像装了马达一样快速忙乱着，而拆的时候，她同样急不可耐，好像是一件极不成功的作品，怕被人看到。每拆一次，线就少一点，这倒没关系，她已经买了一大堆毛线放在那里，都是蓝色的，像大海的颜色，它们垒在我奶奶的床头，就是再花上二十年的时间她也打不完的，所以她不出门，她像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坚守着实验室一样，终日缩在她的房间里，争分夺秒打着那件古怪的毛衣。可是沙佳邦说：“奶奶，我们一起看海去吧，好不好？”我奶奶居然立即眼睛亮亮地放下毛衣，霍地站了起来，她说：“海是看得吗？我们去看，我们就要去看！”
见过我奶奶织毛衣的人，一定会对她那双手惊叹不巳，甚至达到着迷的程度。她优雅地抓着竹针，手指像弹钢琴一样上下快速翻飞，尤其是右边那只手，食指从容地将线顶起，一下一下地往竹针上绕着，而小拇指，那是最精彩的，小拇指绕着着线，往上翘起，像只轻盈地泊在荷叶上的蜻蜓。我以前常盯着她的手看得出神，我觉得她的手简直像在变戏法，动来动去之中，挂在竹针上的蓝色毛衣在她胸前就一寸寸地长下去，好像是从她口中吐出来的一截大舌头。
除了牙齿过早衰老之外，我奶奶的身体其实比人们想象得好，精瘦精瘦的，没有一丝多余的肉，腰板也没有弯，挺得像块老床板。我家离海边得走上十几分钟，我奶奶一路上都走在前面，脚步迈得利索而迫切，好像从来没看到过海的人不是沙佳邦，而是她。
那天海上风大极了，我说的风不是台风，台风一般夏季才会来临，而此时还是春天。春天的风在海上刮着，像个忧郁的少妇，一声声呜呜呜地叫。在村中未必感觉得到它的存在，最多有响声隐约传来。村中那一片片刺桐花开正盛，可是没有树叶，树叶都让贤给花朵了，得等到天气渐热，花朵渐谢了，叶子们才会绿油油地布满枝头。没有叶子的树是安静的。但迈上镇子边沿的堤坝，风马上就刀子一样迎面捅过来了。我有点担心我奶奶，怕她被哪阵风一刮，就飞上了天，如同一只风筝。我过去挽住她的手臂，她一抖手，拒绝了。但沙佳邦去挽她，她温顺地接受了，还咧开嘴笑笑，把猩红的齿龈尽情呈现。
娥眉的沙滩真好，沙子金灿灿地连绵而去，平坦，壮阔，细腻，如同贵妇人丰腴的肌肤。传说，当年那艘被风刮来的商船就是在这里靠岸的，我的那些魂飞魄散的祖先们连滚带爬上了沙滩，脚一软，横七竖八就躺下了，远远望去，就像晾晒在沙滩上的一条条带鱼。真是好地方啊，这是他们的第一印象。如果没有这片望不到头的沙滩，我不知道这群人会不会留下，地球上会不会有娥眉这个地名的出现。许多年前曾传得很盛，说有个台商看上了这里，要来投资弄个全省最大的综合性游乐场，建水上乐园和海底世界等等，据说图纸都出来了，最后不知哪个关节又卡住了，至今没有动静。
呵呵！我奶奶对着海笑，一边伸出了中指，非常用力地往空荡荡的前方戳去：“海！海什么海！没看过吧？”她扭头对沙佳邦说。我有点难为情，我奶奶的样子很像是一位带着穷光蛋走进自己流光溢彩宝库之中的富翁，不可遏制的得意之情汹涌奔腾。以我奶奶的年龄与身份，她口气大一点对沙佳邦说话我倒没意见，关键在于她都拿大海当成她的私有财产了，这无论如何都有些滑稽。而且，还把不文明的动作弄得那么醒目。
其实沙佳邦站在海面前挺平静的，这与她当初听说我家在海边，于是蹦跳起来要我带她去看的兴奋判若两人。我多少有些失望，她如果惊喜地跺脚舞臂大呼小叫，甚至脱掉鞋子挽起裤子，像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一样啪叭啪叭踩着水奔跑起来，我肯定很愉快，很有成就感。这就有点好笑，我对我奶奶的王婆卖瓜不为以然，其实却是一丘之貉。
我问沙佳邦：“你以前真的没看到海？”
沙佳邦说：“没有。――噢，电视里见过了。”
我说：“电视里见的算什么，那只是一汪小水沟。”
沙佳邦看了我一眼，她说：“我觉得比电视里差多了。”她又进一步打击我：“真的不过如此嘛，怎么所有的文章都肉麻地把海说得那么美？”
我心里多少有些后悔把她带到娥眉。一双看惯钢筋水泥丛林和各种现代机器的娇嫩眼睛，未必能读得懂大自然的狂野不羁。我说，那我们回去了。沙佳邦没有表示异义，但我奶奶马上很剧烈地甩动双手，中指又戳出去了，戳向天空。“海！”她对沙佳邦说，“没看过吧？海！海就是海！”说着还张开两腿往上重重一跳，她的脚立即在沙滩上砸出两道非常难看的坑，坑的边沿干燥的沙子顺着斜面往下滑，渐渐把她的脚淹没掉，她于是矮了一截，像个用两根棍子支撑在那里的稻草人。
沙佳邦后来对我说，她那天有些震撼，因为在海边，我奶奶一下子年轻了，像个任性的少女。我点点头，我觉得她的看法很对。连我都是意外的，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看到我奶奶呈现过这样的一种面目，她活蹦乱跳得像只精力过剩的青蛙。
我脑子里出现了与电影镜头闪回相类似的一幕幕，我看到年轻的我奶奶，她那时才12岁，穿对襟衫、大管裤，脑后垂着一根辫子，脚上是双自己制的绣花鞋。
12岁的陈依妹从海边走过。
14岁的陈依妹从海边走过。
23岁的陈依妹从海边走过。
海风也是这么大，风把她越来越秀丽的脸吹得红扑扑的，衣角与裤管也往上撩起，露出一小片光滑闪亮的皮肤，连绣边的小红肚兜都隐约可见。真是一个芳香四溢的女人啊，蓝天白云湛蓝的大海都成了她最好的陪衬。可是这个女人如今站在那里，尽管她的腰杆仍然挺得像块老床板，可是，她的生命滋味已经被滔滔海水带走，被金灿灿沙滩吸走。我突然不想再呆下去了，像呛了一口海水似的，嘴里又咸又涩。我说，奶奶我们回去吧。
她扭身，说：“回什么去？”
我说：“我怕你着凉生病了。”
她又一扭身，很不耐烦地打断我：“病是凉出来的吗？”
沙佳邦脖子一拨，很大声地应和了一句：“对，病是凉出来的吗？哈哈！”她居然突然来了兴趣，太突然了。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她的兴趣是被我奶奶激发出来的。她们两个一老一少女人，接下去就在沙滩上充满动感地呼叫奔跑，声音与潮水上涨的哗哗声交叉错落，互为应和。
沙佳邦终于如我所愿挽起裤管，脱掉鞋子，她穿着红毛衣，在浅浅的海水上像只美丽的蝴蝶轻盈翩跹着，溅起雪白的水花，风刮动她的长发，长发在脑后变成一块招展的黑绸布，有时又往前甩去，把她脖子以上齐刷刷裹住。这时如果拿她打一外国名着的话，谁都可以一下子找到谜底：红与黑。她浑身真的仅剩下两种颜色了，红衣与黑裤黑发。我得承认，她确实在海边、在我眼前制造出了视觉盛宴。
而我奶奶一点都不示弱，她甚至鞋都不脱，直接就踩进水里，咯咯咯地笑得前仰后合。我独自站在那里，有点不知所措。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你想想，一个是几分钟前还对海满腹牢骚的北京女孩，一个是古里古怪的老奶奶，她们在那里异乎寻常地齐笑共舞，好像吃错了同一种药，叫人一时之间怎么能回过神来？
“贝壳！多漂亮的贝壳！”沙佳邦捡起一只小花螺壳，递给我奶奶。
我奶奶接过，仍然哈哈笑着：“贝什么壳！漂什么亮！”她把贝壳举起，对着太阳。太阳显然有些刺眼，她眉宇间皱起来，皱纹以眉心为圆点，像一朵菊花般四下绽开。“今天是喜鹊鹦鹉的生日哩。”她突然说，如同自言自语，声音又轻又短促，恰好一阵风过，一下子就刮走了。
但我还是听到了，我问：“今天？就是今天？今天是他们的生日？”
沙佳邦不明就里，她探过头好奇地眨着那双大眼睛，问谁的生日？
我奶奶再次把贝壳举起，这次举得更高了，脚后跟都踮起来了，好像要飞起来的样子。她说：“哈哈，贝什么壳！壳什么贝，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