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中国当代文学泰斗；祁鸣，一个极普通的影视记者。若以世俗的眼光看，两人的社会地位有霄壤之别。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笼罩在巴金头上的乌云尚未彻底驱散，祁鸣就开始零距离地跟随巴金，22年来（从1977—1998年巴金住院前的最后一次照相），用镜头记录下无数珍贵画面。而巴老也始终将祁鸣当做知心的晚辈，与他敞开心扉聊天，并在政治和生活上关心他。他们两人的情分，体现了一位文学大师的崇高人格和温热的人文情怀。并证明了一个真理：高尚的人之所以令人尊敬，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谦逊。
巴老与祁鸣的“君子协定”
2005年10月17日黄昏5时左右，祁鸣正在收看“神舟六号”航天飞船成功返回的专题新闻，突然接到巴金在四川的亲戚打来的电话，祁鸣还以为他们是为了筹划11月份巴金的生日而提前赶来上海的，再一听，原来是“老人家不行”的消息，于是马上赶到华东医院特护病房，只见医生护士在院长的指挥下围作一团实施抢救。17时零6分，一代文学大师停止了心跳。祁鸣强忍着悲痛，为心爱的巴老留下了最后的影像资料。等上海市委市政府和作协的领导赶来为巴老送行时，祁鸣悄悄退至一旁，找了个角落默默拭泪，并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与巴老交往的情景一幕幕地涌上心头。他想起2003年11月25日，躺在华东医院病床上的巴金将迎来他的百岁生日。在玫瑰、蛋糕、红烛及热情洋溢的颂词之外，《生活中的巴金——祁鸣摄影展》在上海半岛艺术中心开幕了。这是祁鸣献给巴老的生日礼物。摄影展的开幕式上，祁鸣再三对媒体记者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摄影展，它其实是老人家这20多年来的风采展现。我只想告诉大家，生活中的老人家其实更加亲切，更加真实，也更具人格魅力。”
祁鸣一直将巴金称之为“老人家”。展出的100幅照片是从满满一桌子照片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因为忙累，祁鸣上火了，嘴巴一边大一边小。巴金回故乡，巴金在汪庄，巴金吃馄饨，巴金在散步，巴金在沉思，巴金被外孙女逗得大笑……
因为是文化名人，巴金的私人空间一再被压缩。但生活中的巴金，依然保持着亲切，谦虚，低调，婴而不孩。
伤离别的那个晚上，祁鸣想起了与巴金交往的经历……那还是1977年春天的事情了。“四人帮”被粉碎，文学的春天也来到了，大家的心里都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想多做点事情，把过去十年被耽误的时间追回来。那时的祁鸣是一名上海电视台的记者，正处于年富力强的黄金岁月，平时接触过不少文化名人，也慢慢酝酿着一个念头：把渡尽劫波的老艺术家的音容笑貌记录下来，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库留下一点珍贵的资料。那年春天，他为漫画家张乐平先生拍了一个电视专题片，同时问起巴老的情况。张乐平马上说：“对啊，你赶快去给他拍片！”在他的引荐下，祁鸣不久就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巴老。
祁鸣清楚地记得，在那条僻静的湖南路上，深深的庭院杂草丛生。巴老那时刚获得“解放”，但有些问题还没有定论，来看望他的人很少。见到张乐平和他，显得特别高兴。叙谈中，祁鸣向巴老表达了要拍几张照片的愿望，巴老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巴金在家里接待柯灵、孔罗荪、王西彦、师陀、张乐平，巴金的胞弟李济生也在座。那天，几位老人显得格外高兴，谈笑甚欢，祁鸣选择不同角度飞快地按动照相机快门。这张照片见报后，在全国各地报刊多次转载，读者反响也极大。老艺术家们的笑容明确地告诉大家：文艺的春天来到了。
初春的浮冰还没有完全消融，祁鸣为老艺术家“树碑立传”还不是名正言顺的。再比如，贺绿汀还没有平反，赵丹、俞云阶的头上还笼罩着阴影，但他根本不顾这些，满腔热情地为他们拍电视片。后来他又拍了电视专题片《访老作家巴金》，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78年年初才播出。但是祁鸣提出要跟踪巴老拍些生活照和工作照，他怎么也不同意。巴老一向主张作家的名字应该和作品一起出现，更不愿抛头露面。他对祁鸣说：“你应该去拍茅公，拍夏公，拍冰心大姐，我算什么呀？”可是祁鸣想起鲁迅，由于当时的条件不允许，他留下的资料极少，所以现在我们研究鲁迅就有不少遗憾。如今条件允许了，环境也好了，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呢？于是以记者的韧劲一再恳求巴老以后每遇重要活动就通知他一声。当时巴金只是笑笑，事后每次外出活动却一次也没有通知祁鸣。
祁鸣得知情况后很着急，便一次次到巴老家里“泡磨菇”，巴老就是不点头。有一次，祁鸣去参加市政协一个联欢会，恰与巴老乘同一部电梯上楼，巴老幽默地用四川方言说：“你也来啦，我看到你就害怕。”祁鸣就趁机再次提出要求，巴老终于为他的真诚打动，与他达成一条“君子协定”：“你要拍我可以，但不要太突出，有些照片在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发表。”祁鸣连连点头，一张脸笑得就跟一朵花似的。
巴老说：一个人也不能挨饿
祁鸣开始为巴金拍电视和图片资料，用的是自己的业余时间，照相机也是自己的。当时摄像机还很笨重，为了确保质量，他经常用电影胶卷，向电视台借机器还要候空档，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见的。所以祁鸣用“地下”两字来比喻自己的工作。后来上海广电局的领导去看望巴金，提起要为巴老拍些资料。巴老说：“你们台里的祁鸣已经在拍了。”局领导一听非常高兴，回台后马上给祁鸣配了设备，从此祁鸣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从“地下”跑到了“地上”。
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巴金、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上海为巴金授勋、巴金在寓所接受“但丁国际奖”、巴金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仪式、巴金参加全国政协、巴金回故乡等，祁鸣都在场拍下了珍贵的资料。在北京，夏衍看了部分资料片后还建议他“把萧珊的镜头补进去，巴老在法国住过的地方也要拍一些。”曹禺则称赞他：“为中国文坛，也为世界文坛做了一件好事。”20多年来，巴老与这位普通的记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世纪80年代末，祁鸣发现巴老行走时有点不方便，追问之下才知道他脚底生出一个鸡眼。祁鸣马上通过熟人请来浴室里的老师傅到巴老家，三下五除二地给老人扦去了折磨他很久的鸡眼。老人家起身后跺跺脚，笑得像个孩子：我又可以多跑一些地方喽。
巴老也时时关心着祁鸣，只要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他就会问家里人：祁鸣怎么好久没来了？他去哪里啦，会不会生病了？
巴老每出一本新书，或者再版旧著，都要签了名亲手送给祁鸣。
最让祁鸣难忘的，是1984年在日本东京参加国际笔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巴金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祁鸣是随团采访的唯一一个中国记者，当时中国电视记者的设备还很落后——他身背20多公斤重的电瓶，右肩挎着重10公斤的摄影包，脖子上还吊着一架长镜头照相机，活像一个货郎担似的与身高马大的外国记者抢镜头。经常工作到次日凌晨才能回到住所，累得喝口水的力气也没有了。
代表团下榻在新宿地区的京王饭店，但负责接待工作的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只管巴老和他的女儿李小林、还有一个作协的干部和翻译四个人的伙食，祁鸣只能到外面找小饭店自己解决，花费甚高又吃不饱。巴老知道后就对他说：“要吃一起吃，一个人也不能挨饿。”
日本料理本来就以量少精致“闻名于世”，四个人的伙食五个人吃就更显尴尬了。但菜一上来，巴老首先将自己的那份夹到祁鸣的盆子里，并用家乡话说：“不要搞垮了身体，吃饱了才干得动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