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因工作关系去北京访问了一些老作家，其中有心仪已久的《李自成》作者姚雪垠。记得我们到北京的第一天傍晚，即去木樨地路南的“部长楼”，叩开了姚老的家门，迎面开门的是一位面善和蔼的老太，猜想是姚老的夫人，她一听是从上海来的，即热情地把我们引进客厅，并悄悄告知，姚老已上床睡了，我进去瞧瞧。不一会儿只听得姚老高声问“谁来了？”回答“是上海来客”，“快请他们进来吧”。就这样我们很尴尬地进入姚老卧室。见姚老躺在床上，穿着一件红色的睡衣，一头银发，面色红润，带着慈祥的笑容说：“很对不起，我习惯早睡，这是我多年养成的老习惯了。”我忙说：“是我们来得太唐突了，事先也没与您联系，还请多多原谅。”他又回答，你们是远道来客，哪有不见一面的道理呢！轻松愉快的交谈，顿时使我感到眼前是一位豁达开朗的老人。趁此机会我们拿出相机，对准老人拍了多张照片。当我们正向他征集手稿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时，突然他向我们说：“你们知道吗？我曾在上海呆过，那是上海解放后，我在私立大夏大学任教，还兼任副教务长和现代文学院院长。1951年春天，当时华东高教部正在积极筹备上海几所私立大学如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震旦大学等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这一年我已41岁，如果继续留在学校教书，后半生只能一边教书一边做学问了。我对自己做学术研究并不抱多大希望。如果离开学校，回去写小说，可能会成就大些。经过几个月的苦恼彷徨，我完全下了决心，回到河南家乡从事专业创作。虽学校师生和有关的同志们竭力苦留，可我已下决心，任何规劝和挽留都不能使我动摇，到了暑假，好像是8月1日我离开学校的。记得临走前一二日，差不多是全校教职员在院中为我饯行。临离校时，文学院的师生们还敲锣打鼓地为我送行。这是我最后告别了正式教书的生活。”只见姚老兴致勃勃地回忆了当年在上海的教师生涯，在感情上还是很留恋的，但他当时意愿已决，回河南家乡继续搞小说创作，立志为中华民族的文学事业做出较大贡献。为了不影响他的休息，我们正向他告别时，姚老夫人进来，姚老指着夫人说，她叫王梅彩，是小学教师，年青时是个大美人。他随手从床头柜上拿起一只相架，上面存着一张梳着两根辫子的年青秀丽姑娘。他很风趣地说：“你们看，她老了还是那样美。”此时这位夫人笑着说：“别听他的胡言。”见着这对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深深为他们祝福健康长寿。
这次拜访，虽然时间很短，但姚雪垠的光彩印象，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姚雪垠原名姚冠三，字汉英。曾用名姚浮华。笔名有雪痕、雪垠、沉思等。1929年考进河南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开除，遂在北京图书馆自学，后当过教员和开封《风雨》杂志编辑。从1937—1948年先后在武汉、重庆、成都、上海等地从事文学创作及教师工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差半车麦秸》，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传记文学《记卢熔轩》等。1957年被错划“右派”，在监督劳动期间，1963年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在十年动乱中得到毛泽东的关注，坚持创作《李自成》第二、第三卷，于1977年、1983年问世。作者塑造了李自成、张献忠、郝摇旗、刘宗敏等鲜明形象，获得高度评价，第一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往后，我去北京办事，每次都要去看望姚老。他与我谈得最多的话题是《李自成》和茅盾前辈对《李自成》如何关爱备至，并拿出茅盾与他的通信，都是关于评论《李自成》的。他说，这些信中的评语，对我是真正知音之言。并激动地说：“茅盾是我的恩师与知音。”有一次我问他：“听说您自打成‘右派’后，才开始写《李自成》的？”姚老沉思一会儿，喃喃地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当时领导人在大会上宣布：“给你一碗饭吃，让你活下去，作为反面教员。铲除‘右派’的毒草，壮大‘左派’的鲜花。以后不能让你写文章，也不能出你的书。”就在我被错划“右派”以后，我决定开始写《李自成》。那时并没有想到《李自成》会在我生前出版。只想着我死了以后，我的后人将这稿子拿出来交给国家，我仍可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贡献。我在被“孤立”的情况下，背着别人，一边哭一边写《李自成》的第一卷的草稿。凭着我在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素养，在我下放劳动改造前的几个月中，第一卷的草稿写成了。
由于各种机缘的凑合，《李自成》第一卷于1963年秋天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自成》出版后，许多人马上就要打倒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小字报，漫画更是满天飞。恰恰在这时候，毛主席说话了。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把列席会议的王任重叫到跟前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我看过了，书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救我，我就被打倒了。第二天早晨，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这一“最高指示”既挽救了《李自成》，也保护了我的生命。
在这场“反右”斗争中，对姚雪垠的种种遭遇，当时我们都有耳闻，今天我面对这位八旬老作家，在逆境中如此顽强勤奋地笔耕，令人钦佩，令人鼓舞。记得那天他特别高兴，还把我引进他的书房“无止境斋”。书斋不大，一张书桌右旁有一只很显眼的柜子，当他把柜子中抽屉一一拉出来让我瞧时，只见一张张卡片上的蝇头小楷，原来是他为创作《李自成》积累的卡片。我不禁脱口说了一句：“姚老，您比我们图书馆做得还要好啊！”他笑着说：“人们都知道我为《李自成》写了不少卡片，而很少有人会想到是由于我在青年时期受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的启发，是学习了前代学者们的部分经验。近代态度严肃的学者，都重视卡片的工作，被认为是起码的一种科学方法。所以我在年青时已养成这个习惯。关于写《李自成》这部小说，最初动念于抗战期间，但当时对如何写，如何准备都很茫然。加之当时也没有条件去收集文献资料，研究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军事方面的各种事件。到了解放以后才开始严肃认真地读点书，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和一些重大的历史具体问题。
1957年秋，我在武汉被错划为“右派”遭到灭顶之灾，但是也挽救了我的文学事业。据说当时被划为“右派”的有50多万人，受连累的人数目不详。有的人不幸划为“右派”后，或者自杀，或者从此意志消沉，抱恨终身。而我不然，我利用等待下放劳动改造的几个月时间，完成了《李自成》第一卷的草稿。自从执笔写这部长篇小说后，我没有泄气，没有假日，一年四季都是凌晨两三点钟，当我的全家人正在沉睡梦中，我居住的这一带许多高楼上还没有一处窗子亮起灯光的时候，我已悄悄起来，匆匆洗了脸，在工作室（我自己戏称为“我的监狱”）开始我的沉重工作。当此时候，孤灯独对，万籁俱寂，唯有小说中的各个人物活跃在我的心中。有时，他们不完全听我指挥，扮演出悲剧情节，迫使我停下笔，禁不住感慨分神，热泪盈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采取口述录音办法进行创作了。
我静静听着姚老这坎坷经历，真使我难以想象，是什么力量使他得以撑下来的？真如他自己所说：“我从青年时代就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即认为我们活着应该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参与者，而不是消极的旁观者。由于我有这一积极的人生观，所以平生屡经挫折，在自己的专业上仍能不断努力，不停地追求，特别是进入中年以后，崇尚实干精神，而轻视空谈和追逐虚名。被错划“右派”以后，丝毫没有动摇我的这种人生观，所以我对创作事业，既不灰心，也不消沉。一个人怀有自信心，在平时就很重要，处在逆境中要想搞一番事业或一件事，更需要勇气和魄力。如果要问我，是什么力量推动我在1957年秋天开始文学上雄心勃勃的新长征？首要的精神力量就来自爱国主义思想和对祖国文学事业的强烈责任感。近八年许多读者都知道我将自己写《李自成》的经验总结为四句话‘加强责任感、打破条件论、下苦功、抓今天’。这四句话得自实践和觉悟，也得自痛苦的眼泪和艰难阅历，要紧的是我能持之以恒，至老不变。”
第二个给我提供精神力量的是我的“过程论”。我将社会现象的发生和转化都看做是或长或短的过程。“反右派”斗争也是一个时期的社会现象，我认为被批斗者只要自己不倒下去，继续努力工作，而他的主向和历史的发展方向一致，尽管道路有曲折，将来必然回到历史主流，而最可怕的是自己倒下去，或者迷失方向，自己所走道路偏离历史的发展方向。这是我当年在极度困难的处境中用以鼓励自己的“过程论”。那时候我受孤立，不允许随便同人讲话，但是我如果同别的“右派”同志一起劳动，我便找机会将我的“过程论”的主要意思悄悄地告诉同伴，使他们也增强信心。
另外，我还从古代文化遗产中找精神支持。我时常心中背诵孟子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汲取这一段文字的积极精神，却不曾想着“天将降大任于”我这个人。
虽然我与姚老接触时间不长，但我非常敬佩他的为人品格，他的治学精神，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老人。他给人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