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鸣很不好意思，第二天吃饭前又跑出去找小面馆，巴老知道了很生气，但又没有办法。在笔会的20天里，祁鸣一共拍了3000尺胶片，回国后编成了一部专题片《巴金在东京》。
难忘那年中秋节
生活中的巴金是个极普通的人，他爱大自然，爱看京戏，有许多业余爱好；他爱孩子，爱与客人拉家常，对已故夫人萧珊的感情非常深切，凡在文章中提到她，字字句句总饱含着无限的深情。他对生活的要求是极低的，从不要求家里人给他烧什么菜，买什么衣服。但细心的祁鸣发现老人家喜欢吃肉，尤其是炖得酥烂的蹄髈。于是他回家吩咐太太买来新鲜的带皮后蹄，小火炖酥后拿给巴老吃。巴老一吃，连声称好。后来，祁鸣经常炖一些童子鸡、黑鱼、甲鱼给巴老补身子、换口味。巴老从来不吃田螺，祁鸣的太太就将田螺肉挑出来，与猪腿肉一起剁成泥，再塞进田螺壳内红烧。巴老一吃，马上说：“味道不错嘛。”巴老的女儿说：“祁鸣，还是你有面子嘛。”巴老在成都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希望巴老回故乡看看，巴老知道此去必定兴师动众，前呼后拥，而这正是他最最讨厌的，就一直没点头。20世纪80年代初，祁鸣到成都广元县拍摄摇摇欲坠的县衙门。巴金的父亲曾在那里任过知县，审案子时巴金有时也会旁观，看到贫苦的农民因为欠债还不出而遭到毒打，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对贫苦民众的同情由此产生并不断加深，这一段生活经历对大师的人格形成影响很大。就在这时，巴金的那位亲戚就对祁鸣说：“听说四外公对你的话还是很重视的，你应该动员四外公到成都来一次。”
祁鸣说：“你们是亲戚，你怎么会请不动他呢？”
那位亲戚说：“我确实请不动，你就告诉四外公，想见的人我给他安排，不想见的人，绝不会让他们知道他的行踪。”
祁鸣回上海后一直动员巴老回故乡，但一直到1987年才有时间成行。那是国庆节前一天，祁鸣刚从西德采访回来，一下飞机扔下行李就去看望巴老，并带去他喜欢吃的巧克力，聊了一会，李济生来了，祁鸣也就回家了。10月3日，祁鸣发现巴老不在上海了，打电话到作协，才知道巴老已经到了成都。这下祁鸣明白了，成都方面不希望他跟随巴老回老家。事后祁鸣估计：因为巴老在某些人眼里是稀缺资源，他要垄断这种资源。但老人家回故乡是祁鸣反复做工作才成行的啊，怎么可以过河拆桥呢。不过祁鸣受点委屈并不放在心上，而是想马上赶到现场，记录下巴老回老家的每个镜头。到电视台一说，领导和同事也支持他，并想办法给他买了飞机票。到了成都，他又想尽办法找到已在省委招待所住下的老人家。
祁鸣随身带了全套设备，连电瓶、摄影灯也带上了，光电影胶卷就带了十几盘，脖子上还挂了照相机和曝光仪。那天他从上午到下午一直在找老人家，粒米没沾，滴水未进，一直赶到省招所所在地金牛坝，看到一幢小楼前站着巴老的女婿祝鸿生正与别人闲聊，心中的石头方才落地。此时正是下午3点，老人家应该午睡过了，祝鸿生见了祁鸣就向屋里大声喊：“爸爸，祁鸣来了！”他直冲屋里，老人家坐在椅子上，眼睛顿时一亮，有点责怪地说：“怎么搞的，现在才到？”又转头对他女婿说：“快拿月饼给祁鸣吃！”此时，祁鸣才想起这天是中秋节。
祝鸿生对祁鸣说：“爸爸来成都后没发现你，一直在唠叨，祁鸣怎么没来？这下好了，他安心了。”见到老人家，又听说如此，祁鸣的满腹委屈顿时冰消雪化。这次老人家回故乡，祁鸣又拍了不少片子。
与以往一样，巴老一直关照着祁鸣，外出活动，成都方面开始没给祁鸣安排用车，巴老就当着接待方的面说：“祁鸣，明天你就坐我的车，我们挤一挤。”这么一说，对方只得安排车了。前不久，四川电视台的同仁来找祁鸣，要借当时的素材带做节目，原来当时他们拍的是电视录像带，已经掉磁粉了，而祁鸣拍的是16毫米电影胶卷，至今清晰如初。
就在这次回故乡时，四川有关方面提出修复巴金的故居，被巴老坚拒了。
巴老说：既然有这个信仰，就不要放弃
如北京人所说，祁鸣是石骨铁硬的“苦孩子出身”，12岁时，他就在玻璃厂当童工，一年后上街当报童，后来又在码头上当过搬运工，蹬过三轮车，拉过大板车，尝遍了人间的酸苦。建国后，他在运输公司工作，被选拔为青年干部，读了夜校才算学到了一点文化。然后又作为工人文艺人才调到市总工会文工团当舞蹈演员，每年大部分时间是下基层、农村和工厂演出，深受群众欢迎。不久，上海电影分为江南、海燕和天马三家，相当一部分人员支援外地，电影厂出现人员紧缺，天马厂就把祁鸣调去当演员。1958年，上海电视台建立，台里成立了广播电视艺术团，一纸调令又将祁鸣调走了。到1963年他就干起了摄影记者这一行。
见到巴老之前，祁鸣内心充满了敬仰，还有点害怕，怕这个大名人看不起自己，但一接触发现自己的猜测乃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巴老说话随和，关心他人细致入微，待他也是非常热情，就跟自己人一样。
其实老人家对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一点也没有架子，亲切和蔼，陌生客人第一次来访，离去时他总要送到门口。在家里也从不以家长自居，非常讲民主，故而家里总是平静祥和，温暖如春。他稿费不少，但都捐出去了，自己生活上就简朴得如同苦行僧似的，咔叽中山装，布底鞋，吃得也很马虎。20年来在祁鸣眼里的巴老就是这个形象。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老每年都要去杭州一段时间，住在创作之家，这样可以随便点。有一年夏衍也来杭州，住在汪庄五号楼，得知巴老也在杭州，祁鸣就赶到创作之家。夏公当时腿脚已经不行了，工作人员得知后就找了两根竹竿朝椅子上一扎，做成一把四川人常用的滑竿，把夏公抬到巴老住的地方。两位老先生见了面很高兴，叙谈了很久。过了几天，巴老又去回访了夏公。夏公建议巴老以后就住在汪庄，汪庄紧贴西湖，嘉树满目，繁花似锦，空气清新，对健康有好处。老人家怕麻烦当地有关部门，但省委和省警卫局的有关领导执意要巴老去。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直到1998年，老人家每年去杭州，都下榻在汪庄2号楼的一部分。老人家每次去，都是悄悄地去，悄悄地回来，不敢惊动太多的人。而对楼里的服务员、炊事员非常亲切，每出一本新作，都要带去，签了名，一人送一本，一个都不落下。所以汪庄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都希望巴老去。
祁鸣早在1952年就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并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但因工作变动频繁，组织问题就搁下来了。80年代中期，电视台组织部门的领导找他谈话了，再次真诚地向他敞开大门。祁鸣此时感到有点突然，愣了一会儿后，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向党组织倾诉了多年的苦闷。
那个时候，西方的意识形态包括各种哲学思潮正以汹涌之势进入我国思想领域，并得到了我国知识阶层中不少人的回应，社会上出现了令人困惑的“信仰危机”，许多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当真诚的愿望遭遇到曲解后，祁鸣也有点犹豫。过了一天，他来到巴老家，向老人家谈了自己的复杂心情。巴老听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顿地说：“祁鸣，既然你有这个信仰，就不要轻易放弃。”
巴老这句话，给了祁鸣极大信心。第二天，他就郑重地填写了入党申请书。仅仅过了一个月，这个老新闻工作者就一脸阳光地站在鲜红的党旗下了。祁鸣说永远也忘不了，那次谈话时巴老眼睛里闪烁的炙热光芒，这光芒，至今仍在激励着他做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