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出巡之游
1927年4月18日上午9时，南京丁家桥（原江苏省议会）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驻地响起了奏乐声，其上空飘扬着一面面国民党党旗，由此拉开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的序幕。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印。站在第一排的蒋介石戎装整齐，戴着白手套，微笑着鼓掌祝贺——标志着他的政治生涯的辉煌新时刻。
5月1日，蒋介石决定兵分三路北伐，与张宗昌决战于苏皖一带。在滁州邻县全椒等地的一番激战之后，5月18日，第二路军邓振铎师占领了滁州。5月下旬，蒋军连克蚌埠、扬州等地，6月2日攻克徐州，将其势力向北推进到了陇海线。
前方战局出乎意料地颇为顺利，几乎每天各地都有捷报传来，身为国民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不免得意洋洋，心中宽慰不少。他也故意向新闻界透露：决定出巡视察，慰劳将士，宣传北伐战果。无奈亟待处理的事务繁多，出巡时间不得不延迟，这其中还有一段“艳闻”，蒋介石特意“请假”赴镇江，与宋美龄“幽会”，双方的“终身大事”达成协议。
蒋介石刚回到南京，第二路军代理总指挥白崇禧从前线匆匆赶回，与蒋介石商谈下一步的北伐计划。晚上6时，蒋介石驱车出城，驶向近郊汤山。也许是那里的舒适温泉沐浴迷住了蒋介石，一夜未归。不过也有可能是蒋介石故意迷惑世人耳目，生怕暴露了出巡行踪，免遭不测。
第二天下午2点，蒋介石一行乘车驶向下关码头，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他们登上“澄平”号轮过江。浦口车站早已接到通知，驱散了闲人，密布军警，披着黑呢斗篷的蒋介石登上铁甲专车，再也没有露面。翌晨才正式北上出巡。
随同蒋介石出巡的有总司令部的秘书、参谋、副官、速记员、电报员等，卫士大队长汪世英负责此行的保安事宜。为了不影响此行，交通处处长陆福廷虽特意下达死命令，全力抢修铁路，此番随行仍然有些不安。当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在来安县出席庆祝北伐大捷的群众大会时，便已接到了蒋介石出巡的急电。他上台讲了几句话之后，便匆忙赶回滁州，指令当地各界人士安排各项欢迎事宜，并对琅玡山风景区作了严密的保安措施。敏感的报社记者打听到此事，不敢怠慢，急忙发出“独家新闻”，“蒋总司令莅滁，乘兴往游醉翁亭，即在该处过宿，定29日晨赴蚌埠指挥”。5月28日下午，滁州老火车站已布置一新，搭起了牌楼，彩旗飞扬。八九千名欢迎者手持红红绿绿的小旗，翘首以待。两点左右，蒋介石的铁甲专车徐徐进站，这时拥挤的人群发出了欢迎呼声，庆祝北伐胜利。
恭候多时的滁州代表一行五人急忙上车谒见，递上了申请赈济报告，并历数张宗昌直鲁军在滁州抢掠的罪行。
蒋介石略略点头答道：滁州此次受灾之重，早有所知，对于救济一层，定当设法解决。代表们连连点头称是，感恩戴德地退下。随后在贺耀祖等人的陪同下，蒋介石坐上了特制的轿子，便向琅玡山进发。
渐渐远离了战乱颓败的县城，一条青石古径道出现在面前，两旁古木参天的密林，时时吹来幽幽山风。
在众人恭迎之下，蒋介石停立在醉翁亭大门前。门的两旁嵌刻着对联：“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
大门外的古桥下山泉潺潺。一石砌方池，其旁立有一块清康熙年间“让泉”刻碑。
蒋介石环视了一周，便跨入了大院，迎面便是飞檐翘首、建构别致的醉翁亭，“醉翁亭”三个巨大篆字刻在亭旁斜卧的巨石上。
在醉翁亭的西侧是别具匠心的“曲水流觞”，曲线优美的石渠静静地围绕着“皆春亭”。相传古梅亭前的那棵梅花树还是欧阳修亲手所植呢！为了以防不测，蒋介石并未在山上过宿，仍然回到了铁路专车上。第二天早晨5点多，蒋介石专车继续北上。
蒋介石巡视蚌埠、明光之后返回南京途中，于5月30日下午5点多，他的专车再次停靠滁州车站。蒋介石向万余名欢迎人群发表演说道：前次来滁州，因时间紧促，未来得及与众人说话，甚为抱歉。滁州代表呈递的赈济报告，我已看过，返回南京后，即令县长调查，设法救济。
蒋介石毕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巡视滁州，他手下的文武官员也开始对滁州醉翁亭发生了浓厚兴趣，都想来亲身体验一下“巡视”的雅兴，做一回民国“醉翁”。
林森、戴季陶端午之游
1933年5月28日，滁州老火车站上出现了一大批欢迎人群，除了当地军政要人之外，还有一位引人注目的披着袈裟的老和尚，他便是琅玡山开化寺住持达修禅师。他不轻易下山恭迎，今天把他也惊动了，看来必有京城大官光临。南下的专车徐徐进站了，军乐声大作，鞭炮声“噼里啪啦”炸响了，车厢门口出现了一位披着黑篷的老者，他蓄着山羊胡子，戴着平顶遮阳帽，外罩一件深色长袍，黑鞋布袜，如同冬烘先生，恭迎者急忙上前搀扶。随后下车的是一位中年人，硕大发亮的额头特别显眼，他也留着仁丹胡子，大约左腿的旧伤又复发了，下车时显得不方便。
在人群中的达修禅师久闻他俩的大名，已猜出老者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而那位中年人则是大名鼎鼎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原来林森、戴季陶于5月9日离南京去西北考察，11日到达华阳，登上西岳华山。然后又去了临潼、咸阳、洛阳、西安等地游览，27日从洛阳起程返回。
他俩都虔诚信佛。林森字子超，他生平有三好：好佛、好古玩、好客。并有三不原则：不再娶、不贪钱财、不杀生。因此有“布衣主席”之美称。1943年夏他去世后，《新华日报》还发表了题为《林主席的平民化》的评论。戴季陶的佛法名不空、不动，自小生活在信佛家庭中，对佛教研究颇有造诣。他俩结伴南下途经滁州，一来游山拜寺，坐禅论经，阐扬三民，救国爱民；二来戴季陶曾为达修等人编纂的《琅玡山志》作过序言，早有想亲眼目睹“窈窕而幽深”的琅玡山之景；同时他也闻知达修禅师颇有造诣；三来达修禅师也曾托人邀请京城要人光临寒寺……林森、戴季陶坐车多日，出巡辛劳，想先上山休息一番，明早再作计议。达修禅师心中暗暗庆幸，山上早有准备，已腾出几间禅房，打扫干净，备作留宿。然而滁州官员则心中不快，失去接近笼络之机会，但也无奈，只好作罢。
林森、戴季陶来滁之前，已听说达修禅师游说达官显贵重修寺庙的艰辛之事。眼下的楼宇庭阁无不重放光彩，不由得连连称道。
第二天早晨，佛殿的钟声撞响了。素有早起习惯的戴季陶已在西壁下的灌缨泉边洗漱过了，在寺庙后的小径里散步。晨雾遮掩着周围的景色，犹如置身在神秘而祥和的氛围里。晨露打湿了他的头发和鞋子，他全然不知，也未听见林森的喊声，他正沉浸在追忆往事之中。
用过早餐，达修禅师亲自做导游，林森、戴季陶等人遍游了山上的各处景点：精妙的金刚经塔碑、拜经台上的石上松、后山石屏路侧的“大朝松”、绿荫丛中淙淙而下的琅玡溪……下山的一条石径弯弯曲曲地消失在翠绿树木间，通向深藏在山坞中的醉翁亭。
翌晨，当佛钟敲响的时候，林森、戴季陶一行已经下山了……邵元冲夫妇假日秋游
林森、戴季陶出巡西北返回南京后，6月3日，林森就去拜访老友邵元冲（时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等要职），邵元冲正愁眉不展。原来前些日子，邵元冲夫妇去南昌谒见蒋介石，悻悻而归，然后去镇江焦山等地散心解闷。谁知回家后，爱妻张默君心情反而更坏，大发牢骚，旧病复发。这下可急坏了邵元冲，急忙求医诊治，仍未见起色。
林森见状心里便明白了几分，好言相慰，力劝邵元冲去游玩琅玡山，并将近日之行绘声绘色地说了一番。邵元冲将信将疑，不过还是有点动心了。邵元冲是早年参加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与林森、戴季陶等人交往甚密。他曾留学美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他的《宗教与人生》等文的观点与戴季陶的诠解有许多相似之处。游览山川、吟诗作文更是他的一大嗜好，著有《西北览胜》等文。他的爱妻张默君也曾留学美国，是早年参加同盟会的风云人物。她风姿绰约，爱好诗文书法。1924年9月，她与邵元冲结为伉俪。
转眼又是一年过去了，是年秋天正是邵元冲夫妇结为秦晋之好的十周年——锡婚。这时邵元冲也发现自己气血不畅，活动甚少，叮嘱自己“拟多从事于步行也”。于是他与爱妻商议，决定第二天即星期日（1934年10月21日）去滁州琅玡山秋游。
由于是星期日，去琅玡山的游客还真不少。还未到滁州，游客已拥挤在车门口。邵元冲夫妇在贺壮予等人的“保护”下，好不容易挤出人群，突然一声惊叫，张默君已痛苦地歪倒在地上。一阵慌乱之后，幸好张默君未有大伤，只是脚踝扭伤了。
邵元冲小心地搀扶着爱妻跨进了醉翁亭的庭院，早有僧人闻讯打开客堂大门，将其安排停当。邵元冲四周环顾一番，果然不同凡响：“亭院结构，皆幽菁有，《醉翁亭记》刻石在焉”。他对于欧阳公的《醉翁亭记》自然相当熟悉，也更想看看苏轼的书法石刻。
在僧人的引导下，邵元冲等一行拐进了醉翁亭西侧的宝宋斋，斋内立有两块碑书。年代虽已久远，碑刻的青石已呈灰色，中间露出几条白色的石筋，不过其上的苏轼高超的书艺仍然清晰可见，令人神往。
午饭后，邵元冲夫妇兴致颇高，与众人沿着琅玡古道漫步上山。
当众人一行终于到达山上的琅玡寺，达修禅师已恭候多时。
宾主交谈甚为融洽，达修禅师便命人捧出新版《琅玡山志》，前面作序有孔祥熙、易培基、樊光、汤肇曾等人，邵元冲夫妇与这些人都有不同的交往。翻阅一番后，对琅玡山的衰荣变迁历史也有了进一步了解，特别是达修禅师“托钵呼号，决图恢复”的精神令人折服。过后，邵元冲在日记中写道：“今住持达修，合肥人，于卅年前来此，只茅蓬三楹，乃艰难经营，今殿宇岿然，为皖中胜迹，年六十矣，谈话尚无浮薄之气，院落亦疏净有致……”天色已不早了，邵元冲看看爱妻已露出倦意，便决计下山，并打算“他日当来小驻也”。
邵元冲夫妇“小驻”琅玡山的愿望并未实现，两年后西安事变中，邵元冲在西京宾馆越窗欲逃时，被流弹击中而毙命。他的爱妻张默君郁郁度过后半生，20世纪60年代病殁于台北。
顾祝同、胡宗南等冬游“醉翁”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日军乘机追击，直扑南京。12月初，南京保卫战役拉开序幕，日军向南京外围阵地发起猛攻。炮火连天，浴血奋战，中国将士谱写了全面抗战初期的一页历史。
其时，蒋介石早已乘船去汉口了，第三战区（上海、杭州、南京地区）的主力部队也已奉命向芜湖一带退却，江阴、无锡等地的走廊防线只是徒有虚名。南京江对岸驻军是第十七军团团长胡宗南所辖第一军精锐部队等，隔江观战，美其名曰“协同南京保卫之战”。
唐生智自告奋勇誓守南京，就任南京卫戍司令，并通知浦口第一军严厉制止擅自渡江的部队，甚至可以开枪，这正是蒋介石等人求之不得的。顾祝同等一行饥肠辘辘赶到滁州，顾祝同的随同人员有冷欣、万耀煌（第二十五军军长）、邵存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人员，在西安事变中被扣）以及参谋、副官、卫士等。胡宗南闻讯急忙出来相迎。
万耀煌与顾祝同早年都是同盟会的成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又都是保定学校步科的前后期同学。胡宗南、万耀煌与顾祝同都追随蒋介石一起参加了中原大战，“围剿”和追击红军。
邵存诚则顾不上与冷欣谈话（冷欣称邵为同学），顾祝同已吩咐与参谋人同忙着各种杂务。邵存诚偶尔进来请示顾祝同，递交南京方面来的密电。胡宗南见众人衣冠不整，疲惫不堪，便笑嘻嘻地说道，“过几天，请各位光临这里的欧公醉翁亭”。众人以为这只是一句应酬话，并没在意。不料几天后，胡宗南果真派副官来请众人上山。
吉普车歪歪斜斜地哼着出了城，沿途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森严，吉普车径直开到醉翁亭前的一片空地上。
笔直地站在门外的两排卫兵，持枪行军礼，训练有素。
偌大的醉翁亭庭园里空荡荡的，枯枝败叶不时被寒风吹起，旋转几圈，飘向墙角。
肚里粗通文墨的胡宗南以东道主的身份，充当起导游，信口瞎吹一气，并神秘兮兮地说道，北伐时，蒋总司令也曾来此一游，就坐在醉翁亭的东北角，料事如神。
冷欣与万耀煌明知胡宗南在胡说八道，但也不便拆穿，相对一笑而已。冷欣故意扯开话题，打趣道：“一个没有兵的军长和一个没有兵的师长，结伴上山，真是军中佳话。”万耀煌自然明白这是说他俩，手下的部队都由副职代理指挥，远在千里之外。
顾祝同则皱皱眉头，“唔”了一声，冷欣与万耀煌的笑语戛然而止，原来顾祝同现在也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前几天他还兼任江苏省保安司令，如今却已被迫滞留在安徽境内了。
胡宗南见势不妙，急忙出来打圆场，说道：“当年欧公贬官在滁州，与民同乐，与民同醉，吾辈做一回‘醉翁’又何妨呢？”这不伦不类的解释，倒也冲淡了刚才不愉快的气氛。
“诸位，来拍一张，留个影吧。”胡宗南热情地招呼众人，对顾祝同作了一个“请”的手势。顾祝同整整军领，首先站在古梅亭前的石台阶上，其余人随后围上去，摆出了拍照的姿式。
这五个人以不同的留影姿式，显示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地位和鲜明的个性。历史学家应该感谢这位高明的摄影师，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张难忘的照片——瞬间凝固的历史。
远处传来了沉闷的炮声，打破了醉翁亭的幽静气氛，惊起了后山树林中的几只鸟雀，“呼啦啦”地飞向山谷深处。
顾祝同等人刚回到城里司令部，就接到南京方面的急电，众人心里明白，南京即将失守。
12月13日晨，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等将领乘车抵达滁州，这时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开始了。
不过顾祝同等人以后则是官运亨通。抗战胜利后，顾祝同升任陆军总司令，冷欣出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以受降特使身份赴南京部署日军受降过程，胡宗南就任西北区“剿匪”总司令，进攻陕北解放区。万耀煌担任湖北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只有邵存诚在国民党9000将领中没有排上榜，也许没有这份福气。
真可谓，国难当头，“醉翁”难当；时来运转，谁忆同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