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确如当代史学家何兹全所说，“秦始皇统一大帝国的建立，是顺应历史发展和符合人民利益的。”⑦应该看到，秦始皇个人在推动社会历史进步过程中所做的历史贡献，还是非常显著的。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因利乘便，宰割天下”，成为战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担当起了统一天下的重任。从22岁亲自主持国政开始，秦王嬴政坚持秦国既定的以武力兼并诸国的策略，坚定果敢，夙兴夜寐，“以天下为事”，期望“得志于天下”，亲自谋划并且指挥了逐一翦灭六国的战争。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几乎是以一年一国的速度消灭了山东六国，其速度之快，战事之顺利，超越以往任何一次大的攻伐战争，充分体现了秦始皇完成统一的气魄和胆识。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始皇曾经不顾个人安危，三次出行前方，激励士气。《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十三年（前234），秦军大破赵军，斩首10万，嬴政亲临河南（今河南省洛阳）；秦王政十九年（前228），秦军俘获赵王，又欲进击燕，嬴政亲临邯郸，后从太原、上郡返回咸阳；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秦军大举攻楚，俘获楚王，秦王又亲临郢陈（今河南省淮阳）。嬴政的出行除了耀武扬威之外，更有着特意移置最高指挥中心临近统一战争前线的意义。
除此而外，秦王嬴政对统一作出的贡献，还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⑧。秦始皇虽然没有亲自指挥统一战争的具体战役，但是，他在选将用人、采言纳谏方面为战争的胜利进行提供了人才保证。如除逐客令，任用李斯、尉缭，求韩非，以郑国主持水利工程等都是统一进程中的重要举措。平定韩、赵、魏、燕、楚、齐战事，多有秦王嬴政亲自决策的记录。比如商议攻取楚国战略时，李信说“不过用二十万人”，王翦以为“非六十万人不可”，嬴政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李信受命攻楚，楚人大破之。嬴政亲自“见谢王翦”，决意“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王翦，“使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⑨后世有学者评价，嬴政“怀并吞之志”，虽“遇人寡恩”，依然能够令“王翦空秦国之士以专征”⑩。嬴政作为秦政最高主宰和秦军最高统帅选将用兵时处心积虑，甚至克己违心的历史表现，确实非同寻常。
秦始皇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做的最大贡献，除上节所列的开拓疆域，为后来中华帝国版图的主体部分确定了基本格局之外，就是构建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权组织的基本架构。秦帝国初创之期，随着版图的扩大，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管理国家，就成为最棘手，而且急需要解决的问题。秦始皇采取中央集权、设立郡县的政权组织形式，分天下以为四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诸官职，分别负行政、军事、监察。为了便于读者朋友阅读，笔者谨将林剑鸣先生列的秦郡治表转引如下：
郡名郡治根据说明
巴郡江州（今重庆市江北）《水经注》卷三十三
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华阳国志·蜀志》
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水经注》卷二
北地义渠（今甘肃省宁县西北）《史记·匈奴列传》，《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宁州》以上四郡置于秦旧境。
太原晋阳（今山西省太原西南）《水经注》卷六
云中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水经注》卷三
邯郸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水经注》卷十，《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五《磁州邯郸县》
巨鹿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水经注》卷十
雁门善无（今山西省右玉县南）《水经注》卷三
代郡代（今河北省蔚县）《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蔚州》《水经注》卷十三以高柳（今山西省大同东）为代郡治所。
常山不能确考以汉代之常山郡推之，可能治元氏（河北省元氏县西），也可能治东垣（河北省正定南）。以上七郡置于故赵境。
上郡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南）《水经注》卷三
河东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水经注》卷六
东郡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南）《水经注》卷二十四
砀郡砀（今安徽省砀山县南）《水经注》卷二十三
河内朝歌（今河南省淇县东）《史记·项羽本纪》以是五郡置于故魏境。
三川荥阳（今河南省荥阳东北）《史记·陈涉世家》
上党长子（今山西省长子县西）《水经注》卷十《魏书·地形志》以壶关（今山西省长治北）为秦上党郡治。
颍川阳翟（今河南省禹县）《水经注》卷二十二以上三郡置于故韩境。
汉中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水经注》卷二十七
南郡郢（今湖北省江陵）《史记·白起列传》
续表
郡名郡治根据说明
黔中黔中（今湖南省沅陵县西）《括地志》卷八《水经注》卷三十七以临沅（今湖南省常德）为秦黔中治所。
南阳宛（今河南省南阳）《水经注》卷三十一
陈郡陈（今河南省淮阳）《史记·陈涉世家》
薛郡鲁（今山东省曲阜）《水经注》卷二十五
泗水沛（今江苏省沛县东）《水经注》卷二十五《水经注》卷二十五又以相（今安徽省濉溪县）为秦泗水治所。
九江寿春（今安徽省寿县）《水经注》卷三十
会稽吴（今江苏省苏州）《史记·项羽本纪》
长沙临湘（今湖南省长沙）《水经注》卷三十八
衡山邾（今湖北省黄风南）据《史记·项羽本纪》吴芮为衡山王都邾推知
东海郯（今山东省郯城西）《水经注》卷二十五以上十二郡置于故楚境。
齐郡临淄（今山东省临淄北）《水经注》卷二十六
琅邪琅邪（今山东省胶南）《水经注》卷二十六
胶东即墨（今山东省平度东南）《史记·项羽本纪》：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
济北博阳（今山东省泰安）据《史记·项羽本纪》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推知以上四郡置于故齐境。
广阳蓟（今北京市西）《水经注》卷十三
上谷沮阳（今河北省怀来东南）《水经注》卷十三
渔阳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水经注》卷十四
右北平无终（今河北省蓟县）《水经注》卷十四
辽西阳乐（今辽宁省锦州西北）《水经注》卷十四
辽东襄平（今辽宁省辽中）《水经注》卷十四以上六郡置于故燕境。
闽中冶（今福建省福州）《史记·东越列传》
续表
郡名郡治根据说明
南海番禺（今广东省广州）《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卷三十七
桂林广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乐县东）《水经注》卷三十六
象郡象林（今越南会安附近）《水经注》卷三十六以上四郡置于南越旧境。
九原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水经注》卷三置于匈奴旧境。
秦始皇“改诸侯置郡县”，是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上的重大变化。秦制度的这一特点，对于中央强化对地方的控制表现出积极意义。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曾经称李斯倡行郡县之议是“千古创论”，又就“置郡县”之举赞誉道：“此等皆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王夫之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秦始皇能够清醒而坚定地以“制”顺“势”，其历史判断力和行政意志都值得赞许。
其三，秦始皇创新土地政策，“上农除末”，统一货币和计量单位，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秦国自商鞅变法起，就承认并保护封建土地私有制，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发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让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如实上报占有的田数，这就意味着秦王朝承认并保护土地的私有权。为了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足，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实行“上农除末”政策，打击非生产性活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刻石上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的碣石刻石上又称：“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这一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的政策，无疑为发展封建经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现在，我们再看看秦始皇统一货币和文字的历史贡献吧！秦统一前，六国的货币形制非常复杂。为了维护统一，便于经济流通和发展，秦始皇确定以“半两”钱为全国通行货币。这种代替了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布币、刀币、圆穿圜钱、铜贝和金钣的统一货币，流通地域空前辽阔。“半两”钱的形制，由于铸造、流通和储藏的方便，对以后历代钱币都产生了长久的影响。除了统一货币之外，秦始皇还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即秦始皇琅邪刻石所谓的“器械一量”。现存秦代文物多见铭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诏的统一的衡器和量具。诏文强调“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还规定，县和工室由官府有关机构校正其衡器的权、斗桶和升，至少每年应校正一次。《工律》中又有这样的内容：“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要求制作同一种器物，其大小、长短和宽度必须相同。
琅邪刻石“器械一量”的后续词语是“同书文字”。文字的统一，原本是先秦思想家提出的文化理想。清醒的思想家注意到，书不同文是影响当时文化进
步的严重障碍。正如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诸侯力政，不统于王”，于是礼乐典籍受到破坏，天下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灭六国实现统一之后，“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有人认为，秦始皇统一文字，首先是为了行政的需要，“书同文，良以教之，不可杂。犹之一国之中而共事一君也”。书同文这一举措，对于丰富、发展和传承中华文化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秦统一文字，是中国文字演变史上的一次大转折。不过，所谓“书同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只靠行政命令就可以在短时期内全面实现的过程。文字的变革，因秦王朝年祚之短暂，并没有真正完成。“书同文”的事业在汉初继续进行，实际上到汉武帝时代才可以说逐步定型。秦王朝的“书同文”虽然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迅速成功，但当时能够提出这一有益文化进步的规划，并且开始了这一有益文化进步的实践，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伟大创举。
秦王朝推行文化统一的政策，并不限于文字的统一。我们从秦始皇出巡到各地的刻石文字中，可以看到他要求各地“行同伦”的内容。比如琅邪刻石“匡饬异俗”，芝罘刻石“黔首改化，远迩同度”，均表示各地的民俗都要改造，以求整齐统一。其具体形式，是法律的规范，就是所谓“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更为明显的实例，是会稽刻石中说到的皇帝“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宣省习俗，黔首斋庄”，对于当地民俗的干预，已经相当具体。例如，“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妻为逃嫁，子不得母”等现象都受到谴责，期望建立所谓“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的新的道德秩序，甚至宣称“夫为寄豭（jiā），杀之无罪”。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秦帝国的统治者期望直接以强制手段改变民俗，确定新的有利于“常治无极”的“法”、“令”、“轨”、“则”，即新的文化规范，以实现所谓“大治濯俗，天下承风”。
秦始皇时代的交通建设，也体现出接近“车同轨”理想的努力。直道是秦始皇时代为加强北边防务，抵御匈奴南犯而开筑的由位于今陕西淳化的林光宫向北，直通长城防线上军事重镇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交通大道。直道工程直通南北，沿途“堑山堙（yīn）谷”，据说全程“千八百里”，规模极其宏大。秦王朝将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的交通建设视为执政要务之一，除“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之外，还在实现统一的第二年，就开始了“治驰道”的工程。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经五次长途出巡。秦二世为模仿“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也曾“东巡郡县”。通过秦始皇和秦二世出巡路线的畅通，就可以知道驰道当时已经结成了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基本要络。以秦始皇“治驰道”为标志的交通建设，为后世提高行政效能准备了条件。
在历代史学评论中，对秦始皇的评价褒贬不一。然而对其完成和巩固统一的评价，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历史地客观地看待秦始皇统一天下之举，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张扬英雄主义的宏大史诗，其对于大秦帝国的行政架构和制度设计，堪称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充满高超政治智慧的杰作。明朝人刘基在他的诗作中，以“秦皇县九宇，三代法乃变”的视域，指出了郡县制推行的变革意义。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历程证明，秦始皇其他实现统一和巩固统一的措施，也都有着明显的推进历史的作用。李天植《咏史》诗也说到“秦皇制六合”的统一大业：“紫塞亘万里，外内界则明。《春秋》重此义，兹尚存典刑”。虽然对“焚书筑长城”有所批评，但称建立统一帝国的事业，却可以说“岂识理数原，尚留天地精”。当代著名文史学家许倬云在为一部汉武帝传作序时写道，重要历史人物的决定，可以“终乎在诸项可能之中抉择了演变的方向”。他说：“方向一旦定了，历史不能再回头，后人遂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再作下一步的抉择。”秦始皇实现统一，就是这样的“事实”。而这一历史变化显示的对于历史“演变的方向”的“抉择”，其积极、明智、正确，已经为后来的历史进程所证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因这一“演变的方向”的“抉择”，具备了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条件。
①李贽：《藏书》。
②章太炎：《秦政记》。
③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
④钱穆：《秦汉史》。
⑤贾谊：《过秦论》。
⑥陈登原：《国史旧闻》。
⑦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⑧林剑鸣：《秦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⑩李弥逊：《筠溪集》卷八，《议古》。
依林剑鸣说。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靳辅：《文襄奏疏》卷七。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书·贾山传》。
《史记·秦始皇本纪》。
《感时述事》，《诚意伯文集》卷三。
《明诗综》卷七三。
王子今：《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论秦始皇嬴政的历史功过》。
§§§第六十五节天下苦秦——严刑峻法积恨成薪
毋庸置疑，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但是，正如同中外历史上所有的杰出人物一样，秦始皇无论是其人格，还是其治国方略也同样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有人说，如果秦始皇能够“逆取而顺守”，薄徭赋，省民力，去酷刑，行分封，施仁政，那么秦王朝传之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也不是不可能的。也有人说，秦始皇最大的失误，是没有立太子，没有稳定而有序地安排好接班人，如果早立太子扶苏为储君，那么即便是突然去世，也不会发生沙丘之变，秦王朝在扶苏仁政的调适下，就不会出现遽兴暴亡，宗祀灭绝的悲剧。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如果就其历史的偶然性来讲，不是没有道理，然而，如果全面分析秦王朝创建之初的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就会发现：第一，秦始皇不可能，也来不及调整国家的大政方针，潜伏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最深层次的矛盾，不容得他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放松政治警惕；第二，即便是公子扶苏上台，已经深入秦人文化精神层面的法治理念，和自秦孝公以至秦嬴政的法治传统，将会使得这位仁慈的秦公子难以超越传统的羁绊，也未必能施行所谓仁政，即便施行，也不见得就能达到“垂拱而治”的盛世境界。
据张分田先生分析，从创建之日起以至末期，秦王朝这艘航空母舰就一直颠箥在各种明的、暗的、形形色色的政治逆流所造就的旋涡之中。具体说来，这些随时都有可能颠覆大秦帝国的敌对势力由以下八类人物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