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被黄仁宇先生称作“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这可能和帝国的创始人朱元璋的出身有关。由于这层关系，使得大明帝国看上去更像一个庞大的农村集团，继而使其采取的政策多为内向和紧缩。虽然他的儿子朱棣一度改变了这一政策，但纵观整个帝国的行事风格，依旧不脱朱元璋的脾气。
这个凤阳的特困户以他的方式尽心改造了这个庞大的帝国。可以想见，以他的秉性，朱棣的征蒙古还是郑和的下西洋，许是他不愿看到的景象。他没有教出符合自己心意的儿子，却培养出了曾孙朱瞻基。他收敛一切外向的举措，罢营建，调税收，让如同气球般鼓胀的帝国避免了其崩溃的命运。
帝国虽暂免一死，不过所有的“不合理”其实都已在朱元璋时代铸就，“货币战争”的所谓乱发纸钞便是如此，后世子孙绞尽脑汁意图恢复，不过是在为朱元璋擦屁股，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一如黄仁宇先生所言：“这些发生在有明一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使明朝历史具备了极纵横曲折的多面性格，致令学史者必须谨慎细心地厘清，才能洞见。”
一个农民改变国家性格
朱元璋的明朝，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
——黄仁宇
“以三日为限，后者死”
贫农出身的朱元璋，对土地之外的世界没有丝毫兴趣，别说开展海外贸易，就是渔民下海捕鱼也不允许，将海岛之民统统内迁，还规定了严格的时间，这才有了开篇这句没有任何讨价余地的狠话。
出于同样的原因，朱重八对土地之外的土地，即“蛮夷之地”，也懒得投去关注的目光，于是规定将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等15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谆谆告诫子孙“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地位可以改变，但思维和观念却很难消除。朱元璋一生的传奇来自于土地，他不会也不可能脱离这片土地。因此，他的性格注定烙印农民的情趣与眼光。
朱元璋需要的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情趣与眼光决定他没有扩张的野心，只有守成的稳定。面对北方边境上虎视眈眈的“北元”政权，他不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率虎贲之士驱强敌于千里，也不像汉高祖、汉元帝那样与之和亲，而是以农民特有的方式来处理，那就是关上门过自己的小日子。
由着朱元璋的决定，我们就看到了如黄仁宇先生论及的那样的结果：“修筑‘边墙’成为一种值得专注的事业，今日外间旅游者所欣赏的中国长城，大部都是明代遗物。”我们也不能无视黄仁宇先生指出的，“中国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
正是这种“微贱”，让其上台后最突出的作为，总是与帝国的农民息息相关。
这个帝国领袖的出身如何微贱？
1343年，凤阳发生蝗灾，不久瘟疫又至，朱元璋一家不能免，不出半月，老爹朱五四、老娘陈二娘、老哥朱重四相继死去，朱元璋与二哥朱重六身无分文，无力安葬，放声大哭，痛哭声惊动了刘姓邻居，了解情况后便让朱家三人葬于他家的祖坟。亲人下葬前，竟无裹尸之物，凄惨至此，难怪当朱元璋坐稳龙庭，回想起当年事情，悲痛欲绝地道出“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这一年，朱元璋永远不会忘记，除了亲人故去，更让他铭心刻骨的是，这一年，他开始了在江湖上讨生活的日子——做了51天的和尚、3年包括乞讨、打劫在内的综合性流浪汉、重做和尚3年。直到25岁参加红巾军。颠沛流离的生活对注定要成大事的人来说，是熔炉，是锻造。社会大学风霜雪雨的侵蚀，让这个男人更为深刻地理解了最底层百姓的生活现实。他痛恨官吏，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征收苛捐杂税、叹服国家钱财，他们什么都不会；他痛恨商人，不用种地，不劳而获，却童仆数百，妻妾成群；由于自身的境遇，他也痛恨游民，他们整日不治生产、为非作歹、为祸乡里，小则乱加，大则乱国。
这些心理反应，对他上台后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不能不说有直接的影响。黄仁宇先生有言：“朱元璋在历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肃四次，被检举的对象有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各处地主以及家族首长。”
黄先生所说的“整肃”，绝大多数都是以“贪污谋反的名目造成刑狱”。朱元璋为肃清吏治、使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村的贫农“息于田野”，可以说六亲不认，逮着就杀。亲侄子朱文正在江西时，霸占民女，广敛民财，荒淫无度，最终被朱元璋赐死；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驸马，因派家奴偷运茶叶出边关进行买卖，与民夺利，故而也被朱元璋赐死。
望着一个个咔嚓落地的人头，他不会后悔，他不止一次强调自己的“阶级立场”——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
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
作为农民的朱元璋，在“三大恨”中，最令他挂心的是那些贪官污吏，因为这些人食人间稻米，却不做人间之事。对于这号人物，作为皇帝的朱元璋下手最重。他在全国各地设置凉亭，其名让人头皮发麻——“剥皮亭”。倘若有官员被人举报贪污，无论事实如何，一律押送“剥皮亭”剥皮。
为了让受刑之人长记性，朱元璋还硬性规定，没有剥完皮，不能让受刑之人死，否则“行刑之人坐死”。朱元璋是真正将“官员乃百姓公仆”这一句话落到实处的人，由他制定的贯穿有明一代的官员薪水是自俸禄制度建立以来最低的。朱元璋认为，无官不贪，小官小贪，大官大贪。能让你头顶乌纱已然不错，为一任官员，有公粮吃，有轿子坐，杂役有公家派遣，笔墨纸砚的费用由国家直补，这都是天下农民辛苦一年提供给你们的，若是再给你高工资，岂非乱套？
明朝官员的薪水低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做一下比较。
朝代官职（省部级）月薪（人民币）补助
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63000元发现金、送牛肉
宋宰相、枢密使90000元米、面、茶叶、盐、绸缎
明总督、巡抚11780元木材、布匹、贬值的纸钞
清总督、巡抚17334元养廉银每年约1000000元
明朝的省部级官员月薪如此之底，知府、县令的工资更是少得可怜，朱元璋制定的低工资制度，就是要让大明帝国的所有官员认清自己的地位，要让他们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而且是最为优质的奶。朱元璋似乎并没有将自己视作高高在上的天子，而是所有劳苦大众的管家。他每天念叨的，不是农民今天有没有饭吃，就是“种地真辛苦，农民真命苦。”他发自真心地为农民除贪官，当然，也“发自内心”地替天下子民操持家里家外的一切琐事，让他们在自己一手建立的清明世界里，无病无灾地过一生。
为了增加农民收入，1394年2月，朱元璋给农民下了一道命令，按每个乡村的人数，另分土地，种植桑树、枣树，还有棉花，生怕农民生疏，在命令中，朱元璋还详细列出了种植方法，不出5年，农民实现了人人有衣穿、有饭吃的目标；生怕农人懒惰，忘了节令稼穑，每月开始，朱元璋都要宣谕天下，提醒农民这个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他还降旨，农村乡间之人，一辈子也就“婚姻死丧吉凶等事”，而“乡里人民，贫富不均”，朱元璋不希望看到有人因为缺钱而不能顺顺利利地操办这些事，命令邻居之间凡事都要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彼此要互敬互爱。民风纯朴，百姓安居，天下太平。
这一切的结果，黄仁宇先生已为我们说明：“朱元璋的明朝，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
可能，这就是朱元璋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吧。
朱棣创造多元化利益链
机警而有城府，也带有几分魅力。
——黄仁宇
朱棣，庙号成祖。其最引人注目的故事，是于1399年，从现在的北京起兵，历时4年，夺了侄儿建文帝朱允炆的龙椅，而后倾全国之力，征调300000匠人，百万民工，花14年的工夫营建紫禁城，至1420年落成，永享太平，乐观胜景，“永乐”也就成为有明一代唯一的盛世。
作为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生于元末乱世的朱棣，篡位夺权，即便按照当时人的观点，也不过是老朱家自己的事，就这点来看，朱棣也无非是以特殊方式教训了一下对自己不尊的晚辈，朱允炆坐天下不一定就好，朱棣也不一定就坏。但通过此事，明眼人也已体悟出一个道理：在这个大刀阔斧，不喜拘束，精力充沛的男人坐镇之下，大明朝将有大变。
黄仁宇先生谓之曰：“明成祖朱棣改弦更张”。如果说，老子朱元璋，出于农民的性情，而采取守势，那么过上好日子的儿子，像所有的富贵阶层一样，以冒险、无畏的胆识，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
1408年，朱棣派往蒙古的使者被杀，1409年，朱棣以此为由，派遣100000大军进攻蒙古，结果全军覆没，这两件事让朱棣再也无法安坐他心爱的紫禁城，一年以后，朱棣亲率500000大军，由北京出发，开始了5次史称“永乐北征”的征程。
这其实是朱棣从燕王时就早有的“预谋”，此间已有几次小规模的征伐，至其登基，将事件扩大化，最终将威胁明朝北部边境的蒙古残余驱至漠北。5次征伐，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在此之前，中国的君主未曾亲率大军如此劳师远征。”更为关键的是，几番征程，朱棣都御驾亲征，且甘冒流矢，冲锋在前。虽然在“最后一次远征南返途中”病死，但其绥靖边关，远播明威的目的已经达到。
王朝在本质上与企业无多大区分，都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这就需要将能力所能触及的各个产业所富有的利益相互勾连，形成链条式合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产业多元，利益均沾。在出现危机时，才可东墙补西墙，不至过于窘迫。这样的道理，作为帝王，朱棣想必是心知肚明的，就整个明帝国来说，它需要的不是利，而是名。
在北征蒙古的前5年，朱棣即命三宝太监下西洋达6次之多，群臣屡谏“耗费太重”，他也不听一言。麦哲伦、达伽马等西方航海家是为金灿灿的黄金、香料和奴隶，是索取，而朱棣的船队却是带着中原的奇珍异宝沿海赠送，抽空还帮忙调停对方内部纠纷。真可以说是“千金买笑”。
朱棣心里会很舒服。泱泱大国，四方来贺，这是何等的有面子！历史上。也唯有汉、唐可以比拟，“成祖”还真成了明朝的祖宗。黄仁宇先生将对“名”这种最大利益承载体的执着归结为朱棣“不相信不介入政策”。
至此在帝国北边，朱棣已无心腹之患（他的儿孙似乎没有这样的幸运），借由一定程度的归附，朱棣允许开展边境贸易，与己与彼皆有好处；在浩渺无涯的海外，帝国的旗帜也飘扬到了尽可能多的国都，那些国家的元首不无称颂大明皇帝仁德广泽，那时的朱棣，最喜欢听的一句话可能就是“天下归心”。
然而，对于青春鼎盛的朱棣和同样春光灿烂的明帝国来说，需要踏足的地方还有许多许多。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句话放在朱棣身上颇为合适。这其间的事迹，自然也就颇在“情理”之中了。比如1407年进兵安南。
前后苦战28年，虽然其后果，一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最初明军之行极为顺利，只是后来越南人采取游击战术，中国远征军进退失所，加以交通通讯困难，补给不继，迄朱棣于1424年逝世时，此问题仍为解决。”朱棣最后将安南的烂摊子留给子孙，导致后代焦头烂额，也是他所不能料及的。
除了武功，朱棣对于文治的追求也可说是“孜孜不倦”。俗言“盛世修典”，朱棣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1403年，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等人组织编撰一部“划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大书，最初起名为《文献大成》。朱棣提出的要求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于是解缙、姚广孝等人组织147人，于次年将编撰的书呈送朱棣，朱棣看后不满意，原样打回，命令重修。如此这般，如今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数据——
第二次重修，正总裁3人，副总裁25人，纂修347人，催纂5人，编写332人，看样57人，誊写1381，续送教授10人，杂役20人，共计2180；共汇集8千余册图书，仅目录就有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朱棣“御览”后大喜，亲自写了序言，并正式赐名《永乐大典》。
世人皆谓《永乐大典》为文化宝库，但当我们将视线落在600年前，会猛然发现，这部旷世大典，充其量也无非是朱棣的一张“名”片。
朱棣的为人，黄仁宇先生早已说明：“机警而有城府，也带有几分魅力。”这样一个人，不会不明白自己御宇21年来，用兵于各方，而征敛于百姓，已造成一个极为危险的局面。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成长为极具攻击性“巨人”的大明帝国已不习惯做回安分守己的农民。
在这种情势下，如黄仁宇先生说到的“加紧添发纸币”、“向下层加压力”、“勒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酬的工役”这种常被后人责为“苛政”的事件伴随着大明帝国的昌盛国运而屡见不鲜。这类在帝王眼中的小事，在永乐初年其实就已出现。拿营建紫禁城来说，按规定，免费服役期是每年30天，然而在工部的档案中，北京的工匠却有整年不能回家的记录。
创造多元化利益链，说到底是在给朱棣自己脸上贴金。这个男人很幸运，在他事业黄金期，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对他发起挑战的对手，而当黄仁宇先生所称的“坦麦能”（帖木儿帝国开国君主）于1405年欲侵犯中国时，却突然间死去，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朱棣命运的“离奇巧遇”。
朱棣没有经过开国的艰辛，更不是末代帝王，他恰好处于有诸多可能性的发展时期，时代赋予了他开拓的机会，他给他的帝国编织了一件皇帝的新衣，而且没有被哪个人一语揭穿。
郑和下西洋：国力的透支消费
这舰队之出动虽也有商人参加，可是其被抨击，仍是由于其缺乏利润。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被人指摘。
——黄仁宇
1957年5月，在当年建造郑和下西洋所用船舰的“龙江宝船厂”的遗址内，出土了一根长达11.07米的巨型舵杆，1974年，考古人员又挖出一根2.65米长，有四爪的大铁锚。以往关于郑和宝船的数据，由于多载书籍，而不见实物，早在明后期，就有人对世间流传的郑和宝船规模、形制如何庞大产生怀疑。至清末，更有人撰书称，以当日中国之能力，又如何能造出这般巨大的船只？明史上所载的，不过是中国人喜欢虚夸浮事的另一种表现。
随着20世纪中叶，郑和考古上陆续出现的新发现，人们才恍悟般的认识到，明史上的记载绝非泛泛而言。巨型舵杆和大铁锚的重现人间，让人们只有张大嘴巴惊叹的份——
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
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以现代手段测出其排出量为2万吨。
请注意，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军舰俄罗斯的基洛夫级重型巡洋舰，它的长度为252米，宽度为28.5米，排水量为1万9千吨。除了长度不及俄舰，其他指标毫不逊于，甚至超过俄舰好多倍。而一在现代社会，一在中古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