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实，基洛夫级重型巡洋舰原定建造5艘，但最后因资金问题，导致最后一艘停建，而如上所述的郑和宝船，帝国政府却一连造了63艘，而其他各类各型的船只更是不计其数。每艘船只都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热兵器，包括10门大炮，40座佛朗机炮，50个碗口铳，100支鸟枪，5000枝火箭，1000个烟罐，300个火炮；弹药包括6000根火绳，4000斤粗火药，1000斤鸟枪火药，3000斤铅弹。
这样一只规模巨大、武器精良的舰队，即使如有些研究者提出的“郑和宝船”只是摆设，也强过如今美国、英国、法国三国海军军力之和。
在朱棣心中，由他亲自发起、主持的下西洋行动，在200余艘大小船只的起航中，已经足以代表“前后无人”的天朝声威。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可以大书特书的精彩时刻，但是对他本人来说，最令他心潮澎湃的或许莫过于1405年，带着文武百官第一次送郑和船队出航的情境。
当日的情景，黄仁宇先生这样写道：“计有大船62只，小船225只艘，共计军民2.78万人。”不说朱棣会激动，就算是距离当日已近6百余年的我们，也能轻易就被这组数据惊动体内的兴奋细胞。不管朱棣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启动这一下西洋的计划，有一点可以确定，一些高官的内心对此是不屑的，事实上，在生米尚未做成熟饭的时候，他们接连上书，认为这是滥用国力。这些不同意见最终被强势的朱棣弹压，然而，即便是郑和船队返国后带来的那些异域奇珍，让朱棣眉开眼笑，但朝野之中对此持有的不同态度，还是会零星的浮出水面。他们所争论的是“天朝所费过多，而得来全无能用之物。”
黄仁宇先生也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现象：“这舰队之出动虽也有商人参加，可是其被抨击，仍是由于其缺乏利润。”“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被人指摘。”其中，最为人们不安的一如黄先生指出的：“即便胡椒与苏木被政府使用当作文武官员薪俸的一部分，其价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维持如此巨大舰队。”“南京之龙江船厂曾造大小船只数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间征用，此更招民怨。”
这问题的主旨，说到底，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皇帝老儿要大展国威，宣扬王化，也要让那些不满自己用非正常手段坐上龙椅的人意识到，自己才是真正的“奉天命天君主天下”之人。显然，下西洋之举，纯属面子工程。朱棣可以为了大目的而不计“小成本”，但那些被征用的各类工匠，被额外加税的江南百姓，那些在海外战役中死去的士兵的家属，却不能不计成本。
在朱元璋时期，1两银子可以购买2石大米。明代所谓1石，相当于现在的94.4公斤，而到了朱棣御宇的最后几年，由于连年加税，民不堪用，导致黄先生所说的“欠税”情况的发生，国家收不到税，国库没钱，就大量发行纸钞，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那些原本在人们印象中可以不为生活琐事烦恼的官员，由于贬值的纸钞占据了工资组成内容的大部，品级越级，纸钞比例越高。为了“不致饿死”，他们请求帝国政府，自己不需要由政府提供的勤杂人员，而将他们折合12两白银，以补贴官员的家用，在明朝，这被称为“额费”。
官员如此，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洪武年间，以农民为例，南方农民能有15750人民币的毛收入，北方农民能有7875元人民币的毛收入，基本上，一户中上等的农家，每天能吃上一盘肉，这主要因为洪武年间，政府所征收的每亩农田的税较低，为一斗，也就是20斤大米，而到了永乐年间，一户中上等的农家每天只能吃上半盘肉，或根本吃不上。
这些糟糕而令人头疼的情况，实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于：“实际消耗要远远超出国家正常的财政收入水平。”实际上，第5次、第6次的郑和下西洋，朱棣已经不是在吃老爹的老本，而是在“负债经营”了。
帝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让人担忧，这也直接注定了朱棣的继任者坐上的并不是一个让人高兴的位子，他们所能做的，就像黄先生说的：“永乐以后，没有明朝皇帝敢于向纳税户加重负担到如此程度。”朱棣政府显然已处于破产边缘，以后的皇帝只有放弃他好大喜功的性格，才可能让屁股待在龙椅上的时候长久一些。
朱瞻基在逆境中转型
假使没有采取这些更正的步骤，以后的结局如何殊难断言。
——黄仁宇
对26岁即位的朱瞻基，黄仁宇先生有这样的评价：“他曾受极好的儒家教育，御前也有好顾问，在个人讲，朱瞻基不乏对国事判断的能力，在明朝皇帝之中可算难得。”
以历史的经验来看，在“荒淫无脑”的明朝皇帝中，朱瞻基能被后人如此正面的评价，离不开他年少的经历：数度随爷爷朱棣出征，长年伴随左右，所处时间比待在父亲朱高炽身边还要长。因此之故，朱瞻基才能切身详知朱棣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至其当政，才可能看透内中所存在的本质问题。这让朱瞻基的心理负担格外的沉重。朱棣全情投入的帝国扩张政策，至朱瞻基登基初年，已造成局部的“民变”，比如1427年，在广西柳州发生当地土着劫杀之事，黄先生有轮：“国内全面叛变情形尚未展开，可是征象已相当的明显。”便是当日情景的写照。
零星的“民变”或许可以稍带处理，但是国家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动力——财政收入，便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果断地处理。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明朝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亩的税赋，田赋主要以粮食为体现。黄仁宇先生为我们记录了这么一比账目：
“从1419年到1421年的财政年度中，收入帝国粮仓的田赋实征额不到2300万石粮食，平均每年少于800万石。”
这是朱棣中期到晚期实际的财政营收，而在朱元璋时代，每年田赋的收入均在27000000石以上，1391年，也就是朱元璋洪武二十四年，田赋收入达到创纪录的32278800石。百姓讲手中无粮，心中发慌，就国家而言，没钱就不能给官员加薪，导致他们去谋求灰色收入，滋生腐败；就不能给百姓办事，使民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管理，两头不讨好，这倒还不是最为紧要的，最坏的，社会渐次会变得混乱。这是朱瞻基登基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1425年，朱瞻基昭告天下，停止宫内大型建筑的营修，减征土地税，调整税收上限，尤其对朱棣时在江南地区于田赋之外额外增收的税费进行减免，其结果，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免额达300万石，长江下游地区受益很多。”苛税减少，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和生产力迅速提升，对荒田的开垦自然也不在话下。
此外，朱瞻基还听从户部尚书夏元吉的建议，在减免税收的同时，在商业上适当地开辟了新的税种，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增加政府收入，也有利于调整商人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1427年，朱瞻基有下旨，无论军民，一旦犯罪，可以缴纳2石到100石的粮食，可免除或减少刑罚。
朱棣几近掏空国家，现在轮到他的孙子费尽心思地填补这个大空洞，好在，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拓展外快渠道，到1428年，明朝的田赋又恢复到了洪武初期的水平。朱棣连年对外用兵，所费无度，这也是造成国家财力不济，社会不稳，百姓负担加重的一大原因。朱棣意气风发，是时代与性格所铸就，而其孙采取如黄先生所言的“撤退和紧缩”的姿态，有时想来也是不得已为之。
这样看来，田赋增加，社会趋稳，也要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朱瞻基收拢朱棣的扩张路线，重新回到朱元璋时期的自耕自足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终朱瞻基一世，最大的结点便在于从安南撤兵。此时，被朱棣赶到漠北的蒙古，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分为东西两支忙于，已无暇问鼎中原”，如同前述所有给他的爷爷擦屁股的事情一样，从安南撤兵，也有着亡羊补牢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