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建立后，疆土广大，蒙古人少，故而在全国各行省中以蒙古人充任最高长官，色目人与蒙古人长期交往，是其“最为信赖的朋友”，且擅长经商理财，放到现在，无疑是最为优秀的理财规划师或是股票经纪人。
1262年，忽必烈委任色目人阿合马为财政及税收大臣，此人“替世祖理财二十年，他增加税收，核实发现隐匿，为皇帝信用，做到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类似这般一系列的举措，无非是向蒙古的贵族和自己的盟友表明，他虽为中国的皇帝，但更是蒙古的大汗，他未曾让蒙古人吃亏，更没有受到汉人的摆布。他以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方式，为他的帝国创造了某种平衡，将以暴力为主要形式的征服活动平缓地过渡到了理性的治理上。忽必烈因而也成为一个基本符合“明主”要求的皇帝。
在忽必烈的面前，是人人梦想得到的龙椅，在他的背后，是广袤的领土。他是这两样东西的真正主人。他到处妥协，最终却是到处收益。正如黄先生一再指出的，忽必烈表面上看是蒙古帝国的继承人，但实际上他却开创了一个新的帝国，死后也有了中原的庙号，成为了“中国式”的天子。
“征伐日本”的非正常死亡
蒙古人的挫败证明了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前，极难使一陆上强国同时也成为海上强国，因为海上冒险要强迫大量人民往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进出。
——黄仁宇
1281年的夏天，一则消息打破了忽必烈内心的宁静。
这则消息称远征日本的“士卒十丧六、七”。丧命的士卒，多数并非战死，而是遭突来的台风袭击，随着倾覆的舰船葬身鱼腹，少部则是战败后被主将遗弃于岛内的“南人”，约有3万之众，除部分被留作奴隶外，其余皆为日本武士在滩头斩首。如今在博多湾今津及志贺岛上还留有所谓的“元冠冢”。
消息在次年得到了确认，当初忽必烈是将它当做传言，甚至是笑话来接受的。这是他的帝国第二次远征“孤远岛夷”。他派出了东南两路大军来执行自己的计划。东路军将领是他一贯信任的洪茶丘与忻都，所率蒙古军及从北方征调的部队约有15000人，内中又有高丽的10000步军和15000水军，战船900艘，军粮100000石。
南路军则由“大名鼎鼎”的南宋降将范文虎为主将，所率士兵约100000人，与他一样，基本上都是从南宋投降而来，大小船只有3500艘。黄仁宇先生指出，其整体规模，“是当时历史上所仅有，这记录直到最后才被打破。”“是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
即使放到现在都令人惊叹的数字，给了忽必烈的信心以最强有力地支持。帝国的皇帝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次征伐日本，定能狠狠教训那个不听话的岛国。当忽必烈道出这样的决心时，一定充满了怒气。他的怒气不是来自第一次征伐日本的失败，而是他想起了日本人的“无礼”——黄仁宇先生所称“日本人两次将忽必烈派去的使节斩首”。
1268年，忽必烈派遣使者携国书赴日，要求日本效法高丽来中国“通好”，也就是向蒙古帝国表示臣服。此时日本为镰仓幕府时期，执政者为幕府将军北条时宗，他以“书辞无理”为理由拒绝了蒙古大汗的要求，此后，忽必烈又两次遣使要求日本称臣纳贡，并以武力相威胁，同样遭镰仓幕府拒绝。
忽必烈，或者说蒙古帝国，从未遇到过这等事情——接二连三的被拒绝，似乎帝国在日本人的眼中是一个纸老虎。成吉思汗的荣光不能容忍这样的亵渎。在第一次遣使“通好”被拒后，忽必烈就已有征伐日本的念头，只是那时还未进行大规模的动员，战争物质准备不足，只得花费大量时间建造战舰，储运军粮1274年，万事俱备，忽必烈才发起了第一次征日之战。
黄仁宇先生为我们描绘了此次出征的规模及战争结果——
“1274年的远征，朝鲜被用作跳板，联合舰队里利用了八百艘大小船只，上载蒙古与朝鲜兵员两万千人。在占领了沿岸几个小岛之后，他们在11月20日于九州博多湾登陆。日本军在完成防御工事之后等待援军的来临。当日战事胜负未分，是夜台风扫境；当蒙古人决心后撤时秩序大乱，据朝鲜方面的记录所载，淹没于海中者达一万三千人。”
战争虽然失利，但这并没有影响忽必烈的心情。第一次出征时，如黄先生所言“南宋尚未完全灭亡”，牵制了忽必烈诸多精力，虽有藩属国高丽的助阵，但此时其国内仍有反抗蒙古的战争。军队士气不足，不用命焉有完胜之理？忽必烈将战争的失利归结于这两个原因，认为待这两个问题解决，日本也就成为囊中之物，黄仁宇先生指出“忽必烈已预先立日本行省，其长官包括蒙古高丽汉人南人”。胜券在握，所以他并不着急。
1279年3月19日，随着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刚满8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殉国，南宋的国祚就此终结，1280年，忽必烈彻底征服高丽，设为征东行省。时机终于到了。整个帝国犹如一个战无不胜、挥舞着天赐神兵的大将，而那小小的岛国，又怎能抵挡这世界上最强的兵锋。忽必烈认为，自己将让这个来自草原的帝国走向最为辉煌的时代。但是不幸，二次征日的结果打碎了他的美梦。他有些不知所措。
二次征日的东路军由高丽合浦（今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南路军则从舟山群岛起航。最初的行动异常顺利，黄仁宇先生说“沿海的岛屿毫无抵抗的被占领”，后来“胜负未分”，战事虽有僵持，但是因元军两路大军会合，士气大振，如果没有台风的侵袭，战争的结果如何，真的很难预料。
因着两次台风的“护佑”，日本保住了自己的领土，如黄先生所言，“也创造了日本人‘神风’的传说”。仇快亲痛，忽必烈绝对不允许他的帝国遭受这般耻辱，他要复仇。
1283年，忽必烈下令江南建造船只并且广集粮草，准备第三次征伐日本。这个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赋税过重，江南各地暴发了起义，两年后各地起义才被平定。1285年，忽必烈再次下令打造战船，黄先生指出当日之情形“水手被征集，海盗被招安，囚徒出狱投效，军队发遣分配”“由长江下游运往朝鲜之米一百万石，表示大军的行动在即”。
士已披甲，弓已上弦，剑已出鞘，只等战鼓雷动，强龙就可以出海，所有人都在等待皇帝的命令，但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帝以日本雇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的诏令。
在后人看来，这样的决定无异于自我否定甚或自打耳光。帝国的皇帝说一套做一套，朝令夕改，很难获得臣民的信任，由此造成动乱也未可知。忽必烈难道是在自掘坟墓吗？史书上没有记载其为何如此的原因，我们也不能无端猜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黄仁宇先生指出的“忽必烈发出这种指令时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黄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忽必烈认识到了“目下的弱点”——1285年，忽必烈派大军攻打安南，战败回国，副帅速客秃在特基特湾遭到安南人的袭击，并被杀死——付出的代价过于庞大，让忽必烈感到帝国不能同时开辟多个战场，只有收缩战线才是明智选择。
黄仁宇先生认为“蒙古人的挫败证明了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前，极难使一陆上强国同时也成为海上强国，因为海上冒险要强迫大量人民往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进出。”因此，在类似征伐日本的一系列失败中“这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陆上强国已到了它发展扩充的极限。”
元顺帝：生存之后才能生活
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
——黄仁宇
孛儿只斤·妥欢帖睦尔，史称元顺帝。这个元朝末代皇帝的一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命运多舛”。1330年，母亲罕禄鲁氏因宫廷阴谋而被杀，10岁的妥欢帖睦尔即被政敌流放。黄仁宇先生为我们今日之读者勾勒出这位少年的远徙图：“他首先住在朝鲜北部的一个岛上，次安置于今日之广西桂林。”
考虑到这位蒙古少年所处的境地，可以想见，对皇位他或许已没有了过多的窥视，能捡得一条命，平平淡淡地聊度此生，也就心满意足了。但《周易》讲否极泰来，倒霉透顶，怎么着也有去晦气的一天，否则人生还有什么嚼头？也许是天可怜见，1333年，好运降临到了已经13岁的蒙古少年的头上。
他应该感谢三个人，一个是他叔叔图帖睦尔，一个是他弟弟懿璘质班，一个则是太皇太后卜答失里。感谢前者，是因为在他临死之前突然良心发现，觉得弑兄夺位愧对先人后辈，于是下诏决定将皇位传给兄长元明帝的儿子；感谢弟弟，是因为这个弟弟虽然登上了皇位，却无福消受这么重大的恩典，即位43天就死去了，这给妥欢帖睦尔转变命运带来了一道曙光。
实际上最为重要的是太皇太后的对图帖睦尔遗诏的坚持，在旁人看来，她完全有权利不遵诏令，立自己的儿子为帝，一些权臣也力劝她这么做，比如燕铁木儿。燕铁木儿的发迹源于妥欢帖睦尔祖父，也就是被黄先生称为“元朝只有一个皇帝，有带兵作战的经验”的元武宗海山，与在中亚细亚的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作战时期。他之所以力劝卜答失里立自己的儿子为帝，不过是以其孤儿寡母好控制，但最终卜答失里不为其所动，誓立明宗之子，还颇具讽刺般地让燕铁木儿却迎还远在广西的妥欢帖睦尔。
这中间过程也颇为曲折，燕铁木儿恐新皇帝登基会清算自己，便拖延时间，致使皇位空缺达6月之久，军国大事一切皆听燕铁木儿，实际上已有皇帝之实，大概是老天开眼，燕铁木儿喜恋女色，终因荒淫过度而死，妥欢贴睦尔这才即皇帝位。
黄仁宇先生说这位元朝的皇帝“处境特殊”，倒不全是因为他少年多艰，而是其在即位之后7年内因被另一权臣伯颜所执，而不能自由行权，从一处虎穴又落入另一个狼窝，倒也够这个年轻人受的。或许正因如此特殊的处境，才养成黄先生所说的“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的生存技巧，也才能在“夹着尾巴做人”和“抬着胸膛欢笑”之间寻找到最佳的支点，由此黄仁宇先生也称其为“有权能的政客”。
伯颜因执掌国政，嚣张跋扈，甚至不把妥欢帖睦尔放在眼里。皇帝年少，权力不稳，需要伯颜这样的重臣来稳固自己的地位，所以世论皇权的本质是相互交换的物品，的确如是。伯颜以其个人喜好，滥杀无辜，任人唯亲，将心腹安插于卫戍部位，成为自己的私兵，府库钱帛听其出纳。
1340年，伯颜曾想废掉妥欢帖睦尔，另立新君，此时伯颜之侄脱脱与其不合，将事密告妥欢帖睦尔，这位空悬龙椅7年之久的皇帝才利用这一矛盾发动宫廷政变，将伯颜流放远地，于途中病死于今日的南昌市。
我们说7年之中，妥欢帖睦尔丝毫没有反抗的企图，恐怕不近事实，但一如黄先生分析的，为了寻找战胜的机会，就需要忍受长久的妥协。权力之争是如此，掌握实权后处理国事他也依循这样的路线。他个人出于兴趣上的倾向，喜谈佛学，但照顾到汉人的心情，也时常出席儒臣的经筵。元朝立国，以蒙古人及色目人充重要职位，而他却任命一个贺姓汉人为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贺说祖制不许，不敢从命，妥欢帖睦尔就赐给他一个蒙古姓，他的意思就是“你不想干也想干。”
这分明有些戏谑玩笑的成分，但妥欢帖睦尔正是依靠这样在权贵之间厘定最大的妥协，在百官两端达成最大的平衡，才能以一己之力坐稳皇位，黄先生指出的：“我们想象以当时宫廷处境之艰难，妥欢帖睦尔只能将就现实。”
惟其如此，妥欢帖睦尔才可能平安地活下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翻覆，御宇35年，成为有元一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这就是他的活法，他知道，在这个黑白无常的时代，过于聪明，反受其害，过于蠢笨，家国不保，做个“蠢己蠢人”之人，才可以与“现实”达成共识，永享太平。黄仁宇先生将其生存技巧概括为“机警圆滑”，也正是看透了在当日的情境下，妥欢帖睦尔必然采取这样的方式以求自保。
自保，首在将自己的个性隐秘，做一个方方面面都能接受的普通人，鉴于此，他晚期的一些事迹，正像黄仁宇先生谈及的那样，就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亡国之君”的征兆。譬如花一个多月的时间打猎，与僧人聚众淫乱，还向人请教“房中术”，又譬如不顾国事颓艰，沉湎于木匠活，做起来还“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罕见”，这自然让写史、读史之人想起误国的宋徽宗及后来的“木匠天子”明熹宗朱由校。
我们只能说，元顺帝是个悲情人物。黄先生说得明白，他所面对的已是“无可奈何”的局面。当帝国如水果糜烂之际，一个人的道德感与责任心，对全局已无必然的拯救。
清代郑板桥口言“难得糊涂”，此为一人生境界，只因聪明，洞悉人事，内心痛苦，不如糊里糊涂，随波逐流，才能落得耳目清净，孛儿只斤·妥欢帖睦尔，这个在朱元璋的军队攻破通州后，半夜由大都健德门北亡的元主，可算是真正的“自我生活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