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住院了。二姐帮忙办理的住院手续。我当时手头钞票不够，二姐先垫上了五千元押金。她那时新开了一家百货批发店，闻讯母亲住院的消息后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医院帮忙。侄儿很懂事，日夜守护在医院里。陈挺见我通讯不便将手机给了我，我将寻呼机留给了侄儿。我每天去医院看望母亲，侄儿收到信息立即到楼下来接我。同病室的人开始以为我们是兄弟俩，说我们是一对孝子，得知我们是叔侄时都说母亲命好，有这样的好孙子。病室里的人告诉我侄儿每天给母亲洗脚，我甚感欣慰。母亲旁边的病床住着一位老太太，有一次冲儿孙们发脾气，说这多人有什么用，天天推来推去的，不如人家一个残疾儿子。她说不如死了算了，省得儿孙们劳神。老太太是心肌梗塞，没几天便去了。老太太去了以后，儿孙们哭得惊天动地。
也许受到老太太去世的影响，母亲一下子变得胆小起来，脾气很坏。我不在医院的时候她无缘无故冲侄儿发火，为此侄儿在我面前流泪说不知道咋整的，奶奶说骂就骂，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母亲每次看到我立即喜笑颜开，而我离开时她则郁郁不悦。听侄儿说她很少吃东西，我到医院的第一件事便是敦促母亲吃点东西。我偶尔一两天没空儿去医院，小侄打电话告诉我奶奶又不高兴了，一点儿东西也不吃，嚷嚷着要出院，于是我马不停蹄地直奔医院。也许我是儿子吧，母亲看到我心里便踏实起来。我每次到医院母亲免不了要我陪她聊天，我走的时候她目光里透着一种不安和依恋。有一次母亲问我她得了什么病，我如实相告，并安慰她手术后就没事了，并开玩笑说：“你要是还想给我生弟弟妹妹是没指望了。”
母亲难得的一笑，病室里的人都笑了。有人诧异地看着我，也许认为这是大不敬。只要能逗母亲开心一笑，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母亲比我想象中的要坚强。由于一直高烧不退，她很少吃东西，体质日趋虚弱。尽管如此，每次做检查时她依然坚持自己慢慢步行过去，实在觉得累了才同意小侄搀扶。母亲持续高烧，没法动手术，医生建议我改用进口药。我知道进口药价格昂贵，硬着头皮同意了。依照那位胖胖的女主任医师的话，母亲这种病有七八千元费用足够了，实际情况却是一万元押金告罄了，母亲的病没有丝毫起色。我开始着急起来，朋友们闻讯后纷纷主动将钱借给我。陈挺、江波向，竟然从公司借款送到我手里。我一看事情不妙，回到家里考虑筹措资金的办法。我给母亲单位打电话询问医药费是否可以报销一部分，那头说工人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更别提药费了。我知道姐姐的现状，给她打电话等于逼她上绝路。思来想去，我决定将家里的住房卖掉。
侄儿与陈挺一听我要卖房子都愣了。他们说一旦卖掉房子我将来就回不去了。我故作轻松地对他们说房子没了，可以再买，人没了，有多少钱也没用。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卖掉房子意味着鹤岗已经没有我容身之地，我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游子。那种情况下我不卖房子又能如何呢？我甚至做了更坏的打算，房子卖掉若是还不能支付医疗费用，便去街头卖唱乞讨。只要能治好母亲的病，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当时的情况倘若我是健全人，很可能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老天却不给我这样的机会。也许老天有眼，看到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不安分的血，所以早早地废掉了我的武功以免祸及他人。房东大妈看我每天忙来忙去往返医院与住地之间，却依旧谈笑风生，从容镇定，跟个没事人似的，非常钦佩。她误以为我很有钱，逢人便夸：“这侄小子了不起啊，她妈住院花恁多钱一点不在乎，整天乐呵呵的。”她根本不知道我是强弩之末，精神状态和经济状态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给小勇打电话委托他将房子快点卖掉。我家的房产证和户口簿就放在小勇家里，要他办这件事比较容易一些。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撒谎说做生意要马上用钱。并且再三叮嘱他越快越好，晚了就来不及了。小勇人虽小，却很有头脑。他要我写份委托书立即寄过去。我当即写了委托书并按上了自己的手印。好在房产证和户口上的户主都是我的名字，小勇办事起来很方便。他接到委托书后马上开始四处联系买主。那天我与往常一样到医院去看母亲，刚好遇到一位小护士出来买东西。她是刚分配到医院来实习的，我们打了声招呼，我刚要开车离去，她却叫住了我。我以为她有什么事，将车停下了。她看着我，显得有点犹豫。我笑问她是不是有事。她左右看了看，才小心翼翼地说，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我。我笑着说有什么事，尽管说好了。她有点顾虑地悄声告诉我母亲是宫颈癌，已经扩散，有多少钱也没用了。我大吃一惊，问她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医生没有告诉我。她说是主任亲口说的。医生之所以不告诉我，是想要母亲再多住些日子，到最后实在不行，再下病危通知书。这样医院可以增加收入。说完，小护士便匆匆走了。我愣在那里，过了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侄儿下来接我，我要他背我直接去主任办公室。胖主任见了我笑着打招呼，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单刀直入问她，母亲的病到底如何了，为什么还不做手术。她眯着双眼，笑着说不用着急，这不正在观察嘛。我板着面孔说都观察二十多天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她说这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她们正准备请专家会诊，很快会有结果的。我再也按捺不住，冲她嚷起来，二十多天了还没结果，搞没搞错？“你不是保证过，动完手术就没事了吗！”胖主任马上矢口否认做过这样的保证，并且振振有词地说，医院不会保证任何病人的康复，他们只是尽力而为。我不禁火冒三丈，声色俱厉地瞪着那位胖主任，恨不能向前去撕烂她那张臭嘴。幸亏侄儿轻轻拽了一下我的衣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心里突突直跳，却咬牙切齿地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我狠狠瞪了那位胖主任一眼，悻悻地问她要观察到什么时候，她狡黠地说很快就有结果了。其他的医生和护士们说着官话套话安慰我，并且示意侄儿将我背走。侄儿来到我面前，胆怯地看着我，说：“大叔，咱们先去看我奶吧！”
我心里像压着块抖动的石头“怦怦”乱跳，看到侄儿神色紧张的样子，我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镇定一下愤怒的情绪，渐渐地冷静下来。
侄儿眼巴巴地望着我，小心翼翼地说：“大叔，我们走吧。”
我喘着粗气点点头。侄儿背我经过走廊时我要在走廊的窗台上歇息一会。他问咋啦，我说没事。我坐在窗台上点燃香烟吸了几口，等情绪稳定之后才到病房看望母亲。母亲看到我立即来了精神，忙着问这问那，我微笑着敷衍了几句。她见我情绪低落，关切地问我：“满仔，哪里莫舒服哩？”
我咽泪装欢，干笑起来，说没事。母亲叹息一声说：“满仔，你咯段时间受累了，都是姆妈莫好，连累你哩。”
我劝她不要胡思乱想，撒谎说刚才路上看到一个残疾人在路边要钱，觉得挺可怜的。母亲信以为真，对同室的病友说：“莫看我满仔咯个样子，心好得很哩。”
也许母亲常在病友面前说我好话，病室里的人对我非常友好，而且夸我是孝子。其实我是在尽一个“人子”的义务，“孝子”二字从何谈起呢！每个人应该对母亲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如果母爱是海，我们为母亲所做的一切充其量是一朵小小的浪花。永远不可以将对父母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作为孝心来炫耀，这种沽名钓誉的行径极其卑劣。世上只有伟大的母爱，没有伟大的孝心。所谓的“孝子”只是对生命的尊重而已。面对一个给了你生命的人，用什么作为回报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再平常不过了。
母亲天天盼望做手术，早已等得不耐烦了。那天我刚到病房她便问我为什么还不做手术，我笑着说还没到时候。我们正在谈话有护士进来叫我去主任办公室一趟。我要母亲稍等便与侄儿去了办公室。接待我们的不是那位胖主任医师了，而是戴着眼镜的女医师。她态度谦和，口碑不错。我刚坐下听到了她叹息一声，然后表情凝重地望着我。
我心知肚明，摊牌的时候到了。我要侄儿出去买包香烟，他不大情愿地离开病房。女医师心领神会，随即郑重其事地通知我，经过专家会诊确定母亲的癌变已经扩散，惟一延长生命的办法是化疗。说完，她忸怩作态地看着我。尽管我早有心理准备，此时仍然方寸大乱，脑子里混沌一片。女医师见我沉默不语，小声问我有什么打算。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应道知道怎么办，就不用来医院了。女医师深感遗憾地安慰了我几句，将一张单子慢慢递到我面前的桌上，果然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病危通知书。我乜斜了她一眼，问她结果是不是早出来了，一直不告诉家属。她辩称刚诊断出来，并强调是专家会诊。我知道所谓的专家会诊不过是冠冕堂皇的托词罢了，不禁忿忿地冷笑道，医院快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了。女医师立刻严肃的表示，他们已经尽力了。我此刻终于明白：医院挂着“救死扶伤”的牌子，做的却是“以病捞钱”的勾当，所谓的医德医风早成了一句美丽的谎言。女医师看到我面露愠色，含蓄地催促我快点儿拿主意。她还委婉地说我如果不相信他们可以申请转院。我一听她话里有话，实际上是下逐客令，于是问她是否还有转院的必要。她讳莫如深地笑了笑，那副表情比哭丧还难看。我犹豫片刻，无奈地在病危通知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时女医师支支吾吾告诉我，母亲住院押金快用完了，继续治疗快点交上押金，他们好安排化疗事宜。我很沉重地点点头。我回到病房母亲问我医生叫我做么子，我笑着说没什么大事，通知我准备做化疗。母亲问我什么叫化疗，我那时也不知道何为化疗，敷衍说是手术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母亲一听要做手术了，显得很高兴，她说整天在医院烦死哩，早做手术早出院，省得受罪。我好言安慰她一番，心事重重地离开了医院。
我开车走出医院大门，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当时戴着墨镜，眼前模糊一片，差点被一辆疾驰而来的轿车撞到，惊出一身冷汗。我心有余悸地将车停到人行道上，擦了擦镜片上的泪痕，然后坐在车上点燃一支香烟，猛地吸了起来。我痛恨交集，懊悔当初不该将母亲送到这家医院治疗。也许正是这段日子耽误了母亲病情的最佳治疗时间，进而演变到不可救药的境地。我意识到母亲一天一天离我越来越远了，泪飞顿作倾盆雨。
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孩子，骑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以为我的车坏在了路上，他停下来问我：“叔叔，您需要帮忙吗？”我愣住了，稍作迟疑，很狼狈地擦了擦脸，笑着对孩子说叔叔没事，不小心沙子吹进了眼睛。孩子诧异地看着我，友善地挥挥手，骑上自行车走了。我望着孩子远去的背影不由得感慨万千：做一个孩子真好！倘若我是孩子，时光停留在过去，母亲还是那个健康、充满活力的母亲，那该多好啊！当我看到眼前行色匆匆的陌生面孔，我知道与许许多多人一样，我别无选择地走在了人生的坎坷路上，已经不能回头了。于是我擦干眼泪，开车奔向回家的路。晚上，陈挺应约来到我的住地。他得知情况后，气得大声骂娘，嚷着要去找那位胖主任算账。我要他冷静，我说要怪只能怪这个医疗制度，惯坏了那些没有天良的医生。我们正在商量下一步的事情，刚好小勇打电话来告诉我房子找到了买主，要我给出价位。我仔细询问了当地房价，定出五千元的下限。陈挺见我要卖房子急忙将电话拿过去请小勇等一会儿，稍后再打电话通知他。陈挺挂断电话，谨慎地建议我重新考虑一下，他说母亲既然已经这样了，卖掉房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无可奈何地说，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母亲就这样走吧。
陈挺嘴唇蠕动几下，欲言又止。他见我决心已定，只好打电话通知小勇按计划进行。我不再顾及脸面与自尊了，开始厚着脸皮东挪西借，又筹措到几千元押金交上去，然后急等小勇将房款寄过来接茬。那段日子我饱尝人情冷暖的真正滋味。有的人真情相助，有的人肝胆相照，有的人旁观徘徊，有的人退避三舍。我衷心的感谢那些或多或少给了我帮助与支持的人们，是他们陪我一起走过了那段阴霾的日子。有位叫高伟的小伙子当时在市场开杂货店，我经常去市场买东西刚认识不久。那时他的女友快生产了，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得知我的情况后依然主动将两千元现金送到我手里，并且告诉我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们现在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小伙子最近买了新车，又添了一个宝贝儿子，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一见面总要好好聊聊。回忆当初感慨万千。
母亲做过化疗，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发的严重了。她目光呆滞，面色灰暗，瘦骨嶙峋。她的头发开始一绺一绺的脱落，头顶已经裸露出头皮。母亲焦躁不安，有时狠狠揪下一绺头发拿在手里看上许久，然后一根一根扔到痰盂里。
我问医生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化疗期间的药物反应。我问母亲还能坚持多久，他们避而不谈敷衍了事。他们只是通知我，母亲又欠下一千多元的医疗费，催我快去交费。我气得肺快炸了，却咬紧牙关不露一丝痕迹。我终于体会到那句老话“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的无奈和困窘。母亲似乎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将我叫到床前说：“满仔，算哩，莫要花咯样的冤枉钱哩！”我故作轻松地安慰她，说钱不是问题，花了可以再挣。我要她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并且笑着说一切会好起来的。母亲一脸憔悴地笑了，握着我的手说：“满仔，姆妈对不住你哩，苦哩你哩！”我心如刀绞，将脸贴在母亲滚烫的手上，歉疚地说：“妈，我是你的儿子，你这样说不是见外了吗？”
母亲苦涩地笑了，然后大声炫耀道“我满仔比哪个差么？我孙子比哪个差么？我莫怕哩！”我听得出来，母亲这话是说给别人听的。
我临走时问母亲想吃什么，她说没胃口，随便吧。那段时间母亲每天只喝一点点粥。我说给她买一箱八宝粥。第二天我带上仅有的两千元钱刚准备去医院，侄儿突然打电话哭着说奶奶不见了。我吓了一跳，急忙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奶奶要下楼走走，他就陪着下来了，奶奶说想吃水饺，他去买水饺回来时奶奶就不见了。我要他回病房找找，他说医院里都找遍了。我只觉得脑子“嗡”地一声，顿时愣住了。若不是侄儿在电话里大声叫喊，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我迟疑了一下，催促他继续寻找，我马上过去。我将此事告诉了陈挺，他要我别着急，他立刻从公司赶过去。正当我惊魂未定要去医院之际，却见母亲回来了。我惊愕地望着她，怀疑是不是自己看花了眼。母亲乐呵呵来到我面前：“满仔，我回来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