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光盘的小伙子又来找我卖光盘。我那些日子情绪低落，要他等几天再说。也许我运气好，或许老天佑我平安，等我准备入伙卖光盘的时候，那人却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在他家里搜出一箱子黄色光盘，当即被收容审查。后来听说被判入狱四年。我暗自庆幸，多亏那段时间心情不好否则在劫难逃。那人进去不久女友便与别的男人住到了一起，依然干着卖光盘的勾当。看来金钱的诱惑非同凡响，即便有人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好在我不是个贪财的人，所以也少了许多风险和烦恼，当然，应该赚的钱我绝不含糊。一天又一天，我的生活用“苟延残喘的挣扎着”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尽管如此，我依然屁颠屁颠的忙得不亦乐乎，像歌里唱的那样“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他们在追寻什么”。是啊，我也常常这样问自己，可是答案却像宇宙的黑洞永远望不到尽头。潘军到我住地来辞行，说他要去广州了，我没有问为什么。在北京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今天还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也许明天便各奔东西，形同陌路了。在这里朋友之间没有生离死别的那种厚重情感，只有祝福，只有再见。潘军说他还会回来的，一定要在广州混出点名堂来。我与他击掌相约，祝他早日风光归来。那天我们边吃边聊，为了给他饯行，我破例喝了一杯啤酒。我从酒吧里出来夜已深了，回到家门口吐了一地。江波向出来解手，见我吐得厉害以为我喝醉了，非要将我背回屋里。我见他一番好意不好拒绝。他将我送到屋里后又将摩托车推进院子里。江波向说话做事，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甚得人心。尤其讨女孩子喜欢。他知道我平时写点儿东西，偶尔与我谈一些文字上的东西。他的记性很好，看过的东西便不会忘记。记得有一次他看到我将卖不出的山水画垫在床板上，笑着说我“暴殄（zhēn）天物”。我立即纠正到是“暴殄（tiǎn）天物”，他笑了。原来他有意试探我。他事后告诉我这个词很少有人纠正过，我笑着说人家都知道谦虚，不似我这般不知深浅。也许惺惺相惜吧，我们通过这件事很快成了好朋友。江波向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一次我们在小南庄附近吃火锅回来，平时从没听到他唱歌，那天却一路高歌。我受到他的影响，跟着他一起放声大唱，路上行人以为我们是一对精神病。他说好久没有这样痛快了，我又何尝不是呢。他说与我一起出来很爽，可以无话不谈。不像在公司里做什么事都要小心翼翼，特别是像他这样的新人。我开玩笑说慢慢熬吧，媳妇总会熬成婆。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两年内要成为公司的主要骨干。这小子说到做到，如今不仅是公司的主要骨干，而且娶了一位北京姑娘。
二姐匆匆到我住地说，鹤岗的朋友来电话找我。她将对方电话号码给了我。我只好打电话过去，那是一家杂货店。寒暄了几句，店主原来是家里的邻居，他说是小勇有事找我。小勇接电话告诉我，说单位的房子要归个人了，要我准备钱回家办理产权转让手续，逾期不办者按自动放弃处理。我当时没有那么多钱，陈挺工资仅够维持生计，江波向一听二话没说将当月一千二百元工资的一大部分借给我，二姐将剩余的款项补上了。我筹措到钱，匆匆回到鹤岗。我在家里办理了房子的事情，自然抽空与朋友们聚一聚。小海的儿子已经满地跑了。小勇也参加了工作。万东泉下岗后做起了小生意。他们与我一样为了生活在忙碌着。他们问我北京怎么样，我用一言难尽来形容。朋友们说一个人在外面太苦了劝我回鹤岗，我笑着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啊。小帆结婚了，丈夫是一位厨师。她得知我回家的消息后与丈夫到家里看我，并且邀请我去他们的饭店吃饭。她还关切地问我有女朋友没有，我嘿嘿一笑，说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后吧。小两口面面相觑，既而问我“为啥呀”，我说那时候男人都消灭得差不多了，该轮到我啦，他们不禁笑了。
小帆似玩笑又不失认真地说，她知道我眼光高，一般女人扒拉眼珠子瞅不上。我无奈地笑了，一语双关地辩称很多事情我是身不由己。我们告别的时候，小帆以妹妹口吻叮嘱我别太挑剔了，我已经老大不小的该成家了。我何尝不想呢！她哪里知道我的苦衷，让自己的另一半喝凉水过日子，于心不忍啊。我在家里折腾了二十多天，临走时到父亲的坟地上特意烧了一大堆纸钱，然后匆匆返回北京。
我特意给二姐一家带了一些土特产：木耳，蘑菇和松籽。我到杂货店一看不由得愣住了，杂货店里是一对从没见过的夫妇。他们没等我说话便站了起来，女主人笑呵呵地说：“你是小段吧？”我点点头。她又说她是二姐的大姐，我迟疑一下才缓过神来，很礼貌地喊了声大姐，随即笑着对男的说他一定是大姐夫了。大姐夫眯缝着双眼对我说，怎么着，不像啊。我戏言哪能不像呢，脑门上都贴着标签呢，两口子都笑了。大姐说二姐夸我浑身都是招人爱的肉，她没想到我还这么幽默。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大姐告诉我二姐正在家里做饭。我立即回到车上开车直奔二姐家。二姐看到我回来了，出门迎我进屋。我进屋后大吃一惊：二姐夫一副巨大的照片镶嵌在镜框里，上面挂着黑纱。下面的桌上摆着一些祭祀用品。我惊诧不已，很快反应过来，随即轻轻走到桌前恭恭敬敬点燃一柱香，并且三次深鞠躬。我不知说什么，二姐将菜端到桌上，冲我笑着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既然赶上就一块吃吧。她说我们吃好了再给大姐他们送去。吃饭时二姐告诉我二姐夫临终前还在念叨小段来了没有，她说我回家办事了。二姐夫喘着粗气说：“小兄弟不容易啊，能帮他的就帮帮他。”我听到此处眼泪不禁流了出来，二姐递给我手帕，安慰我：“段啊，甭哭，他瘫痪那多年，这也是一种解脱。”我对二姐说，我不是因为二姐夫的离去而伤心，而是因为他对我的关爱之情。我何德何能？既没帮过他又没做过什么，他却在临终前还惦记着我。
二姐感叹地说二姐夫生前与村里人能谈得来的没几个，却对我特有好感，他听到谁说我的不是，跟人猴急猴急的。我解释说，也许是我们行动不便，同病相怜的缘故。二姐说多多少少二姐夫心里还是挺佩服我的，他一直说我是条汉子。二姐亦有同感的表示：“我觉着也是。”
我得到二姐的认同感到受宠若惊，忐忑不安。我很坦诚地对她说，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为了生存。
二姐夫是在我离开北京三天后突然旧病复发去世的，年仅四十岁。半年后长春桥村拆迁了，二姐用拆迁补偿款在闵庄买了一套新房子。我去过几次，二姐将新家布置得美丽别致又不失庄重。
江波向觉得我文笔还说得过去，希望我将精力用在文字上。他为了给我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我们经过商议搬到了香山脚下一处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地方。也许是有了依靠缺少了危机感，或许我根本没有文字方面的天分，半年下来没写出一件像样的东西。由于江波向表现优异得到了升迁，公司给他提供了一套宿舍，他邀我一同住楼房。我受到身体束缚不适合居住楼房，我们只好分开了。我在香山卖了一段时间枫叶与旅游纪念品，直到有一天曲薇打电话约我吃饭，生活才又发生了新变化。曲薇所在的公司与教育部门联合举办一次全国青少年作文大奖赛，她问我是否有兴趣做初审评委，虽然这只是一次兼职的编外初审评委，但对评审者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在曲薇的力荐之下他们老板和我面谈了一次，当即决定给我这次兼职的机会。为了工作便利我立即从香山搬到西北旺附近的一个小村子。从此一步一步地走向新的台阶。当时评一份稿件是一块八毛钱。我兼职四十天得到了五千四百元的报酬。这是我到北京后第一次一次性得到千元以上的收入，而且完全是凭知识得来的，不禁喜上眉梢。我嘴上不说什么，暗地里却乐开了花。更高兴的是我评选出来的稿件得到了终审评委的广泛认同，几乎一路绿灯的通过，公司老板对我大加赞赏，以致后来只要有文字方面的活儿都主动打电话找我，并且为我提供极大便利，允许我将东西带回家，只要按时完成任务即可。随着接触层面的增多，我文字方面的潜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于是有人开始找我做校对，润稿，编辑之类的工作，甚至给一些有资历的人代笔写东西。收入随行就市，一天天的好了起来，生活保障问题终于迎刃而解。陈挺也经过不懈的努力，由一名普通职员上升到经理助理的位置。正当我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不幸又一次降临到我身上。这一次差点将我彻底击垮，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母亲来了。我接到她从车站打来的电话又惊又喜，高兴得唱起歌来。房东大妈问我干吗那么高兴，我兴奋地说，我妈来了。我想给母亲一个惊喜，决定亲自开车去车站接她。我一路上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一路上想象着母亲见到我时惊讶诧异，喜出望外的样子。我沿着西站广场路边行驶，忽然听到久违了的声音：“满仔，我在咯里哩。”我回头一看，路边一位老太太坐在板凳上冲我招手，并且吃力地站起来。
我一愣，仔细看了一眼。是，是母亲。五年的时间仿佛过了五十年。母亲面容消瘦，脸色苍白，衰老得我差点认不出来了。她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笑呵呵向我走来。我嗓子里一噎，“妈”字几乎是挤出来的。
“满仔，姆妈想你哩！”母亲脸上笑着，眼里闪动着泪花。同样的声音，同样的语言，人却似是而非，我心里不禁一阵酸楚。我深吸一口气，缓解了一下心头的思绪，微笑着说：“妈，上车，我们回家。”
“嗳！”母亲答应一声，一手提着凳子，一手提着包裹，缓慢地走了过来。她说凳子是在家里找老木匠做的，我用得着它。母亲上车时显得小心翼翼。我看到她行动迟缓，沉重，与当年判若两人，一种不祥预感油然而生。我从母亲手里将包裹接过来放到身前的油箱上。母亲很笨拙地坐到车后座上，将凳子横放在腿上，双手像抱着宝贝似的。长时间坐火车很累人，何况母亲上了年纪。我担心她坐在后面打瞌睡，将车速始终控制在二十五迈之内，并且不时提醒她，不停地问她家里的一些情况，促使她振作精神与我谈话。偶尔，我稍停片刻，一边同母亲闲聊一边吸烟提神。母亲告诉我姐姐在镇上修建了楼房，欠下不少外债。由于供销社不景气，姐姐与姐夫办了停薪留职去深圳打工了，侄儿一同去了深圳。母亲一个人在家里生活很久了，一直惦记我才决定来北京。我一路上停停走走，不到三十公里的路程走了三个多小时。
母亲的食欲很差。我买了很多她平时爱吃的东西，她只是象征性地尝一尝，再三嘱咐我不要乱花钱。晚上歇息时我觉得母亲身上发热，我问她哪里不舒服，她回答有点累。母亲睡不着，与我聊家常。她说回到老家后大部分时间住在乡下老屋里。我问她为什么不到镇上姐姐家里住，她说常住在满女家让人笑话。我说她的思想观念落后了，母亲却不这样认为，她由衷地说还是和儿子在一起踏实，并强调说：“满仔，你往后到哪里，姆妈就跟你到哪里。”我将脸贴到她手上，要她放心，我们再也不分开。第二天早晨我在院里水龙头前刷牙，房东大妈到屋里向母亲问候。她们寒暄一会儿，房东大妈出来时走到我面前小声问我母亲多大年纪了，我口齿不清地说六十多了。房东大妈惊讶地“哟”了一声，然后顺口说不应该呀，这么大年纪还有这事儿。我问她什么事，房东大妈犹豫了一下，叫我进屋去看看。我急急忙忙洗了脸进屋去看母亲，母亲见我进屋慌里慌张地将衣服盖到褥单上。“妈！怎么啦？”我问。母亲很尴尬地看着我说：“冇事，冇事。”
我了解母亲，历来对我报喜不报忧。我走过去将衣服慢慢掀开，顿时吓了一跳。褥单上一滩浓浓的血迹，渗透了一大片。我不由得“咯噔”一下，急切地问她，这是咋回事。母亲涨红脸说：“冇事，冇事，女人都有的。”
我知道母亲有事，看到她的样子很窘迫又不好追问下去。于是我走到院子里喊房东大妈出来，要她问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房东大妈抱着小孙子到屋里同母亲聊了一会儿，她怀疑母亲得了妇科病，建议我带母亲去医院做检查。我问她严重吗，她说到医院检查后就会知道了。我当即给陈挺打电话，他说正要抽空过来看望母亲。母亲听说我与陈挺带她去医院检查起初不同意，直到我板起面孔她才不吭声了。临去医院前母亲要洗澡，我看她体质太差，请隔壁的一位姑娘陪她一同去浴池。第二天陈挺打车来接母亲去医院做检查。我随后开车跟了过去。我们在医院走廊的座椅上等了很长时间，医生出来问我们谁是家属，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从B超仪器上看子宫上有阴影，还要做CT检查和切片化验进一步确诊。我问她严重吗，医生答复说等到检查后才能确诊，说完几个医生带着母亲去CT室了。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程序，我们等了很久母亲才出来。医生要我们过两天去医院看检查结果。第二天母亲要出去走走看看，我开车带着她在西北旺附近转了一大圈。我们路过一家照相馆，母亲无意中说很久没有照相了。我将车停在照相馆门口，要母亲进去照几张照片。她犹豫了片刻，说还是算了，等哥哥姐姐们聚集到一起照张全家福。我笑着说那还不等到猴年马月啊，说完我冲照相馆里的人招手，要他们给母亲拍张照片。母亲拍完照片出来说想与我照张合影，她说我们好多年没有合影了。我细细一想，上一次合影已经是车祸以前的事了。我立即很有礼貌地请照相馆里的中年人背我进去与母亲照张合影。我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合影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机会。那张照片竟然成了永恒的纪念。
母亲被确诊为子宫瘤。我看到诊断后不由得浑身一抖。我很清楚肿瘤意味着什么。好在那位胖胖的女主任医师信心十足地向我保证，母亲住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身体很快会恢复健康的。我听了她的话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了。母亲住院离不开人照顾，我本想要姐姐火速来北京。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告诉我已有七个月身孕。我当时鼻子差点气歪了，埋怨她这个节骨眼上怎么出现这样的事情。姐姐哭着说，她马上过来。我不耐烦地说她挺着个大肚子能干啥，别来添麻烦了。我们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让小侄立刻动身到北京来。侄儿十七岁了，我看到他已长成大小伙子，不禁暗自感叹：时间过得真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