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林肯隐恶扬善巧用人
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第16任总统。他领导了美国南北战争，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维护了美联邦统一，为美国在19世纪跃居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开辟了道路，使美国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被称为“伟大的解放者”。另有多个国家的城市以林肯命名。
《中庸》中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尧舜是我们中国人在做人目标上的偶像，他们有什么独家的奥秘吗？有，孔老夫子就总结道：“舜可真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啊！他喜欢向人问问题，又善于分析别人浅近话语里的含义。隐藏人家的坏处，宣扬人家的好处。过与不及两端的意见他都掌握，采纳适中的用于老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地方吧！”
中国有句俗语：“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从这个规律上讲，恶有易于传播、易于感染的特点。如果让恶易于传播、易于感染对于除恶来说不仅丝毫起不到帮助作用，反而会使恶愈来愈多，加大除恶的难度。除恶的关键实在是不在于让恶事传千里而是应将恶该隐的隐下来，换用确实行之有效的方法积极地去解决除恶的问题，这才是儒家隐恶扬善的真正目的。
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总统任命格兰特将军为总司令；当时有人告诉他，说格兰特嗜酒贪杯，难当大任。林肯却说：“如果我知道他喜欢什么酒，我倒应该送他几桶，让大家共享。”林肯总统并不是不知道酗酒可能误事，但他更知道在北军诸将领中，只有格兰特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后来的事实证明，格兰特将军的受命，正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这也说明了林肯的做人艺术，对待一个缺点和优点都十分明显的人，自然不能苛求他是“完人”，如果别人的长处能够帮助自己，那么何不把他的缺点容忍下来，充分利用其“善”的一面呢？
当然，林肯之所以懂得做人的这一诀窍，可真是好不容易才学会的。在这以前，他曾先后选用了三四位将领，选用标准都在求所用之人必须无重大缺点。但其结果，虽然北军拥有人力、物力的绝对优势，而在1861—1864年间，却毫无进展。
反之，在南方的李将军领导下，从贾克森起，几乎没有一位将不是满身都是大小缺点。但李将军并不在意，因为他知道他所用的人每一位都各有所长，而李将军正是善用他们的长处，使他们充分发挥。所以，在那段时期中，林肯麾下每一位“无缺点”的将军，一个一个都被李将军指挥下的“一技之长”的将领击败了。
不过，随着聪明的美国总统领悟了“隐恶扬善”的中庸之道以后，战争局势就不可避免地转变了。
做人难吗？按照舜的做法，也无非就那么两条：隐藏人家的坏处，宣扬人家的好处。可是真正要做到这点容易吗？你就敢保证自己没有动过打别人小报告的心思？你就真的觉得别人的优点不会引起你的嫉妒？所以，要做到隐恶扬善，更得有博大的胸襟和宽容的气度。反过来想想，对于在你身边的人来说，不隐你的善扬你的恶就算是谢天谢地了，岂敢奢望他隐你的恶而扬你的善！
当然，这里的恶，并不是大奸大恶，而是一些小的缺点，在某些方面并不影响其本身技能的发挥。若是对大奸大恶之事也进行隐的话，那样不仅不能发挥其原本的才能，或许还会助纣为虐，酿成大错。
前秦丞相王猛用人之长，避人之短
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今寿光境内）人，东晋十六国时前秦丞相。出身贫寒，曾以卖畚箕为业：“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曾在华阴山隐居，待机建功立业。东晋大将桓温入关时，他身着布衣见桓，“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传为“扪虱谈兵”的历史佳话。他拒绝桓温之聘，后被秦王苻坚聘用。
评价一个人时，永远不能因为一点过失就抹杀他的功劳。有的人才缺点很明显，明显到简直让人接受不了的地步。有的人才就是因为缺点太多而被弃之不用。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人才的缺点一面，没有看到人才的优点一面。大凡人才一般都是峰高谷底，缺点和优点都很突出。所以深谙中庸之道者会巧妙地避开人才的缺点，或者抑制他的缺点，而用好他的优点，发挥他的长处。
370年6月，前秦丞相王猛统帅六万军队征伐前燕。前燕太傅幕容评率30万大军抗击秦军，两军相持于洛川。在决战前夕，王猛为了弄清敌情，做到知己知彼，派大将邓羌手下的一个将军徐成前去侦察燕军的情况，并规定日中必须返回报告。可是徐成却违犯军令，到晚上才回来报告。王猛很生气，按军法要把徐成处死。这时邓羌出来替徐成说情。说敌众我寡，马上就要开战了，徐成是一位大将，应当赦免他的死罪，让他戴罪立功。王猛不同意，认为不杀徐成，军法没有信誉。邓羌因为徐成是自己的部将，极力请求：“徐成是我的部将，虽然他违犯了军令应该处斩，但我愿与他一起效力死战，以赎死罪。”王猛还是不同意。
邓羌是个急性子人，他看王猛这么冷酷无情，气得返回军营，集结军队要攻打王猛。王猛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邓羌说：“受命讨远贼，今有近贼，要自相残杀，所以我要先除去这个近贼。”王猛觉得邓羌这个人既讲朋友信义，又有股子敢做敢为的冲劲，是位可用之才。于是为了笼络安抚邓羌，对邓羌说：“将军请息怒，我现在就放了徐成。”邓羌见徐成被赦免了，也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便亲自到王猛营中道歉。王猛对此显得毫不在意，他拉着邓羌的手说：“我在试探将军呢，将军对自己的部下都这么讲信义，何况对国家呢，我不怕燕国军队了。”
不久，两军决战开始了。由于敌众我寡，王猛考虑必须派一员猛将冲进敌阵，首先挫败敌人的锐气。然后指挥全军一鼓作气，猛打猛冲，就可以打败燕军。这时王猛想起了邓羌。于是他让邓羌率领所部打先锋，并诚恳地说：“今日之战，非将军不可以成功，希望您努力。”可是邓羌毛病就是多，他又和王猛讲起价钱来了，说：“您要是给我一个司隶校尉的职位，我让您无忧无虑，保证打败燕军。”王猛说：“这不是我所能办到的，我只能给您一个安定太守万户侯的官职。”邓羌见王猛没有答应自己的要求，不高兴地走了。一会儿大战开始了，王猛召邓羌出击，邓羌居然在帐里睡大觉不答应。没办法，王猛只好亲自到邓羌营中，当面满足了邓羌要官的要求。邓羌这才改变了消极的态度，让部下狂吃豪饮一顿，待到酒足饭饱之后，便与部将徐成一起率军冲入敌营，旁若无人，搴旗斩将，打得燕军丢盔卸甲，溃不成军。王猛乘胜追击，大破燕军。事后，王猛看着邓羌，由衷地赞赏说：“真是一员猛将啊！”这就是王猛用人的特点。实际上邓羌已经犯下了三条大罪。一是为部将说情，徇私枉法；二是带兵攻打王猛，犯上作乱；三是临战要求司隶之职，要挟丞相。这三条哪条都是杀头之罪。但是作为政治家的王猛，能够容其所短，用其所长，调动将士们的积极性。试想，如果王猛要是因这三条罪中的哪一条把邓羌杀了，还会有洛川之捷吗？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谁见过毫无缺点的人呢？一个人的优点与缺点往往是相互依存的，就像一面镜子的两面，有正面就有背面。还要看到，我们开创事业，工作本身就带有探索性和风险性，谁敢保证没有一点闪失。如果求全责备，天下就无人可用了。既然是“完人”，那就是什么都会，什么都行，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他什么都会，那不过是浮浅的一知半解而已。这种人，与其说是“完人”，不如说是庸人，无能之辈。如果用这种“完”人，事业的成功就无望了。
善于利用人，抓住他的优点、才能，真正做到为己所用。
司马光坚持自己的做人之道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市夏县）人，汉族。（但宋人袁说友著《成都文类》记，司马光是在他父亲司马池任光山知县时，生于县衙官舍的，该观点已为当今主流，多数专家学者认同），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谁都想做真正的强者。中庸之道并不是要求大家畏畏缩缩不敢坚持自己的志向，相反，做人的中庸之道就是要使自己做大做强，人做到什么地步才能被称为是强？身强力壮？那只是匹夫之勇。出将拜相？历史上那么多的将相不也流下来诸多的骂名？中庸之道讲求的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一切都恰到好处。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强啊！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强啊！
人什么时候最强？就在坚持自己做人之道的时候！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可以说是儒家尊敬的圣人，他向来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也能坚持自己的志向，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谋，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臣都缄口不言。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虽然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
司马光并不打算就此收手，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马上应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已。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令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
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准，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司马光一生从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百姓全部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
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对他的政绩，人们却时褒时贬。
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其政绩大加褒扬，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皆是赞美之辞。
改革派当政时，司马光不仅没有政绩可言，而且被列入奸相之列。宋绍圣年间，御史周铁首论“温公（司马光死后谥号）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人“元祐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奸党碑”。
但是在立碑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对蔡京说：“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正直，现在却要列入奸党，小人不忍心做。”蔡京一怒之下便要处罚他，吓得安民一面求饶，一面哭诉：“大人的命令，小人不敢违抗。只是小人有一个请求：碑上刻匠人名字时，不要把小人安民的名字署上，以免留下千载骂名。”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
可见，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折服。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涑水先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志向，是指导我们做人的原则，原则不变，那么我们就不会轻易随波逐流。
中庸之为人就是要表现出：即使表面上做出“圆滑”的行为，其内心也要保持“方正”这样总有一天会像司马光那样得到世人的欣赏。
帕克以志向引导成功
凯利·帕克，逝世于2005年。帕克家族从帕克的祖父起就进入出版传媒界。他19岁加入父亲弗兰克爵士旗下《每日电讯报》，从零做起，什么都干，唯独因为诵读困难症而没当过记者。
志向是考察一个人是否能担负道义的重要参照，孔老夫子曾经针对子承父志做过评论：“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观察他的志向；当他父亲死去以后，观察他的行为。如果他长期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可以说是做到孝了。”《中庸》的这番论述就是对孔夫子思想的深入揭示，从我们现在看来，那些能继承前人志向为今生奋斗目标者，不但能够将代代人生薪火相传，而且也足以能够使自己的社会功用发挥到最大。
前澳大利亚首富凯利·帕克正是成功地继承了家族之志，并且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的孝子。
帕克出生于传媒世家。他的爷爷罗伯特·帕克就是新闻记者，通过多年努力，逐渐拥有了自己创办的报纸。1934年，帕克的父亲弗兰克·帕克继承家族产业，并将事业扩展到包括畅销杂志、报纸及牧场、房地产在内的多个领域。弗兰克本打算让长子，也就是帕克的哥哥克莱德·帕克继承他的事业，没想到书生气十足、事事有主见的克莱德最后竟与独断专行的父亲彻底闹翻，一气之下远走美国。
弗兰克只得勉强培养他并不看好的次子帕克。据《悉尼晨报》报道，帕克从小有阅读困难症，而且非常懒惰，在学校里除了体育之外，各门功课极差。由于父亲对他管教极为严厉，他一度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热衷于跑车、女人和赌博，几乎成了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
不过，自结束了学生生涯之后，帕克身上的优点逐渐显现出来。他非常聪明，而且具备投资天分，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掌握了先机，提出除了报纸、杂志外，电视才是传媒业的主流，并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澳大利亚第九电视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