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曲解迫使爱因斯坦对自己的态度作出明确的说明。他叹息苏联人所使用的“公开信的讨厌笨拙的方法”，而不是用能创造一种相互理解气氛的直接接触的自由和亲自交换意见的方法。然而他赞赏他的俄国同事的率直坦白、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观点的做法，认为“相互理解只有作这样的努力才有可能，那就是努力充分了解对方的思想、动机和忧虑，做到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的角度去观察世界”。事实上，他对苏联科学家的答复就是这样做的，他对他们某些过激的言词表示可以理解，因为他了解，俄罗斯在近30年中从敌视他的帝国主义势力方面受了多少苦难。他记得德国人的入侵，内战时代的外国干涉，西方国家以希特勒为反俄工具而给予的支持……他在答复中说，他“是诚恳地在寻求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而不幻想他自己知道了‘真理’，或者知道了所要遵循的‘正确道路”’。对于苏联人谴责他支持资本主义，他说明了他一贯坚持的思想——即认为资本主义从来不曾和永远不可能使生产与人民的购买力保持健康的平衡，也不能制止失业。他还进一步说：“我而且同意你们的看法，社会主义经济优于资本主义经济。无疑地，总有一天，那时一切国家(只要这样的国家仍然存在)都会感谢俄国，因为它是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际可能性作出了证明的第一个国家。”同时他也批评了那种狂热的不容许有任何不同声音存在的偏狭性，认为这就把一种可行的社会组织形式变成了一种像帮会那样的东西，把一切“异教徒”都污蔑为叛徒和为非作歹的坏分子。他还指出了苏联政策上的矛盾性：在经济领域强烈地反对无政府状态，“在国际政治领域却又以同样的激情来拥护无政府状态，即拥护无限制的主权”。爱因斯坦也毫无顾忌地、直率地指出：“美国政府关于原子武器的一些建议，至少表明了一种想要创立超国家安全组织的企图。如果说是对方不能接受的话，那么，至少也为真正解决国际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基础。其实，倒是苏联政府半否定半拖沓的态度，使得这一个国家善良的人们很难像他们原来所希望的那样，运用他们的政治影响来反对‘战争贩子’。关于美国对联合国大会的影响，我要说的是：照我看来，这不仅是由于美国具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也是由于美国同联合国都在努力寻求真正解决安全问题的办法。”最后，爱因斯坦站在自己一贯的立场上强调：“最重大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其他一切与之相比均属微不足道的。”“大家知道，实力政策迟早必定导致战争……”我们面I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用一切手段阻止战争的爆发。
对爱因斯坦来说，悲哀还不止来自各国统治集团的反对，而是老百姓的愚昧，对战争危险的普遍麻木与冷漠，对他的再三呼吁无动于衷。
1949年，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近来，我和一位理智而好心的人讨论过另一次战争的可能性，这次战争真正威胁到人类的存在。我告诉他说，我相信只有一个超国家组织可能提供一种对抗这种危险的措施。对此，我的来访者平静而冷淡地回答说：‘你究意为什么如此热切地反对人类的消失呢?”’爱因斯坦说，对此他感到震惊：“我确信，100年前是不会有人如此随便作出这样的评述的。”然而对于这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他只有痛．心，没有表现出愤怒。因为，他理解隐藏在这言过其实的说法后面的痛苦，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一定是一个曾经为反对战争作了很多努力而处处碰壁的人。更使他感到困惑不解、心烦意乱的是，“虽然已经得到原子战争的恐怖性质的警告，人们仍没有做出任何事情反对它，甚至还有几分漠视他们意识到的警告”。，有的人认识到邻近的人们会被消灭，但存在侥幸心理，总觉得不会殃及自己。更有甚者，有些人还因自己国家拥有这种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沾沾自喜乃至自豪。爱因斯坦说，真正的危险是由仇恨产生的那种视而不见，“真正的危险在人们的心中”，“人们的精神堕落了，变得习惯于战争。结果是理智的、客观的人类行动几乎很少有效果，它落入被怀疑并被当作反对爱国而遭到迫害”。他认为这是由于人民受到统治者欺骗宣传的蒙蔽。所以，要使人们听到理性的声音，就应该使人们脱离、超越那些统治者、政治家，那些权力的维护者们。
面对战争危险日益深重自己又无能为力，他感到沮丧、失望而痛苦万分。那些曾在思想上接近他的人，现在很多地远离他而去，他感到更加孤独了，爱因斯坦与他那个时代被一道深渊隔开。这是他对人类命运的崇高责任心、使命感与人们自私自利、麻木不仁之间的深渊，是他对于理性和秩序的需要和那些随波逐流的人的恣意妄为之间的深渊。他，几乎是一个孤独的老人，面对整个世界的愚蠢。
瓦朗坦在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对她谈到了广岛，谈到走向毁灭的竞赛，以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加剧这种竞赛。他谈到他个人的经历，所进行的徒劳无益的努力，无人理睬的警告。他谈到了人的愚蠢，他的盲目选择，对于萦绕心头的人性的忧虑。“当提及某些特别令人失望的谈话或荒唐的偶然事件时，他发出了阵阵大笑，正像某些通常不合条理的事件激起他的幽默感时他所反应的那样。但是，他的笑声是苦涩的，它不再是发自内心的……”
1946年12月，他的挚友朗之万的死，使他本来已经孤独得不能再孤独的心变得更加寂寞、孤独了。“保罗·朗之万的噩耗给我的打击，比在这充满沮丧不幸的年头里很多事件都大。”他这样说：“保罗·朗之万的去世所带来的伤感之所以特别沉重，是因为他给了我十分孤独和凄凉的感觉。”他和朗之万经常肩并肩地在相同的科学思想领域中一起探索，他欣赏朗之万的才能，认为他“在科学思考方面具有非凡的明确性和敏捷性，同时对于关键问题又有一种可靠的直觉眼力”；他更钦佩朗之万的为人。朗之万胸怀宽广，他常常成为其他人的启发者和激励者，他的无私“使得他的劳动成果出现在别的科学家的著作中要比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多得多”。“朗之万的一生都由于觉悟到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缺陷和不平等而深受其苦，可是，他还是坚信理性和知识的力量”。虽然朗之万也存在相当多的怀疑、猜忌和冷嘲热讽，爱因斯坦还是觉得他非常可亲。因为“他那促进全人类幸福生活的愿望，也许比他那纯洁知识启蒙的热望还要强烈”。他们两人之间有着太多的、共同的、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品质特征，“从来没有一个求助于他的具有社会良心的人是空手回去的”。“像他那样对事物本性有明确的眼光，而同时又具有为真正的人道而挑战的强烈感情和从事斗争行动的能力，在无论哪个时代都是非常少见的”。爱因斯坦说，“这样一个人逝世了，他所留下的空隙，对于残生者似乎是难以忍受”。
在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之后，爱因斯坦在孤寂生活中集中加以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科学伦理学的问题，这也是他防止再次爆发世界大战、反对军备竞赛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恐怕在同辈人中再没有第二个科学家像爱因斯坦这样更深切、更尖锐、更痛苦地经受了原子弹被用于军事侵略的惨剧，尽管他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原子弹的研制。他从来不回避责任，尤其是自己的责任。
1945年12月10日，在纽约一家豪华的大饭店里举行了每年一度的诺贝尔聚餐会。美国科学界的精英云集一堂。大家欢迎爱因斯坦致词，他站起来沉痛地说：
“今天物理学家的处境和诺贝尔没有什么两样。诺贝尔发明了一种在当时威力无比的炸药——一种超级破坏工具。为了对此赎罪，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他设立了诺贝尔奖金，以促进和平事业。现在，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所烦恼……”
他说，“我们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新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比我们先得到它；按照纳粹的精神状态，要是让他们占先，就意味着难以想像的被破坏，以及对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奴役”。但这丝毫不能减轻他的苦恼。
广岛、长崎事件使他看清了非理性的悲剧。科学研究本来是要为人类提供认识的强大工具，使人类借助它能更好地驾驭自然，把人类社会推向更加美好的境地。但广岛、长崎悲剧表明，在对抗社会里，理性的果实被毒化，而且每一种科学思想，每一个新的发现都可能成为非理性势力的武器。
科学的唯理论精神和科学应用的非理性性质的脱节使爱因斯坦痛苦不堪。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是为某种“超个人的”理性的东西服务的自由思想的同义语。可在对抗制度下，统治者的利益同真理是敌对的，就犹如它同人民的利益是敌对的一样。然而可悲的是，美国原子能机构的活动使爱因斯坦认识到，在对抗性社会条件下，科学不得不依赖于非理性势力。因为科学研究需要经费，科研人员要吃饭，要有工作和生活条件，而所有这些都不得不依靠政府和有钱的人。这就必然会使整个科学陷入对敌对阶层的严重依赖中。这就使他们——有权的和有钱的人能迫使科学家和科学为他们的非理性，为他们的私利效劳。这是科学向自己反面的转化，是科学和科学家的悲哀，是科学与伦理不容易统一的根源。
意大利科学家在路卡召开大会，大会筹备人员通过费米教授请爱因斯坦写几句话，爱因斯坦在给意大利科学家的信中愤怒地控诉了统治者们对科研成果的掠夺和滥用。信中说：“使科学工作者们感到焦虑的是，他们的劳动成果被那一小撮人夺去了，这些人先把经济权集中在他们手里，继而又把政治权集中在他们手中……”因为搞科学研究是无可指责的，科学本身也没有任何罪过。正如原子能本身并不威胁人类，新的自然力的滥用才威胁人类。爱因斯坦写道：“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Ⅱ：像火柴的发明一样，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防范它的滥用。”
他利用一切机会不厌其烦地要科学家们拿出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勇气来，向政府、向人民、向整个社会发出滥用科研成果造成巨大威胁，特别是滥用原子释放这样的科学成就会毁灭整个人类的警告，坚决地与那些滥用科学成果的人作斗争，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要把科学用于非人道的目的时，采取坚决不合作的态度。
1949年5月，他对弗吉尔·欣肖说：“永远不要做任何违背你良心的事情，即使是国家要求你去做。”
在麦卡锡亲自出马说爱因斯坦是美国的敌人后，《报道报》的记者请爱因斯坦谈谈对麦卡锡这伙法西斯暴徒猖狂叫嚣的看法，以及这一发难对他个人可能导致的后果所抱的态度时，爱因斯坦说：“我不想分析这个问题，我只想用几句话来表示我的感觉：假如我再做一个年轻人，需要决定一下怎样来安排自己的生活，那我决不想再做科学家了。我宁愿选择自来水工人的职业，以便取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可以得到的最起码的一点独立性。”有一位科学家对爱因斯坦的这个答复不满意，问爱因斯坦，这种立场是不是在困难面前投降，退出斗争，否认科学的进步?为此爱因斯坦立即回答道：“您完全没有了解我的这些话的意思，我只是想说，对于那些利用自己的势力给知识分子造成恐怖的暴徒是不应该不予以回击的……当斯宾诺莎拒绝在海德堡任教授(他与黑格尔不同)，决心不出售自己的精神的自由挣钱谋生时，他遵守了这个原则……”很显然，在这里爱因斯坦说的就是要挣脱对政府和任何大资本家垄断企业的依赖和科学家的完全独立，这本身就是与他们作坚决的不妥协斗争的一种方法，其目的就是不让自己的科研成果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为他们屠杀无辜的和平居民的兽行服务。
尽管他的不屈不挠的宣传在当时几乎没有看到什么积极的结果，但他相信，人类终将有一天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时，社会会在理性原则指导下得到改造，并会为人们的利益而充分利用科学上的发现。因此，警告、宣传和呼吁是绝对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只有不受任何信条的约束，并有权怀疑包括自己论点在内的所有论点，科学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类服务”。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和罗素共同倡议世界各国自然科学家定期会晤，以便团结起来，以自己的言行维护世界和平。
这里讲的就是著名的《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
1955年3月14日爱因斯坦生日那天，也是他创立狭义相对论50周年，由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贺电还没有来得及全看，3月20日，杜卡斯又告诉他，“‘科学争取和平’组织3月26日要开年会，有几个英国人要请您给他们写几句话……”罗素寄来了一份给大国政府的呼吁书，他希望用《爱因斯坦一罗素宣言》的名称发表。
呼吁书的内容是建立强有力的世界政府，废除核武器，制止战争。杜卡斯把呼吁书读了一遍：
我们之间的大多数人不是采取中立立场的。我们的感情和思想并不一致，但作为人，我们懂得东方和西方之间争执的问题应该用和平方法来调整。
应该使每一方面，不论是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者，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白种人或黑种人都得到最大满意。应该使所争执的问题不使人类陷入毁灭性的战争中去……
我们希望这在东方和西方都能为人了解。我们要求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承认，并且公开声明，他们将不用战争方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们向他们呼吁，与此相应谋求调整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和平方法……
“罗素的意思是，”读完呼吁书后，杜卡斯说：“征求‘铁幕’双方的占领导地位的物理学家们在这个文件上签名。表示愿意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人中间已有约里奥·居里和英费尔德……此外，还打算举行一次或几次会议，在会议上原子物理学家们可以就如何一劳永逸地结束核战争威胁的问题交换意见。罗素计划第一次会议8月在伦敦召开。他已向俄国科学家们发出邀请，他们已答复同意到伦敦去……”
由于罗素这份呼吁书就是在爱因斯坦精神的影响下起草出来的，其中基本思想就是爱因斯坦多年来在各种场合所反复强调的，于是他很爽快地答应签名。这是他最后的签名。他同时对杜卡斯说：“上帝啊，我们竟能活着看到这个可恶的冷战结束的一天吗?”接着他又口授了下列一些话：“我们面临的二者择一是，或者是结束战争，或者是人类一起灭亡……但是，决心作出这一选择，仍需要勇气。因为有些人只看见眼前的利益，而看不见将来最可怕的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