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关于要用新的思维来处理国际事务、呼吁成立“世界政府”、禁止使用核武器、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等思想，在当时虽然带有不少空想的成分，但其中无疑有不少合理之处，其人道主义性质更是不容否定。其合理之处就在于：主权、关税、国界等等国家壁垒，它也是历史范畴，因为是私有制的产物，迟早总有一天要与人类的文明水平、人类的继续发展不相适应，成为过时的东西!几十年来，世界上再没有发生广岛、长崎那样的惨剧，缓和正逐步代替冷战，限制和销毁核武器再已不像当时那样还是“天方夜谭”，所有这一切不正好证明了爱因斯坦思想的生命力和他生前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奔走呼号并没有白费吗?!
4.永垂不朽
1951年1月6日，爱因斯坦在给比利时王后伊莉莎白写信时说：
我不拉小提琴了。这些年来，听我自己演奏，越听越难
受，希望你没有遭到类似的命运。留给我的事情是：毫不悯
惜自己，研究困难的科学问题。那个工作迷人的魔力，将持
续到我停止呼吸。
是的，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还坚持在阵地上——研究他的统一场论——这一他奋斗了已近40年的课题。尽管他也意识到，在他有生之年恐怕很难有什么突破了。
他，仿佛活着就是为了搞科学研究，发现真理。他的整个后半生都在研究统一场论，这是他的生活乐趣之所在，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他的生活本身，也表现了他对自己信念的无比执著!
对此有人不理解，甚至把他描绘成一个僵化的保守派，是个死抱着自己陈腐观念不放的人。还是他的老朋友、杰出的物理学家劳厄说得对。他指出，爱因斯坦所表现的不是“固执”，而是“异乎寻常的勇气，结合着深入自然的最本质特点的天才的洞察力”。“他怀着那种勇气继续着为建立量子力学而进行的尚未定局的斗争”。
20世纪50年代初，物理学界在爱因斯坦所研究的统一场论的道路上出现了决定性的突破，这使爱因斯坦大受鼓舞。
在美国、法国、联邦德国、匈牙利、日本和苏联，都有一些物理学家坚信爱因斯坦的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沿着爱因斯坦的道路在奋力地向统一场论冲击。其中年轻的巴黎物理学家维日埃以爱因斯坦一格罗美尔一英费尔德型方程为基础，在广义相对论与原子理论之间，在场的各种理论与粒子的各种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1952—1958年间，维日埃在磁场与引力场之外，又引入了第三个场，物质连续性的第三种性质形式，即“场”，这是德布罗依原子波的基础层。这样，这些波在维日埃的方程里具有了实在的物质的性质，波和粒子的统一也具体实现了。波和粒子现在被视为是场的一些最小特殊范域。原子物体的运动规律则与这些范域的运动规律相关联。
爱因斯坦得知这一突破后给德布罗依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示他与巴黎学派采取的是同样的立场，他把他的那封信称作“遗书”。他写道：“请转告维日埃，他走的是正确的道路。”“请您对他和别的法国同志们说，我建议他们朝他们所选取的方向继续工作下去。”
1958年春，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所作的一些研究成果，虽然还停留在统计方法的框子里，但在内容上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电磁场、原子核与引力场的统一理论了。可惜爱因斯坦未能亲眼看到这一结果。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在爱因斯坦与人的接触过程中和书信往来中，越来越经常地谈到死，流露出对生活的厌倦，尽管语调很平静，但却是一种浓浓的哀伤。1949年3月底，他在回复老朋友索洛文给他的70大寿的贺信时，里边就有这样的话：“……当代人认为我是一个邪教徒，同时又是一个反动分子，真是活得太长了。”他的这种情绪，一方面是由于反复呼吁和平，而看到的却是大国之间不顾人民死活所搞的剧烈的军备竞赛。另一方面是由于他面对着自己所期待的科学上的东西和他在科学上所能做到的事情之间的悲剧性脱节。在统一场论的研究上，他深刻地感觉到已经做到的事还不能令人满意，前面的路还长，而自己已经深感力不从心。
一个年逾古稀的人经常想到死，谈到死，这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值得重视的是一个伟大思想家对待死的独特的看法和态度及其折射出来的爱因斯坦的个性特征和晚年生活的烙印。
早在两千年前，伊壁鸠鲁就为反对怕死提出了有力的论证：“当我们存在时，没有死亡；当有死亡时，我们已不存在。”当他自己快死的时候，坐进热澡盆，要喝浓郁的醇酒，并在临终的信中把死去的一天称为自己最幸福的一天，因为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关于哲学推论的回忆。斯宾诺莎也说过：“自由的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表现在对死，而是在对生的研究中。”
在对待死的看法和态度上再没有人比爱因斯坦与他们更接近了。爱因斯坦热爱生，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讲过“死也不是那样坏”。1955年4月，一位朋友偕同爱因斯坦到医院去探望患风湿病的玛尔戈。出来后，他们曾四处溜达，并谈起过死。那位朋友援引了一则死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的格言。爱因斯坦也讲了一句：“死也是一种解脱。”是啊，死，对活得很沉重的人不仅不可怕，还是一种理想境界，不再生存也就不再受苦，所以，死亡就意味着解放。
在对待死上，爱因斯坦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态度是，对本人生命的相对的无所谓和对已经死去和将要死去的亲人们的深沉的怀念和虽然平静而却十分强烈的忧伤。有一次，他在同英费尔德谈话时说：“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我喜欢生命。但如果我知道过3个小时我就死了，这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只会想，怎样更好地利用剩下的3个小时c然后，我就会收拾好自己的纸张，静静地躺下，死去。”美国曾有人建议举办一次题为“我将怎样度过最后两分钟”的电视节目c他们将采访罗斯福、施威莱尔这样的著名人物，也给爱因斯坦寄去了这样一份邀请信。这个电视节目的题目是引人入胜的，但爱因斯坦却看得比较透。他于1950年8月26日回信道：“我无法参加你们准备举办的电视节目‘最后两分钟’，人们怎样度过他归天之前的最后两分钟，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无关宏旨。”他为什么能这样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呢?其实，早在1916年他讲过的一段话就对此作出了回答。
当时他病倒了，生命垂危。麦克斯·玻恩的妻子去看望他。他向她谈到了死。玻恩的妻子见他对死是那样地无所谓，于是问他怕不怕死。他回答说：“不，我同所有活着的人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这无穷无尽的人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和终结了，我觉得都无关宏旨。”另外，他还说过：“死去的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保留于我们身后的事物中得到不朽。”
一位英国人曾给住在柏林的爱因斯坦的信中向他询问一个原先由爱迪生提出来的问题，即当你躺在床上行将去世的时候，如果你回顾自己的一生，那么你依据什么来判定自己的一生是成功的还是虚度了?1930年11月12日，爱因斯坦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无论是在我弥留之际还是在这以前，我都不会问这种问题……我自己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是啊，自己成功了还是虚度了，这种问题是不可能使一个始终抱着“超个人的”生活态度“同所有活着的人融为一体”的人感兴趣的，在他看来，这是那些把个人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的商人的事。他活着就是为了使人类变得更美好。为此他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即使自己追求的理想——建立统一场论还没有完全实现，他已感到无怨无悔。所以能以惊人的平静面对自己生命的终结。
在爱因斯坦逝世的前两个星期，科恩访问了他。科恩后来写道：“他的脸显出了阴沉悲伤，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但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消除了衰老的印象。特别是爱因斯坦笑的时候，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这时他就用手背拭去眼泪。”
他们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科学史，但也涉及哲学本身的问题。爱因斯坦讲到他的立场与马赫的立场之间的根本对立，还较详细地叙述了他在维也纳同马赫的会晤以及他们之问发生的主要是关于分子和原子存在的争论。还提到后来的一代物理学家的哲学爱好。爱因斯坦说：“他们是坏的哲学家”，并援引“逻辑实证沦”为例。爱因斯坦认为，“逻辑实证论”和正统的马赫主义之间差别的性质，就像实证论的各个流派之间的其他差别的性质一样是不重要的。
谈话中，他注意的重点是牛顿的创作问题，并特别谈到了科学创作方面的历史直觉。在他看来，有一种内在的或直觉的历史，还有一种外部的或者有文献证明的历史，后者比较客观，但前者要有趣得多。
爱因斯坦还企图揭示一系列促使牛顿从穿过虚空的超距作用概念得出以太概念的逻辑的、无意识的、纯心理的动机，以说明历史直觉的意义。他说连他本人也常常不能说明他是怎样得出这个或那个概念的，也许历史学家能比科学家本人更好地解释清楚科学家的思想进程。
爱因斯坦还和科恩谈了促进科学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认为恰恰不是解答，而是问题，冲突、争论、矛盾把科学史变成思想戏剧的东西。他认为某些基本问题可能会永远纠缠着我们，一些似乎解决了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会从新的角度重新提出来，问题的这种保留和再现——尽管在这个时代有了解答——证明解答有近似的、暂时的、相对的性质。它给世界图像带来了正面的、历史不变的内容，却并不取消问题，而是使它深化，使它现代化，使它再现于科学中。
因此，要判断科学思想的运动，不仅必须知道它已经达到何种观点，它对它面临的问题作了何种解答，而且要知道它的速度、它的梯度是怎样的，而这就不仅与答案有关，而且也与新的问题、与老的问题的变化与深化、与传给未来并继续存活的一切东西有关，因为科学已经获得的答案、观点将会过时。科学的这种发展，不仅是外在因素作用下的运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因，由于内部的冲突。
爱因斯坦看出牛顿是17世纪的思想家，正面的解答属于17世纪，也属于以后的两个世纪。未解决的问题、17世纪的矛盾和问题也属于未来的世纪。它们使爱因斯坦产生了一种不朽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并未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科学发展原因的解释，与他们是十分接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