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立这样的“世界政府”，他首先寄希望于刚刚建立不久的联合国的改造。他在给当时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针对大国为自己的利益企图主宰世界的局面指出，减小安理会的权力，扩大大会的权力，要求联合国是“人民的真正代表”，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我们就能期望代表中“政治家多一些，外交家少一些”。因为否决权使安理会瘫痪无力，所以他主张取消这种权力。他要求加强联合国道义上的权威，积极建立世界政府，如果有些国家拒绝参加，可以先组织一个局部性的世界政府。
科学家为避免人类的悲剧，企图建立“世界政府”的想法虽然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其高尚的人道主义性质也是不容怀疑的，而且通过政治对话和协商解决争端的思想今天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一些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政治家和野心家的阴暗心理是善良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所以，他的想法一开始就具有空想的悲剧色彩。此外，谁研究原子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想去消灭、吓唬别人，而不是为了使自己同归于尽，这一点在他提出要么共存，要么同归于尽时显然忽略了。他的想法不仅注定了是空想，还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方方面面的攻击。
这种反对首先来自美国。
华盛顿派了一位官方人士来警告爱因斯坦。那人告诉他说，在华盛顿某些圈子里的人们“怀着惊异而不安的心情”注视着这位科学家在原子问题方面对于“美国外交界的努力”持否定态度。那人给爱因斯坦做工作说：“我们尽了一切力量以求达成协议，但是俄国人不让步……我们强大的战略空军是制止俄国侵略的惟一手段……”
爱因斯坦不无讥讽地说：“我们的强大的战略空军倒是非常准确地把乌尔姆城里那家面粉店的房子连根铲下来了，不幸得很，那是我依依学语的地方!我们的空军把和平城市卡塞里变成了瓦砾堆，而且是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星期干的。那天，在卡塞里城的一所房子里，普朗克身上盖着碎石块和石粉浆倒在那里……您知道这位普朗克是什么人吗?不知道?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在我们的空中礼品之下逃出他那把老骨头来的时候已经87岁了……盖世太保处死了他的儿子爱尔文……”
来访者故意把这样的话当耳旁风，继续说道：“政府方面的一些圈子里，大家都在期待您采取积极行动，您是目光远大地考虑问题的……”说话者见爱因斯坦早就思想开小差了，知道怎么做工作都没有用，只好起身告辞。
更有甚者是对爱因斯坦的直接攻击和迫害。1945年10月25日，密苏里州一位众议员发言称爱因斯坦为外国煽动者，说他想把美国投入新的欧洲战争，目的是进一步扩张世界共产主义，他说：“依我的意见，他破坏法律，应受惩罚!”那时，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名叫“警察妇女团”的组织还要求从本城公共图书馆里抽出并销毁“600种共产主义书籍”，其中就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久，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泛滥起来，在美国大地上重新出现了当年德国法西斯搞的褐色恐怖。大批的特务充斥了大学、研究所和实验室，使人感到压抑、窒息。他怒斥：“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的希特勒主义!”当纽约《工人日报》的通讯员、工人共产党人莱文菲尔斯被抓进监狱后，他给这位遭迫害的人的妻子写信说道：“……我认为，任何人不应该由于信仰和倾吐信仰而受到处罚。”
爱因斯坦最崇尚的就是民主、自由、人道和科学，最痛恨的就是专制和谎言。早在少年时代，在路提波德中学上学时，他就饱尝了专横之苦。后来德国的专制统治、现在美国的专制统治都使他恨之入骨。早在1942年在反对法西斯的肆虐时，他就说过：“……我相信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盼望，有朝一日那些无法形容的滔天罪行都将受到惩罚……但是我还希望，即使是那些最为迟钝愚昧的人现在也会清楚地看到，谎言和暴政终究是要失败的。”
反对专制，崇尚自由、民主、人道与科学，必然要主张宽容。事实也正是这样。1934年，爱因斯坦在刚逃离德国法西斯的魔掌后，为一家美国杂志撰写的一篇关于宽容的文章表达的就是这种意思：“……宽容就是对于那些习惯、信仰、趣味与自己相异的人的品质、观点和行动作恰如其分的评价。这种宽容不意味着对他人的行动和情感漠不关心，这种宽容还应包括谅解和移情……任何一种伟大高尚的事物，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科学成就，都来源于独立的个性。只是在文艺复兴使个人有可能不受束缚地发展自己的时候，欧洲文化才在被打破令人窒息的停滞状况方面取得了最重要的突破。”“因此，最主要的宽容就是国家与社会对个人的宽容。为了确保个人自身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安全，国家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国家变成主体，个人却沦为惟命是从的工具，那么所有好的价值就全部丧失了。必须先砸碎磐石然后才能长出树木，必须先松土然后植物才能茁壮成长。同样，只有在人类社会达到足够的开放水平，个人能够自由发展自己能力的时候，人类社会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就。”因为杂志的编辑坚持要对此文进行一些爱因斯坦无法容忍的修改，爱因斯坦后来把文章收了回来。故此文当时并未发表。
1953年5月9日，一位名叫弗劳恩格拉斯的中学教员，写信给爱因斯坦说，他被传到“非美活动委员会”讯问，他不愿供述自己的政治关系，请教爱因斯坦该怎么办。爱因斯坦当即回信道：
亲爱的弗劳恩格拉斯先生：
我国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反动政客在公众眼前虚晃着一种外来的危险，借此煽动公众怀疑一切理智的努力。他们得逞之后，就进一步窒息教学自由。谁要是不听话，就把他解雇，叫他饿肚皮。
只占少数的知识分子应当怎样反抗这种罪恶呢?老实说，我看只有照甘地所倡导的那种不合作的革命方法去办。每一个受到这类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也就是说，他必须准备坐牢，准备破产。总之，他必须准备为祖国的文明幸福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幸福。
拒绝作证……应当是基于这样的主张：这种审问违反宪法精神，无辜的公民向这种审问屈服，那是可耻的。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准备迈出这庄严的一步，他们就会成功。不然的话，等待着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被奴役，他们也不配得到更好的东西。
你的真诚的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信尾还故意加上了这样一句：
(又及)此信内容不必保密。
此信于6月12日在《纽约时报》上公开发表后，在白色恐怖下的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麦卡锡亲自出马，攻击爱因斯坦道：“谁要是像爱因斯坦给人出主意，那他就是美国的敌人……出席本委员会作证的共产党律师，就是那样给人出主意的。”
他以为这样可以把爱因斯坦吓倒，他不知道，爱因斯坦早就作好了坐牢、破产、被解雇和牺牲个人一切的准备。
其实，美国对爱因斯坦的攻击，又何止因为原子弹爆炸引起的对美国政府不满，可以说，这种不满从来没有间断过。在爱因斯坦加入美国国籍，宣誓忠于美国宪法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精神时，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卫道士就曾出来反对过：“如果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正确的，世上没有个人的上帝，那么美国就是立国在神话和虚妄之上的。”
无论是劝说、警告还是攻击、恐吓，都丝毫不能动摇爱因斯坦对美国政府搞军国主义的批判和斗争。
1950年2月1日清晨，美国无线电广播停止正常播音，广播了一则“特别紧急的报道”：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宣布了他要研制比原子弹杀伤力还大的氢弹的意图。就在这时，纽约一家电视公司问爱因斯坦肯不肯发表一篇电视演说，题目可以自己定，不过“尽量不要谈关于政治争论的问题”。原来电视公司怕遭到拒绝，因为他老人家已71岁了，平时又最不愿抛头露面，没想到，他居然很干脆地答应了。
2月13日，他去那里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说：
“认为可以用军备竞争的办法取得安全，是一个会闯大祸的错误思想。在美国拥有了原子弹之后，有些人立即产生了这种幻想。他们认为可以用这种办法吓倒敌人，而获得安全……
“在这个国家里我们五年来所信奉的信仰象征是这样的：不顾一切地武装起来。我们是怎样行动的呢?在地球上凡是可以建立军事据点的地方都建起了军事基地。把别的国家视作可供利用的盟友，而武装他们……在国内我们把令人咋舌的财政力量集中在军人手里，对青年进行军事训练，用骇人的警察机构进行‘效忠’调查……还有什么呢?禁止独立思想，任由无线电、报刊、学校制造社会舆论。还有就是军备竞争，无止境的军备竞I争，到今天居然宣布要制造氢弹，它已具有了歇斯底里的性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了。
“这颗炸弹假如造出来。大气就会沾染放射性物质——前景就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灭亡!
“这些计划的险恶性从它的狂躁的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可以看出来：每一步都必然引起下一步，一直达到终点——战争大灾祸发生为止……”
他的讲演使电视台的经理吓得惊慌失措，以至在他离去时都不敢送他。
如果说这时他主要还是表现为对美国政府搞军国主义的揭露的话，那么后来，他的一些讲话就简直是号召人民起来造他们的反了。
1954年3月14日，爱因斯坦75岁生日，保卫民主权利美国委员会来信祝贺他。他写了一封回信。信末附加了这样的话：“把美国引向反动独裁的那些人竭力想把凡是反对他们的人的嘴全封住，并对他们加以恐吓。”“我们一定要坚持不屈!”“必须用种种办法帮助那些因思想迫害而需要辩护的人们、拒绝提供口供的人们，以及那些由于思想迫害而遭受物质困难的人”
他在给美国法学者协会的一封信里也写道：“人的权利并不是在天上规定的，为这个权利所作的斗争也不是在天上，而是在这里，在人间进行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使我们的国家做出种种令人耻笑、令人憎恶的行动。这种情况我们还必须忍受多久呢?对于那些贪婪地争权夺利，从这种情况得到好处的政客们，还将容忍多久呢……”
在另外的场合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美国军国主义的根源与实质。他认为“这种精神的根本事实是‘赤裸裸的霸权’。”军国主义的精神状态只有把原子弹、战略基地，把各种各样的武器、原料、资源等非人性的因素，看作是根本性的，而把诸如人们的愿望和思想等心理因素看作是不重要的和第二位的。在这种精神统治下，“个人遭到贬斥，他只是一件工具，他仅仅变成为一种原材料，丧失了人类正常的树立雄心壮志的冲动。”这种军国主义要求公民的政治权利在所谓国家利益的托词下作出牺牲。“各种各样的政治迫害和政府干涉，比如对教学、研究和报纸的官方控制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因而也遇不到人民群众的抵抗，而这种抵抗本来是可以用来保护人民的。”
他在1948年春写的一封信中也指出：“……国家军国主义化的计划，不仅意味着发生战争的危险。这个计划毫无疑问是在慢慢地，然而确实地摧毁民主和个人权利!”
爱因斯坦争取世界和平的言行不仅遭到美国政府和反动势力的反对，他关于改造联合国、建立世界政府的一些建议也引起了苏联政府的强烈不满。
苏联的4位科学家不得不根据政府的指示在英文杂志《新时代》上发表了一封致爱因斯坦的公开信，激烈反对“爱因斯坦博士的错误思想”。他们谴责爱因斯坦提出的取消各国主权、建立世界政府的主张是为了确立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支持卑鄙的帝国主义者，“掩护其无限制的扩张”。对于爱因斯坦关于缩小安理会权力，扩大大会权力的思想，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把联合国变为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部门的愿望”。对他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应由人民直选的主张，更是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甚至说爱因斯坦是在支持与和平和国际合作为敌的最凶恶的敌人的计划和努力。
在对待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的态度上，显然，爱因斯坦始终比较倾向于苏联。正因为如此，德国和美国的反动势力才大肆反对他。尽管他有时也批评苏联缺少自由，对于科学与文化有着太多的不必要的干预，但更多的却是称颂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就，认为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里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里得到了很大的益处”。就是对他所批评的那些问题，他甚至都表示出了某种程度的理解和凉解。他在答复美国民主党人说苏联是少数人的统治、缺乏自由的诘难时就说过，对于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教育的民族和一个缺乏改善其灾难状况的能力的国家是必要的。而另一方面，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美国政府搞军国主义的批判，后来这种批判还深入到了对社会制度本身的揭露。1945年他对雷蒙德·斯温说，苏联的内部状况，不会“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爱因斯坦敌视一切国家主义。但比起苏联的国家主义来说，他更加担心美国的国家主义。他认为，当时的世界局势，美国的罪责比苏联的大。“因为在控制世界局势上我们实际上是更有能力的国家，如果发生了危机，那么我们就应比苏联受到更多的谴责”。
苏联科学家说爱因斯坦提出要建立世界政府“是支持美帝国主义”，“掩护其无限制的扩张”，显然是冤枉了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读了苏联科学家的公开信，并且反复读了好几遍。爱因斯坦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感情用事，他在回答公开信时再一次体现出了他的宽广的胸怀和伟大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