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的质能关系式引起了人们在这上边的遐想，而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又开创了把这理论变为实践的新时代。
斯宾诺莎从来不和掌权的人来往，决不依靠他们，他选择了磨金刚石的职业，以便排除各种干扰，有利于自己的思考。而莱布尼茨则是国王们的顾问，无数政治和行政方案的制定者。爱因斯坦属于哪种类型的思想家?他既欣赏斯宾诺莎的生活方式，竭力逃避日常生活的干扰，而且一般说来对掌权者有好印象的极少。而另一方面，他也与一些大政治家来往，而且在自然科学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以如此多的精力和如此有效地干预过世界大事。因为当时历史已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科学成了人类最光明的希望和最黑暗的罪恶的根源，他不能不认识到这一点。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对科学的执著，使他不能不站出来干预。尤其是眼看自己的科研成果有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杀人武器时，他不能不积极地站出来说话。否则，他良心上就过不去。
在正常的时代，这种史无前例的、直到当时尚未找到有效控制的新发现，从实验阶段到投入实际应用需要经历很长时间。因为需要筹款和旷日持久的准备。然而在这特殊的时代，在竞争的条件下，由于国家对它全力以赴，这一过程却惊人地被缩短了(1940年3月，爱因斯坦知道纳粹德国对铀的兴趣提高后，又给总统写了一封希望能进一步加快研制速度的信)。很快，美国就完成了这种有巨大威力的秘密武器——原子弹的研制。
美国原子弹研制的神奇速度并没有给爱因斯坦带来任何的欣慰，反而增加了他的忧虑。在这件事的自始至终，都未能消除爱因斯坦内心的矛盾冲突。在他那里，一方面有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希特勒的幽灵，另一方面，他对美国统治集团也不信任。早在1940年9月，爱因斯坦就说过：自己给罗斯福的信是“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忆”，尽管德国也研制原子弹这一事实证明这封信是正当的。
1944．年春，纳粹德国在战场上已开始土崩瓦解。不断有消息由无线电收音机播放出来：1月，德军在列宁格勒战役中败北，3月撤出乌克兰，6月在白俄罗斯被击败退回到波兰；在南方，1月22日英美两国军队在内图纳登陆，经过激战，取得很大进展。接着，美国空军对乌尔姆——爱因斯坦的故乡完成了大规模的空袭。匈牙利的国土即将全部解放，而直到这时，德国法西斯用来进行军事恐吓的、有巨大威力的神秘飞弹也还没有造出来。后来德国国防部根据“元首”“只能把钱花在那些半年内即能制造出来的新式武器上的指令”，决定不把铀弹视为首要项目，加之缺乏足够的电力净化铀矿，致使研制原子弹计划的现实基础遭到破坏。1944年春，德国还只有物理研究所地下室里有一个不大的实验用的反应堆在建造中。
就在这时，西拉德又来到梅塞街112号。
“您瞧，德国的原子弹还没有造出来，然而我们手里倒握着原子弹……”西拉德说话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和您说过有这种形势的可能，您还记得吗?”爱因斯坦打断他的话说道。
“不错，我记得，应该承认，在当时……”西拉德答道。不过他把话题一转说道：“如果说我们那时所担心的是别让德国人跑在我们前面，那么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以后拿它怎么办了……”
“这对您是个问题呢!”爱因斯坦不无责备地说。
“对我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并不在我自己……”接着他告诉爱因斯坦，在军人中，一个有势力的集团，其中包括参谋总长马歇尔，主张拿日本一些城市作原子弹的试验场。因此，他写了一份给总统的备忘录，指出这种新的毁灭性的武器变为政府政策的工具，对全世界和平将发生极大的危险。
“您想想看，假如几个大国——美国、英国、苏联，都武装了这种可怕的武器，在战后世界里彼此处在敌对状态中，那将发生什么事呀!”
西拉德在备忘录里指出，最小的失慎步骤，最小的有欠熟虑的行动，都可能导致奇灾大祸。只有完全拒绝军事用途，只有把这种新式武器交付给国际组织——在苏联、英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的参与之下——才能挽救危局。这意味着保证对于可能发生的滥用进行监督。
“老师，”西拉德讷讷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1939年8月2日，我请您签署过一封信，吁请总统尽快行动……今天，1944年4月，我又来劝您签署致总统的另一封信，请求制止过急的行动!”他从文件包里拿出了这份备忘录。
爱因斯坦苦笑着摇摇头，由于他当时也主要是这一担心，所以接过信，看完之后很爽快地就签了字。
但收信人并没有看到这封信。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突然逝世。后来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有这封尚未批阅的信。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爱因斯坦万分震惊，深感痛心。他在不同场合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谈话表明了这一点。
爱因斯坦最先听到这一消息是在纽约州北部的一个湖上驾驶帆艇回到岸边时一位记者告诉他的，就是那天——1945年8月6日(当地时间早晨8时15分)一架B29型水上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爱因斯坦听后沉默了一会儿，猛烈地摇了摇头，沉痛地说：
“唉，这是不能容许的!”
两天之后，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假如在那时候，在1939年，我确实知道德国人还不能制造原子弹，我不会给罗斯福提那个建议的。”仿佛，他感到，这笼罩世界人民心头的阴影，广岛的灾难，他也有部分责任。他后来这样对一位来访的原子物理学家说。那次他还明确提出：“搞原子武器竞争，对美国是自杀。”“如果我们这些制造了这个炸弹的科学家不能获得对它的禁令，我们就会给自己、给科学定了死罪!”
由于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E=mC2奠定了原子弹的理论物理基础，而他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又使美国的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得以启动，所以有人开始把爱因斯坦叫做“原子弹之父”。
“我不认为我自己是释放原子能之父。在这方面，我所起的作用完全是间接的。”1945年，他对雷蒙德·斯温这样说。几年以后，当瓦朗坦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与爱因斯坦～起回忆这个时期时，爱因斯坦也说：“事实上我仅是一个邮箱，他们带给我一封信，我所必须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在那上面签字。”这种说法是实事求是的。事实上当时罗斯福听了人家读完他的信之后就并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当时的美国总统是一位对欧洲毫不感兴趣，决定置身于战争之外的人，爱因斯坦的信都不可能对原子弹研制过程产生任何影响。瓦朗坦说：“仍然是你按的按钮啊!”他听后，目光转向了远方，投向弯曲的溪谷、绿色的草地和那一片片遮住了地平线的森林。过了一会儿，爱因斯坦用一种低沉、缓慢的声音——好像不是在回答瓦朗坦，而是面对所凝视的那些古老树木的顶部，每个字都互相断开地说：“是的，我按的按钮。”
3.提出政治新思维呼吁成立“世界政府”
1940年10月1日，爱因斯坦加入美国国籍。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属于美国。相反，他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越长，对美国社会本质的认识也就越清楚，对美国也就越不满意、越反感。特别是杜鲁门执政以后，在广岛、长崎扔下了罪恶的原子弹，大力推行军国主义；对内让法西斯议员麦卡锡出任“取消共产党活动”议员委员会主席，在全国范围内疯狂迫害进步人士。本来爱因斯坦最不愿意让别的事情分散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精力。但是在人类已走到选择的历史关头——即科学成了人类最光明的希望，同时也是最可怕的忧虑的根源时，拒绝出来干预就成了背叛科学时，呼吁成立“世界政府”，为各国人民间的谅解，为不同制度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禁止核武器，反对种种战争煽动就成了他晚年思想活动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当年的哥尼斯堡老人康德在自己生命后期写出了不朽的《永久和平论》，现在，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黄昏岁月也主要是为了人类的持久和平而奋斗。他自己就说过：“全部时间除了搞政治，就是摆弄方程式。”
爱因斯坦早在推动美国研制原子弹时就对美国政府心存疑虑，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美国政府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要结束时，还要扔原子弹。而且炸死的基本上是无辜的和平居民。这两颗原子弹使爱因斯坦在心灵受到巨大震撼之余已依稀认识到问题不在领导者个人品质的优劣，而在于制度的性质，认识到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拥有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原子武器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全人类要么共存，要么同归于尽。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思维。他利用各种机会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一思想，为防止人类毁灭的命运，不顾年迈体弱，不懈地进行斗争。他给报刊写文章，也到各种集会上，有时还通过无线电广播作讲演。
1945年11月，他对雷蒙德·斯温谈到，“只要各个主权国家具有很大的权力，战争就不可避免”。这就是他呼吁成立“世界政府”的基础。因为通过当时的一些世界强国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他已经看清了某些人以强调本国人民利益为借口，不惜让包括本国人民在内的千百万人作出巨大牺牲，以达到他们少数人不可告人的目的。
1946年，他在拍给美国几百位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一份电报，募捐筹建一项基金时说道：“我们迫切需要20万美元充作一项运动的基金。这次运动的目的是向人民说明，目前如何迫切需要按新的方法来思考，假如人类想要生存和进步的话。这一请求是对于悬在人类头上的严重的危险作了长时间的考虑而作出的。”他还向所有那些对于悬而未决的世界命运有责任的人呼吁说：“我们的世界面临一场危机，这是到目前为止那些有力量作出善或恶的重大决策的人没有觉察到的，原子弹释放的力量已改变了每一件事情，只有我们的思维方式除外。因此，我们逐渐走向了空前绝后的灾难。如果人类一定要活下去，并且向更高阶段发展，那么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就是必要的。”
很显然，这里爱因斯坦的“新的思想方式”的内容就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团的利益。不同国家、民族意见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冲突，只能通过政治对话、协商的途径来解决，而不能通过军备竞赛、炫耀实力、搞核讹诈的途径不道德地来解决。这与他的建立“世界政府”的思想是一致的，建立“世界政府”就是为了更好协调各国的利益，避免因利益冲突而导致原子战争。这就是几十年来逐步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崇奉的政治新思维。
1945年12月10日，在纽约一家饭店举行的聚餐会上，他说：“战争是打赢了，但是和平却没有赢得!”接着他谴责美国的政府：“要说世界的命运现在只维系于这个国家和俄国之间达成广泛的协议，那将不是夸张的……可以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协议是可能达成的。但是，所发生的事不正是完全朝着相反的方面走吗?现在美国既然并未发现任何实际威胁，那就没有任何的必要继续生产原子弹，把120亿美元用在军需上。”“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只说明，在消除俄国疑虑方面，什么也没有做过。要知道这种疑虑是很容易理解的。”针对美国军国主义的加强，他明确提出：“持久的和平不能用威胁的方法求得，而只能采用建立互相信任的诚意来求得。”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他爆发出一种被欺骗的巨大愤怒：“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手里，是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希望的寄托者、和平自由的战士。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和平的保证，也没有《大西洋宪章》对世界所许诺的任何自由的保证。”到1946年，爱因斯坦已清醒认识到：“原子弹成了人类继续生存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永远不停地警告，我们必须永不松懈地努力，使世界各国尤其是他们的政府意识到，如果他们不改变相互的态度，不改变对于通向未来任务的看法，那么就会引起难以形容的灾难”。
1946年5月，爱因斯坦知道俄罗斯作家爱伦堡到了美国，他请他到普林斯顿去。他对他谈到了原子弹的悲剧。爱伦堡记载了爱因斯坦的看法。爱因斯坦认为特别可怕的是，在美国有许多人并没有把广岛和长崎的毁灭同地球上出现人之后千万年问积累起来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珍品的毁灭联系起来。爱因斯坦认为忘记此事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爱伦堡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爱因斯坦的：“当我见到爱因斯坦的时候，他已年过六旬，长长的花白的头发使他的容貌显得苍老，并使他具有上世纪音乐家或隐士的某种风度。他没有穿西装上衣，只穿一件高领绒线衣，一支自来水笔插在高高的领子里，直抵下颏。他从裤兜里掏出记事本。他的面庞机智，轮廓鲜明，而一双眼睛却惊人地年轻，时而忧郁，时而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它们忽然充满热情地笑起来了——我是不怕用词的——孩子般地笑起来了。头一分钟，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位深沉的老人，可是只要他说起话来，只要他很快下楼到花园，只要他的眼睛刚露出愉快的、嘲弄的神情，最初的印象便消失了。他年轻因为他具有不随年华而消逝的青春，他自己用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表述过它——我活着并疑惑，因为所有的时间我都想弄明白……”
在这次交谈中，爱因斯坦还讲到，抛弃了逻辑、理性，就必然要发生危险。因为他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已清楚地看到，专制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所以它迟早总要引起灾难。
接着，爱因斯坦在连续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两篇文章中又写道：“这个国家(美国)搞出了一个国际共管原子的建议，然而附带的条件却是俄国不能接受的……那些责备俄国不肯接受的人不应该忘记，我们自己都没有自愿地拒绝使用原子弹。”“我认为，美国的政策是错误的……贮存原子弹，不肯首先允诺不使用它们，这就是想利用拥有原子弹这一事实来达到政治目的。”“也许有人认为用这个办法可以迫使苏联接受美国的计划吧?但是，这种恫吓手段只会加深矛盾，加剧战争产生的危险。”
如果说，在1945年，爱因斯坦仍然相信“由单独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俄国人”谈判，可以制定这个世界的宪法。只要美国国会公开了原子弹的秘密，即可消除俄国人的疑虑的话，这时他已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了。他感到只有建立一个“世界性政府”，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消除人类从来不曾面临的最可怕的危险。尽管有过一切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组织都遭到失败的记忆，也没有动摇他这一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