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在1927年的索尔维会议上，他坚决反对把原子理论局限在统计概率的框框里，反对夸大原子世界中的偶然性的作用，尽管当时赞同他的主张的人是少数。然而，爱因斯坦深深地懂得，批判的武器还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理学的问题最终还必须靠物理学自身的发展去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更感到找出建立在决定论基础上的原子理论的重要。这时他更是全神贯注到证明下述问题上了：不仅是宏观物体的质量，连微观世界的电荷也能使空间的几何图形改变，电磁场中原子、电子、粒子的运动规律，也可以用使行星和恒星引力规律与空间曲面结合起来的那些原理与空时的构造规律结合起来。同时弄明白物质的不连续性与连续性之间的辩证统一，证明为什么除了连续的场外，还存在着与之相结合的各具特点的物质物体，揭开这种本质，从其中引出以扬弃的方式包含着量子力学的统计规律在内的原子世界的精确规律。
在对统一场论探索的过程中，爱因斯坦对数学的信任不断增强。有一段时间他认为数学才是“真正的创造原理”。他甚至确信，用纯粹的数学构造，人们就能发现那些概念和支配它们的定律，数学是给我们打开一切自然现象大门的钥匙。所以他越来越多地注意从数学家中挑选自己的助手。当时被他挑选上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瓦尔特·迈尔教授，一个胖胖的小个子。后来爱因斯坦对人介绍说：“正是这个人推演了我的全部计算。知道吗?他的技巧简直妙极了。”
正当爱因斯坦在为统一场论苦苦思索的过程中，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在达沃斯的山里，不少有病的年轻人在那里疗养。与世隔绝的环境，使他们难以继续学习。爱因斯坦本人虽然很健康，但他对在疾病中长期或短期远离生活圈子的年轻人的痛苦，却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如果他们的身体状况容许，继续学习对他们无疑是大有好处的”，爱因斯坦想。于是这位认为“道德行为不仅在于放弃某些生活的乐趣，而更可以说是乐善好施地热心于为一切人更幸福的生活”的人热情地拥戴达沃斯的大学课程基金会，并决定到那里亲自为病患者开设几次讲座。
1928年初，爱因斯坦就在去达沃斯讲课的过程中，也许是因为长年艰苦的脑力劳动，体质本来就大大下降了，也许是那地方海拔太高他适应不了，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总之，他就在当地的一家旅馆里，因怜悯一个看门老头，没让他提箱子，自己把箱子提上楼，心力衰竭而病倒了。诊断后，按医生的要求绝对卧床了好几个月才得以恢复。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病人，只要体力稍有恢复就拒绝小心谨慎，他常常背着医生和埃丽莎跑到外边去。咖啡和酒是被禁止了，可烟却怎么也戒不了。每次当埃丽莎问他：“你今天抽了几袋了?”他的回答总是一袋。“但是，我刚刚看到你……”“噢，那可能是第二次……”“至少是第四次”，埃丽莎说。“你不要告诉我，你的数学比我好吗?”这时，他幽默地说着，笑了起来。
这场病几乎神奇地成为一剂青春妙药，竟使他恢复了生机。他重新显示出良好的健康状况，他以使人振奋、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以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重新投入了工作。仿佛他生病期间已贮藏足了长期思索的结果，一下子要倾泻出来了。突然，人们知道了他很快将公布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报界人士和出版商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他们向爱因斯坦索要简单的概述或就其内容的一点说明。在安静的哈伯兰大街，汽车从早到晚等在那里，从世界各国专程来采访的记者拥挤在房屋的周围。摄影师索性把照相机架在门前。对此，爱因斯坦极其厌恶地回避着：“我真不明白，所有这一切大惊小怪是为了什么?”
他的论文在他50大寿前发表在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上，一共只有4页，由一系列一般公众很难弄懂的方程和公式组成。试图概括在宇宙中占支配地位的两种基本力——引力和电磁力的规律，辨明引力的吸引作用，并把它归于一种电磁现象。弗朗克说：“对于内行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逻辑和美学上的完美无缺的工作。”关于这件事，爱因斯坦夫妇的好友瓦朗坦有一段有趣的回忆：“我记得是1929年的一天，保罗·潘列维到我I这里来，看上去全神贯注而且极其兴奋：‘你知道吗，爱因斯坦的这个理论，这个统一场论简直是太了不起了。’他从马甲的内口袋里掏出一本细心叠为几张纸构成的小册……我问潘列维：‘这个理论公开发表很长时间了吗?’‘我是今天早上才见到这个小册子的，但那时我有个内阁会议。’他说，‘我只好把它带进去，一有机会，我就在桌子底下读一段。’说着，他瞪圆了眼睛看着我，似乎突然有些疑心，他严厉地加了一句：‘你要答应我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我向你担保，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想到这样一位大科学家竟在内阁会议上偷偷看这些那么难以理解的论文，我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不是跟小学生在课桌底下全神贯注地读侦探小说一样吗?潘列维被我笑得有些狼狈，他说：‘别这样，我说的是正事一它可能使我看起来太傻了。”，虽然后来爱因斯坦本人也把1929年得到的结果作为一种不满意的东西抛弃了，但这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建立统一场论，实现真正的最广泛的理论综合的方向。
1929年到了，爱因斯坦的5G大寿即将来临。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来采访的记者，好心人即将刮起的一场世界性的为他祝寿的风暴把他吓坏了，他赶紧逃之天天，于生日前几天搬到柏林附近湖滨的一幢独门独院的小别墅躲了起来。在庆祝他的生日的热潮中，德国好像分享了整个世界对它的民族英雄的赞誉，爱因斯坦象征着在思想领域中不流血的胜利，所以准备竭尽它所能做到的豪华来庆祝这一天。富有的犹太人也感到他们更富有了，因为爱因斯坦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对于贫寒微贱的犹太人来说，他代表着向命运复仇的可能。无论是认识他的人，还是可能认识他的人，都为和他这样的伟人生活在同一个时期而感到荣幸、自豪。仿佛大家都确信，他属于任何人，超越了阶级和国界。
致敬电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雪片般地飞来，大批的礼物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这里既有富豪们的慷慨馈赠，也有穷人的真诚奉献。其中也有国王、总统、总理、部长们送来的异国的珍奇和各种怪异的物件。在这些礼物中，爱因斯坦惟独特别感兴趣的是那袋烟草。他打开口袋，闻到一股烟草香味，还看到了一封信。原来这是一位失业工人用省下来的口粮钱买了寄来的。爱因斯坦第一个给这位失业工人回了一封答谢的信。
生日那天的一早，还留在柏林的埃丽莎就被电话吵醒了。“你叫我吗?阿尔伯特?”“有一件重要的事，在我给我的助手的计算中有一个错误。”他恳请她去看一看，立即改正那错误。显然，他早已忘了这是什么日子，他为什么要躲出去，当妻子使他重新想起这件事时，他迸发出了一阵笑声：“对生日太小题大做了!”当埃丽莎和女儿们带着爱因斯坦喜欢吃的蘑菇、焖青菜、沙拉、水果和蛋糕去给他过生日时，他惊奇地看着他们，再次忘了早晨的谈话。他听埃丽莎讲着人们为他祝寿，给他送礼的情况，很高兴，人们对他的爱戴使他深为感动。而且对他来说，虽然青春已过却仍充满活力，他雄心勃勃，一定要攻克统一场论，仿佛生活的全部希望仍然在未来。
说起过生日，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叫人哭笑不得的事。
生日前，在柏林的一次市政会议上，有人提议，爱因斯坦为柏林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光荣，市政厅应该送他一份像样的生日礼物以示祝贺，这个提案得到一致赞同。市长根据爱因斯坦喜欢环境优雅和水上运动的特点，将柏林市郊哈维尔湖畔的一幢别墅赠送给爱因斯坦。当埃丽莎去看房时，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原来这房的产权根本不属于市政厅，是有主人的。市议员们弄清情况后也感到困窘，只好表示道歉。决定在该湖附近改赠一块地产，然后由爱因斯坦自己掏钱盖别墅。可是，住在附近的贵族不答应，他搬出了“为保证视眼开阔，不得在本别墅附近营造建筑”的协议书。市政厅只好改送另一块地产。可是，当埃丽莎一踏上那块地皮，马上走来一个下驱逐令的人，说是奉老爷命令，请爱因斯坦夫人立即离开。原来那块地皮也属那位贵族。
不知是市政厅办事人员的疏忽，还是他们故意捣乱，竟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拿来送人。此事报刊上闹得沸沸扬扬，那位贵族也因此扬言要告市政厅，说这件事有损他的名声．破坏了他的安宁。怎么办呢?市长决定让爱因斯坦自己选一片中意的地方，由市政厅买下来送给爱因斯坦。埃丽莎挑了柏林市西南离波茨坦不远仍是哈维尔湖畔的一块地皮，谈妥了价钱，请好了建筑师和营造商。然而，由政府出钱买地产送给犹太科学家，这激起了纳粹党议员的严重不满，结果提案未能通过，还需到下一次会上重新辩论。
这虽然是一件叫人十分生气的事，但爱因斯坦考虑到，市长虽说办事糊涂，却是出于一片好心，所以也就大度地对待了。不过经过几次折腾，爱因斯坦也实在不耐烦了，于是他给市长写信，说人生太短，怕等不到辩论的结果了，所以正式发表拒绝这份礼物。接着市政厅发表声明，表示尊重爱因斯坦教授本人的意愿，不得不撤回拟议中的礼物。但买地产的事已说妥，再也收不回来了，于是爱因斯坦只好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在那里盖了一幢别墅。
别墅坐落在远离大路、隐没在树林中的一个山坡上，不远就是湖边开满了睡莲的哈维尔湖，环境十分幽静，深得爱因斯坦喜欢。他在别墅前的花园里，亲手栽种了蔷薇花。爱因斯坦累了就到林间的羊肠小道上散散步，呼吸一会儿新鲜空气；有时，他登上游艇，扬起白帆，几小时、几小时地任游艇在湖面上随意地飘荡，这是爱因斯坦生平最喜欢的、几乎是他惟一爱好的体育运动。早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读书时，他就喜欢到湖上去玩。瓦朗坦回忆过她一次见爱因斯坦泛舟湖面的情形：“他穿着一双轻便鞋和一件旧毛线衫，头发被微风吹动。他笔直地站在船上，微微随着船身摇动，全神贯注地操纵船帆……他向我们呼喊着，风把喊声吹到远方……在这种时候，他看来像世界上任何式样的人，惟独不像一个科学家。只要一到水中，他就理智全无，愉快非凡。”
卡普特别墅成了爱因斯坦躲避城市繁闹和人际应酬的避难所，也成了他深入探索统一场论的好地方。他苦苦地思索着，最具创造性的他，大胆地提出了关于统一场论的一个又一个构思，最忠于真理的他，又自己一个一个地把它们摧毁。出路究竟在哪里呢?他百折不回地继续探索着。
正当他沉浸在这田园诗般的生活和对统一场论的攻坚过程中时，不幸接踵而来。
1930年，他的幼子爱德华患了严重的精神病。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离婚后，两个孩子虽然跟妈妈生活，但还常常到柏林来看父亲。小儿子十分聪明、能干，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是一位有精湛技巧的钢琴家。起先，他对父亲几乎是一种病态的狂热崇拜，后来这种崇拜又转变为更加病态的阵发式的不满、责难和怨恨。1930年初，爱因斯坦接到了小儿子给他的歇斯底里的控诉信，爱因斯坦慌忙赶往苏黎世。米列娃告诉他，儿子患了日益严重的精神抑郁症。苏黎世和维也纳的精神病专家都未能遏止其大脑功能的迅速衰退。爱因斯坦这次返回柏林，一下子仿佛老了许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完全失去了那种无拘无束的幽默感，总是很抑郁。不久儿子去世，这对他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他被从未有过的悲伤重重地压倒。“这种不幸正吞噬着阿尔伯特，他发现它很难驾驭，比他所愿意承认的还要困难得多”。对他当时的情况埃丽莎这样写道。
战后，德国经济曾出现过一段虚假的繁荣：到处修建高速公路，革新所有的工业设备，增加生产资料。每一个城镇都大兴土木——造豪华的市政厅、大运动场、豪华饭店和商业设施。整个德国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快速建设之中，每个德国人对国家的飞速发展都充满了信心。所以能这样，主要是美国发现了德国是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借给德国很多的钱。因此，当1929年秋，纽约华尔街的股票交易所万头攒动，金圆帝国庞大无比的财政金融大厦眼看顷刻间要垮掉、要求收回给德国的贷款时，当德国人还没有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德国受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的打击竟如此惨烈：工厂、企业一个接一个地倒闭，几乎所有的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一下子全停了下来；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流落街头；许多原来的中产阶级甚至相当富裕的人，很快陷于赤贫的境地；原来的穷人普遍陷入了饥饿……
出于对受经济危机打击而处于深重灾难中的群众的深切同情，爱因斯坦，这位对什么事情都喜欢思考的大思想家，对经济问题也表现出了敏锐和难以想像的兴趣。他曾花不少时间研究了社会经济运转的车轮究竟在什么地方发生了故障，怎样才能修复，并使其重新运转。埃丽莎就曾写过：“我的阿尔伯特花了很多时间思索怎样才能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他向我解释对于每一个问题他所找到的解决办法，嘲弄我什么都不懂。每次他都使我信服那是所能选择的惟一途径，尔后我就试图劝他去找路德或者布占宁，向他们说明这个方法。‘这样做会有用吗?’他回答说。接着，他就再次重新陷入他的方程式中去了。”他研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不光是自己想想算了，还不仅和经济学家、财政专家、政治家讨论，而且就这个题目写文章和在公开的会议上讲话。他通过观察和思考得出，“生产过剩”这一专家们提出的解释危机的主要论点并不完全正确。他写道：“我猜想，对于汽车和谷物这能适用；至于说到别的，生产过剩就只是一种表面原因，因为并不是消费者缺乏需求，而是缺乏购买力。能补救吗?显然要压迫债务国家，向其倾销出口货物，这也影响到债权国家。但是，同样的危机正在美国发生……”最后爱因斯坦得出一个结论：管制经济，从逻辑上说必然是医治这个世界灾难的最简单办法。他要求至少用三种方法控制自由经济：“减少工作时间，缓和失业的损害；确立最低工资，阻止购买下跌；国家控制价格。”一个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人，在那个时候发表如此真知灼见，对此谁能不佩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