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使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大大提高。一次，德意志国家银行的行长柳特尔来拜访，谈了按照他的计划在德国进行货币改革的问题。他滔滔不绝地谈了很久，爱因斯坦听着听着，打断了他的话：“在你的金银世界里，人在哪里?人，以及答应他的必需的口粮又在哪里?人，这是一串问题中最重要的环节，可是您把他忘掉了!”他在《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一文中也写道：“据我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无政府状态是真正的罪恶之源……不是为了人的福祉而是为了利润而生产……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结果是资本主义寡头政治，这种寡头政治的巨大势力是民主的有组织的国家都无法控制的……我深信，对于这种严重的罪恶只有一个斗争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实施旨在为社会谋福利的教育制度。”后来，在危机过去时，他和国务总理的谈话更是直言不讳地当面向他指出了他研究德国经济危机的结果：“德国的通货膨胀，不是别的，它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大的骗局而已!它，通货膨胀，是斯廷纳斯、克虏伯，以及他们的朋友们仔细预谋的，为的是打乱盟国赔款委员会的计划，使竞争者破产，以极低的价格收买他们的企业，用海绵抹去各康采因的债务和税款而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有几百万德国人和他们的子女濒于饿死。现在这个计谋完成了，所以，谢天谢地，我们也就有了稳定坚挺的德国马克了!”
这期间，爱因斯坦在卡普特别墅还接待了卓别林的来访。这次卓别林是从伦敦来的。他看到英伦海峡两岸的贫穷和失业景象，也显得十分抑郁。爱因斯坦为了赶去笼罩在卓别林心头的愁云，对他幽默地说道：“把一切理论搁起不谈吧!告诉您，如果授予我权力，我将这么办：把这个行星上流通着的货币全聚成一堆，付这一炬!”他的话，把随同卓别林来访的英国当时最富有的人菲利浦·沙逊爵士气走了。
1930年秋，泰戈尔去苏联访问，途经柏林，也特地到卡普特别墅看望爱因斯坦，他们讨论了教育问题。爱因斯坦认为学校教育问题是决定性的问题，教育家应该培养出人来，而不是培养学者。后来他还鼓励埃丽莎的女儿玛尔戈和她的丈夫(俄罗斯人)跟印度大诗人一起去俄罗斯考察，同时为泰戈尔当翻译。
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痛苦和绝望，在别有用心的阴谋家眼里，正好是天赐良机。希特勒，这个纳粹党的头子，向迷惘中的人们许下诺言，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将保证给每个工人以工作和面包。他还向陆军将领、大金融家和大企业家频送秋波。他保证如能上台，一定要给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一点厉害瞧瞧；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要为德国1918年的战败雪耻。德国一切反动势力都把希特勒当成了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救星。在他们的支持下，法西斯主义日益抬头，反犹活动也更加肆无忌惮。
1930年秋，爱因斯坦应帕萨迪纳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也有著作称工艺学院)和蒙特·威尔逊天文观测台邀请去美国访问，他之所以乐于接受这一邀请，是因为美国科学界的很多精英人物如迈克耳逊等人都集中在那里。在那里，可以和同行们一起探讨问题。另外，那里正在设法用实验证实他的统一场论。
但一到纽约港，一切安排就全变了：轮船在这里停留了5天，接连不断的谈话、接见、参观和访问……轮船尚未停稳，100多名记者就蜂拥而上，早把爱因斯坦围得水泄不通。爱因斯坦已有近10年未到新大陆来了，好客的美国人再次对他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和高度的热情。当他还没有从突然袭击中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怎样用一句话说明什么是相对论”、“你的小提琴在哪里”、“宗教促进和平吗”、“人类的未来是怎么样的”，等等，问题铺天盖地而来，仿佛爱因斯坦就是无所不晓的全智全能的上帝。
在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时，根据主人的安排顺路去了哈得逊湾岸边的里维尔塞德一丘奇大教堂。教堂是用600尊各个时代和民族的伟大半身浮雕像装饰的。对创造精神推崇备至的负责教堂的修建的人，决定从人类有史以来伟大科学家中选出14位。为了选得正确，请美国最卓越的科学家选。结果在这些科学家提出的名单中，像阿基米德、欧几里德、伽利略和牛顿等人总是被考虑在内，同时在每一个名单中，也总会有爱因斯坦的名字，他是活着的科学家中惟一被选中的人。爱因斯坦作为中世纪以来第一位能在教堂的正面凝视自己塑像的科学家、思想家，再也不能用他惯常的对个人荣誉的幽默态度坦然处之了。他感到非常难为情，甚至很颓丧。他对陪同参观的人说：“我曾设想他们可能把我看成是一个犹太圣者，但我从没有料到我竟变成了一个新教圣人!”
在帕萨迪纳，爱因斯坦讲授了一系列课程，参加了一些科学集会、座谈和私人交谈。不用说，那里也有不少隆重的接待，爱因斯坦对于这类事情出于礼貌只是不得不应酬。他还参观了一些名胜，作过郊游。一次在参观印第安部落时，印第安人授予他“伟大的相对论首领”的尊号，还赠送了他一套印第安服装。这期间还参观了马温特一威尔逊天文台。爱因斯坦夫妇对巨型望远镜都很感兴趣。埃丽莎问：“为什么需要这么大?”天文台台长说是“为了弄清宇宙的构造”。“真的吗?我丈夫经常在旧信封背面干这件事。”
1931年春，爱因斯坦夫妇回国，答应第二年再来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带走了许多纪念品，但谢绝了像无价之宝的古尔涅尔小提琴之类的礼物。他认为这“应当由真正的大师来用它演奏”。
同年末，爱因斯坦又一次到帕萨迪纳，并在那里与同行们待了整整一个冬天。不仅是那里的科学界吸引着他。在柏林，他有着太多的痛苦。这首先是令人越来越担心的时局的发展；其次，在欧洲物理学界，热衷于量子力学成就的晚辈们——如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等人走上了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当时似乎离爱因斯坦的道路甚远。而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道路上又总也找不到突破；此外，丧子之痛也一时难以从心头拂去，他需要到新的环境中散散心。
1932年春他再回到柏林时，德国的形势仿佛又多少有了一些转机。共和国总统兴登堡拒绝接见希特勒。最积极的宣传者冯·罗姆上尉，轻蔑地讲希特勒不过是“捷克的军士”，拒绝与他发生任何关系。国家社会主义正在迅速失去他的社会基础，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失去了200万张选票。但就在这时，一个被称为“东部救济”的花招，不顾国家日益严重的贫困，却要重新恢复波麦腊尼亚大土地所有者的富有。这对兴登堡及其儿子和他们所代表的整个阶级十分有利。勃鲁宁格总理由于反对“东部救济”，被迫辞职。帕平被任命，施列赫尔被推荐上台。这样，金融寡头为希特勒攫取政权扫清了道路。形势急剧恶化，排犹势力更加嚣张：“蛎”字旗在风中乱飘，一群群被煽动起来的狂热的年轻人，口中唱着那支仇恨的歌曲冲向大街小巷：“醒来吧，日耳曼!让犹太人去见上帝!”他们狂怒地叫喊着：犹太人的血“必须从刀下喷出!”
早在1923年5月，瓦朗坦去卡普特村看望爱因斯坦夫妇时，当时表面上看起来还很平静，冯·西克将军就非常坚决地对她说：“预先告诫你所有的犹太朋友，最好劝他们离开德国。尤其要告诫爱因斯坦，在这里他的生活再也不会是安全的了。”而且，他们的女仆因给犹太人帮忙，她去买面包时，听了不少龌龊的话，也要辞职。当时，正好一个美国人弗莱克斯纳刚刚来过，他依靠大量的捐赠在普林斯顿建立了一所高等研究所。想请爱因斯坦到那里去工作。没有教课的任务，不必为物质需要所累，而且可以和年轻学者在一起。但爱因斯坦还未答复，因为他不甘心最终出走。瓦朗坦劝他们应聘，赶紧离开德国，并认为这时谁让爱因斯坦留在德国就是犯了谋杀罪。
爱因斯坦还是久久下不了决心，他是这样地离不开他的卡普特别墅，尤其留恋那艘小船，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像这里那样使他感到快乐。这期间，他又去布鲁塞尔参加一个会议。回来时看到一切如常，甚至取笑妻子：“我应该出走——的确是十分必要的吗?”将近9月，他还每天到湖上去航行。他简直着了迷，仿佛要永远这样沉浸在愉快中。
这期间，爱因斯坦在国际联盟的活动，更加激起了欧洲反动派对他的仇恨。不仅是欧洲，美国也有人起来反对爱因斯坦。当他第三次去帕萨迪纳前，就遇到了一系列麻烦。
他去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办手续时，大使的助手(大使当时不在柏林)要他呈报此行的目的、政治观点和关系。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前几次都是美国大使亲自办好送上门来的。爱因斯坦发火了，他声称不去美国后，就离开了大使馆。这才引起惊慌，通过同华盛顿的连夜交涉，第二天早晨就派人把签证送到爱因斯坦家里。
大使的助手所以敢于如此怠慢爱因斯坦不是没有理由的。在这之前，美国《妇女爱国团体》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抗议书，反对爱因斯坦赴美，因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并且对美国制度构成威胁”。关于《妇女爱国团体》的抗议，爱因斯坦对美联社发了一则幽默的评论：“我想接近女性的企图还从未遭到如此坚决的拒绝，如果遭到拒绝，那也不是一下子来自那么多人。可是，难道这些警惕的巾帼英雄们不对吗……对一个如此卑鄙以至除了和自己的老婆不可避免的战争外，对任何战争都反对的人能敞开大门吗?因此，请注意你们聪明爱国的妻子们，回想一下有一次强大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被卖掉的鹅群的咯咯叫声所拯救的。”
这两件事引起全美国的愤慨。与签证一起，爱因斯坦收到一捆电报，请求他别见怪大使的助手和抗议的太太们。这样，1932年12月12日，爱因斯坦夫妇又离开柏林启程去帕萨迪纳。在他们离开卡普特别墅时，爱因斯坦对妻子说：“这次你好好地看一眼你的别墅吧!”“为什么呢?”“你再也看不到它了。”没想到这句话真的应验了，这次竟一去不能复返。
当爱因斯坦到达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总理，上台执政了。临离开加州之前，爱因斯坦接受了《纽约世界电讯报》记者的采访。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