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去日本的途中只在上海停留了一天。本来准备在他访日后请他到中国来讲学的，但因邮件迟缓，爱因斯坦未能收到，从而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遗憾。在他离日回国途中在上海又停留了三天。在短暂的三天中，中国东道主陪爱因斯坦夫妇逛了南市区的中国旧城。这里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的木头房子和租界上的高楼大厦相比，判若两个世界。爱因斯坦一行走在石子铺成的马路上，路旁正好是数不清的小工在凿石块。爱因斯坦问翻译，他们一天能挣多少钱?翻译告诉他，折合成美元约5美分。爱因斯坦停住了脚步，以无比同情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些席地而坐、衣不蔽体的小工们，他们目光呆滞，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吃力地、机械地挥舞着手中的铘头。显然，痛苦已使他们麻木了。在这里，他也看到了在东方其他国家已看到过的人力车。洋人小伙子趾高气扬地坐在车上，中国瘦骨嶙峋的老人拉着他们沿街奔跑。让自己的同类像畜牲一样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使爱因斯坦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劳动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其实，爱因斯坦早已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早在一年前，当时还是青年学生、后来成了著名物理学家的英费尔德第一次去拜访爱因斯坦时就正好碰上中国教育总长在爱因斯坦家里。从此以后，爱因斯坦更是关心中国，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进步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就起来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1936年，国民党政府逮捕在上海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们，他又打电话来声援“七君子”。
爱因斯坦对中国问题的评述，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于1953年给J．E．斯威策的复信。信中写道：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有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爱因斯坦讲中国科学发现方面不行，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上不是至少领先过1000多年吗?我认为这二者是不矛盾的。中国古代的科学发明均属经验科学范畴，光评实践经验是有可能作出的。爱因斯坦在这里所讲的科学是指近代科学，像相对论这类发现，没有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是难以想像的；像当代物理学研究，没有高能加速器一类的实验设备，不通过系统的实验是难以进行的。在近现代科学发展上，中国对世界的发展贡献微乎其微，也是事实。
爱因斯坦讲中国贤哲没有像希腊哲学家那样给中国人民和科学家提供严密的逻辑体系，也是完全符合中国思想史的实际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占统治地位的儒学由于主张“内省”的认识方法，根本不需要逻辑思维。这不仅自己不能提供，还严重阻碍了其他学派研究提供这样的认识方法。在中国思想史上，真正对逻辑作过较多研究的先秦名家和后期墨家。但他们的做法遭到了儒学的强烈抵制，始终未能进入中国文化的大流，在历史上只存在了一个极其短暂的时期，影响极为有限，甚至成了绝学。后来，在西学东渐第一波时，中国曾翻译过亚里士多德的《名理探》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当时一些有眼光的学者就认识到，作为中西文化基础的思维特征上的差异在于：西方具有“由数达理”的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思维方法，而中国文化最缺乏的就是逻辑公理系统。很可惜，这种想吸取西方以逻辑认识事物的方法的倾向也由于后来康熙晚年禁教、雍正的封关而成为泡影。
至于说到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因果关系，因为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从来都是主张“君子远庖厨”、鄙视实践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像培根这样强调实践的有影响的大哲学家。由于中国逻辑的研究从来就不发达，重视系统的实验的思想就更不可能有了。
历史表明，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落后时，它的精神生活就会崩溃，这时形形色色神的、神秘主义的东西就会泛滥，社会机体就会衰败乃至崩垮。所以能不能把科学研究、创新活动搞上去，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在新的世纪重新振兴中华、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爱因斯坦没有把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归结为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的重视和强调，也没有归咎于没有有见地的企业家对科学研究这一具有风险的事业的经济支持，甚至没有归咎于科学家本人创新素质差，而是归结于中国的贤哲未能向社会提供严密的逻辑系统和重视系统的实验的价值取向。这也许有偏颇，但无疑有合理之处。有思想巨人，才有国家富强。社会要健康发展，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文化土壤，对此，中国的思想家，特别是哲学工作者是应负起自己应有的历史责任的。
6.在柏林的最后岁月
这是爱因斯坦一生中的转折时期。他目睹了民族复仇主义情绪高涨的严重局面，经历了法西斯主义上台的痛苦。这使他对社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科学创作上，广义相对论在发展，它的工具日益完备。但是，他的科学兴趣的重心却转移到了另一个领域——对统一场论的探索。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是一个极其艰难、复杂有时是折磨人的过程。
1938年2月14日，爱因斯坦从普林斯顿写给一位朋友的信很好地反映出了他在创立广义相对论之后从事统一场论研究的过程：
“我同这个根本问题已经搏斗了20多年，现在已经相当失望，虽然还不准备罢休。我认为现在需要一种全新的令人茅塞顿开的灵感。另外我认为，如果用统计学作为逃遁的办法，那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它不可能触及问题的实质。”
过去，法拉第和麦克斯韦所发现的电磁场与牛顿、爱因斯坦所研究的引力场从来都是互相分离、毫无关联的。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创立告诉我们，可以把引力与空间的弯曲看作是同一的。能不能找到空间的另一些几何属性，并把它和除引力场以外的电磁场也看成是同一的呢?能不能用这种方法把引力场和电磁场归结为统一的几何关系式，并把它们统一到表现为空间的某种几何属性的统一场之中呢?
早在1918年，苏黎世的盖尔曼·魏尔已经着手把电磁场几何化，即把电磁现象想像为空间几何属性的变化。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场在其中起作用的空一时不遵循欧几里德几何学而遵循黎曼几何学。在黎曼几何中，矢量沿着封闭线改变自己的方向，空间的弯曲就是由此得到表现的。不过，在黎曼几何中，这样改变了自己方向的矢量仍保持着起初的长度。而在魏尔的几何学中，这个矢量已不再保持自己起初的长度了。矢量方向的改变是和引力场同一，它的长度的改变是和电磁场同一的。这样，统一的几何图式、空一时的几何属性的统一概念，就既可求出引力场方程，又可求出电磁场方程。
爱因斯坦从“大自然应该是统一、和谐、简单的”信念出发，认为引力场和电磁场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它们肯定可以通过一些“本质上是简单统一的东西”来认识。因此，他对盖尔曼·魏尔探索的方向是欣赏的。他也赞赏几何学解法的严谨和精巧。但对爱因斯坦来说，重要的不是理论的几何学的，而是物理学的“内在完备”。后来，魏尔“对逻辑的方法失去了信心”，放弃了发展自己的努力的方向，而爱因斯坦则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把统一的物质的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连续的存在方式统一起来的理论探索上——即把主要精力集中到致力于统一场论的研究上。无论是出访期间，无论是遇到其他什么事情，他的头脑都始终再没有离开过这一题目。这一课题几乎耗尽了他整个后半生的精力，尽管这一探索始终也未能取得任何可靠的具体结果。
在去日本访问期间，在从科伦坡到上海的漫长的海上旅途中，他就一直在紧张地思索这一问题。头等舱的甲板上只有他一个人。他时而踱步沉思，时而找出某本书翻到某个地方，时而坐在安乐椅里把草稿纸垫着膝盖赶紧记下点什么，时而演算、推导一会儿。这时，邮船运行发出的隆隆声、海面的波涛声及波浪撞击邮船发出的响声，他什么也听不见了。
科学探索是十分艰苦的、紧张的。然而这种紧张又是内在的。人们常常问爱因斯坦一天工作多长时间，而他总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对他来说工作就是思考。有时他自己也问某个朋友：“你一天工作多少小时?”而当他得到的答复是8小时或10小时的时候，他耸耸肩说：“我可不能干那么长时间，我一天工作不能超过四五个小时，我不是一个勤劳的人。”从小养成的好思考的习惯和在长久思考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极强的思维能力，使他后来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取得了许多惊人的成就，成了划时代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热爱思考也成了大思想家、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个显著特征。对于他来说，“为了思维而思维，如同音乐一样!”爱因斯坦一生酷爱音乐，还是一个出色的小提琴手。长期以来，他形成了一个习惯：科学研究搞得太累了，就拉一会儿提琴放松一下。此外，他还喜欢用思考别的问题的方式来休息。他于1918年春从柏林写给他在苏黎世的朋友亨利希·粲格尔的信就说过：“每逢闲暇，我就喜欢重新验证数学和物理公式，虽然我对它们早已熟谙。这种验证并没有什么目的，仅仅是一种机会，它使我又重新沉溺于那种令人舒畅惬意的思维中。”
在探索世界和谐——研究统一场论的艰苦岁月里，有时他也离开抽象的逻辑公式的领域，走进文学艺术的殿堂。1920年4月，他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就曾经谈到这一点：“在广义相对论方面我没有再取得进展。电场仍像过去那样不同任何东西联系。得不出联系。在电子的理解上我也没有任何发现。是我的头脑失去了灵活性，还是真正救命的思路还在远方呢?我兴奋地读着《卡拉马佐兄弟》。这是我手头所有的书中最令人吃惊的一部书……”
正当爱因斯坦在苦苦研究统一场论的过程中，世界物理学界出现了一次新的革命性飞跃。1924年春，朗之万把使自己激动和震惊的自己的研究生路易·德布罗依的博士论文的清样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读后写道：“对于习于陈规的头脑，这篇论文是疯狂；’在极切近地考察下，这是天才横溢……”这是一篇揭示了形成新的波动力学基础的思想论文。由于爱因斯坦看出了它的重大意义，于是他在1925年2月9日出版的《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物理数学部分》上发表了一篇备忘录。德布罗依后来这样写道：“就使人们注意到这个新的波动力学观点来说，毋庸置疑，爱因斯坦的文章大大地加速了这个观点的发展。”
德布罗依的工作是爱因斯坦所开辟的科学工作的继承和发展。除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响外，还受到他光微粒理论的影响：在波动力学中，原子以及更小的基本粒子开始被描述成同时是不连续的物质粒子，是一种特殊的波——即所谓的“山”波，或叫“德布罗依波”。两年之后，埃尔文·薛定谔在苏黎世又搞出了波动力学较完善的数学结构。
这样一来，被物理学作为工具的“力学”一共就有了三个：这就是适用宏观世界的牛顿经典力学，能准确计算快速(接近光速)运动的、适用于宇观世界的爱因斯坦力学和反映微观世界如原子、电子、核子等运动规律的薛定谔一德布罗依力学。薛定谔一德布罗依力学成功地解释了先前未受到重视的许许多多原子现象，并预言了一些后来为实验所成功地证实了的新现象。
但薛定谔一德布罗依力学也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它们提供的是原子世界发生的事件的集体的规律，即统计规律，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对每一个个别事件的进程却不能提出确切的答案。这就使有的人能由此认为严格的因果律、决定论在原子世界是不存在的，从而导致强调“观察者的感觉”、“仪表的读数”等等的主观主义。此外，这些力学用来演算的“巾中子”是分布在具有无限多数量的维的假定空间的，因此，它不能反映直接的物理实在性。因此，爱因斯坦始终坚定不移地拒绝接受波动力学的“纯粹概率的处理方法”，坚信原子运动除了受统计规律支配外，同样也受严格的因果律的支配。在这里，与其说是他的深厚的科学功底起了作用，不如说是他的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只要实事求是地从总的倾向上看，爱因斯坦承认客观世界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的认识不过是对它的反映，人能正确认识这个客观世界，对此他从来没有动摇过，虽然他主要作为一个科学家，也有“思想的自由创造”、“相信神”等不确切的说法，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他的。但只要研究一下，这里的“自由”实际上也是指冲破马赫哲学影响，按正确的逻辑规律“自由地”进行推理等意思；而神，实际上是指存在于我们之外，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所以他自己就曾多次对英费尔德说：“我主要是个哲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哲学家汉斯·莱欣巴赫也说：“爱因斯坦的工作中隐含的哲学要比创造出许多哲学体系的工作中所含的还要多。”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任何一个有一定哲学素养的人只要认真读懂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就一定会感到这与其说是理论物理问题，不如说是哲学问题；就会感到爱因斯坦在哲学上的贡献，比所有自认为是哲学家、其实不过是平庸的鹦鹉学舌的宣传者加起来还要大。历史是公正的，在他逝世近50年后的今天，全世界在评选千年十大思想家时，他名列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