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埋头苦干的书斋走了出来，从有限的兴趣和孤独的工作中走了出来，欣赏世界与人们所能给予的各种事物，卷入没完没了的交往和到处旅游，这使爱因斯坦的生活发生根本的转折。开始，他多少还感到有些新鲜感，但很快这种生活使他感到厌烦。当旅行结束时，他就像刚看完一部令人神魂颠倒的电影那样，各种各样的画面从脑际掠过，然而却感到与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关系。包括他同同时代那些著名人物接触，有的当然是属于朋友交往，有的在他看来纯粹是走形式，不得不应酬。
5月底，爱因斯坦回国，归途中第一次应邀访问了英国。汤姆逊和卢瑟福到利物浦港的码头上去迎接他，英国皇家学会在三一学院、牛顿居住和工作的屋子里举行了欢迎他的仪式。主席说：“爱因斯坦之对于20世纪，就如牛顿对于18世纪一样。也许英国人还不肯轻易承认这一事实，然而，正如诸位所看到的，英国人已经承认了。”
访问期间，他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地作了学术报告。一般的学者对这位来自敌国的大科学家的态度要比他们的会长审慎得多。所以在演讲开始时对他甚至都未报以欢迎的掌声。爱因斯坦在演讲中讲了科学的国际意义，学者们的交往与合作，讲了英国人民在世界科学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讲到了牛顿。他感谢英国同行，说如果没有他们也许自己不能看到自己理论的最重要的证明。爱因斯坦在伦敦大学讲了整整一个小时，全场自始至终鸦雀无声，仿佛是被某种伟大的神秘力量给镇住了。但报告一结束，全场几千人立即起立欢呼，他们为这位牛顿的伟大的继承者的实事求是的精彩讲演欢呼，为英德两国科学家和两国人民的友好欢呼。爱因斯坦有关科学无国界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听众的情绪，也大大扭转了英国科学界的情绪。在同人个别交谈中，爱因斯坦也一再强调他的有些理论是英国天才物理学家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在伦敦，他还在卢瑟福的陪同下去凭吊了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牛顿墓。结识了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
萧伯纳在与爱因斯坦握手的时候幽默地说：“你们一共8位，只有8位!”“这8位是谁，我同他们有什么关系?”爱因斯坦不懂萧伯纳说的是什么意思。萧伯纳解释说：“毕达哥拉斯、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萧伯纳的聪明、机智、幽默、高雅，使爱因斯坦与他在一起甚感愉快。
然而，并非在英国的一切都使爱因斯坦夫妇感到高兴。他们被邀请到一个贵族的苏格兰城堡做客。庄严的城堡作为封建制度的标志耸立着。爱因斯坦夫妇到达时，一个身穿制服石雕似的贴身仆人举着一支沉重的烛台庄重地走在前面领路，这把他们弄得很窘。大房间深深地埋藏在阴暗中，使人情不自禁地要想到里面隐藏着鬼魂。他们完全与世隔绝了。早上醒来，厚厚的窗帘把巨大的卧室遮得如同黑夜，他们就像因船只失事流落到荒芜的孤岛上的两个难民。埃丽莎惊惧地低声问：“我们能请他们打开窗户吗?”爱因斯坦也恐瞑地大叫道：“请谁呀?带我们到这里来的那个家伙吗?”接着沉默了很长时间，埃丽莎才鼓起勇气战战兢兢地说：“不管怎么说，我确实想喝点茶。”“嘘……他们大概把我们给忘了……”爱因斯坦的声音里也充满了无可奈何。
4.访问远东
1922年，日本寄来了一封紧急而坚决的邀请，说是请他去参加《爱因斯坦科学论文集》在日本出版的庆祝活动。同时已为他安排好了好几场讲演，人们正等候他的大驾光临。这是爱因斯坦的第一部文集。爱因斯坦的文集没有在他的祖国用德文，也没有在欧洲国家用其他文字，而是用一种他陌生的东方文字首先出版，这使他对尊重科学、科学上进的日本人民产生了好感。该年秋天，爱因斯坦和埃丽莎来到马赛，乘日本的“北野丸号”邮船踏上了访问远东的旅途。
日本朝野甚至以比欢迎国王还要豪华、盛大、隆重的仪式接待了他们夫妇。埃丽莎后来回忆说：“我们出发之时就像围满了朝臣的君主一样。”船上为他们准备好的那套舒服的房间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而且都是极其精美的。还分别给他们配备了男仆和女仆。但爱因斯坦夫妇坚决拒绝了要随身仆从。他还半听天由命似地对主人说：“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必须住这样富丽堂皇的地方。”
“北野丸号”穿过地中海、印度洋，途经科伦坡、印度、新加坡、香港和上海等地都作了短暂的停留。东方人所特有的生活画面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极大兴趣。他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记载了锡兰的人力车夫、“具有国王风度的乞丐”和他自己怎样拒绝享用这种野蛮的交通工具，记述了在东方海港城市看到的拥挤不堪的贫民窟……爱因斯坦对东方的劳动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写道：在那里，身强力壮，而面庞清秀、温驯安详的半饥半饱的人们迫使你用批判的态度对待欧洲人——他们的堕落、野蛮和贪婪却被认为是优越、能干”。路过印度时，泰戈尔单独和他在善底尼开坦相处了几天，就当时人们广泛注意的社会问题交换了看法。
在访问远东的旅途中，还有一段通知他获得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小插曲呢?诺贝尔奖金不仅是一笔巨款，更是国际学术界的最高荣誉。人们早就提出应该把诺贝尔物理学奖发给爱因斯坦了。他在科学上的贡献实在太大太大了。单是1905年他发表的那三篇学术论文，每一篇都应得一份诺贝尔奖金，就是凭质能公式E=me2得一份诺贝尔奖也当之无愧，更不用说广义相对论了。可是他的科学思想太先进、太深刻，也太革命了，一些保守的物理学家不仅理解不了，还坚决反对它。像德国的诺贝尔奖金得主勒纳德和斯塔克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甚至以此恫吓诺贝尔奖金评选委员会：如果给相对论的创立者诺贝尔奖金，他们就要退回诺贝尔奖金。因此，长期以来，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一直犹豫不决。但再不给爱因斯坦诺贝尔奖实在说不过去了，将会直接影响到这奖金的声誉。不过在当时，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有一个传统：就是把奖金授予具体的发明，而且是没有争议的和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发明。相对论遭到不少人的反对，而且暂时还看不到有多少实际应用的价值。瑞典科学家和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害怕授奖相对论会遭到来自勒纳德及其支持者的坚决反对，引起政治纠纷，所以授奖时理由是“由于爱因斯坦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以及他在物理学领域的其他工作”。虽然他在结束远东之行之后，于1923年6月去瑞典参加了诺贝尔奖金的授奖仪式，并在哥德堡、斯堪的纳维亚学者们的集会上发表了讲演，还接受了瑞典国王的接见。对此爱因斯坦还是有保留看法的。后来他在填写德国莱奥波尔特皇帝科学院一份有九大问题的履历表时，没有提他这次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11月底，“北野丸号”驶抵神户港，到码头上来欢迎他的市民人山人海。接连不断地讲演、会晤、接见和访问，还有数不清的宴会和欢迎会。天皇和皇后请爱因斯坦夫妇到御花园赏了菊。对他的相对论的演讲和在欧美各国的情况一样，听众像着了魔似的，对他们根本就没有听懂，甚至也不可能听懂的高度抽象的理论拼命地鼓掌、欢呼。因人们听不懂德语，需要翻译，千百人端坐着先恭听爱因斯坦讲，然后再注意听翻译官翻译。第一次讲演一共持续了4个多小时。这情景使爱因斯坦很感动，他决定饶了自己恭顺的听众，于是第二次演讲只延续了两个小时。但讲完后日本东道主对翻译表示不满，原来他们认为缩短演讲时间是对他们的怠慢。
爱因斯坦在日本呆了几乎整整一个冬天。而日本人对爱因斯坦夫妇的热情始终不减。每到一个城市，接见、会晤、讲演、馈赠都是接连不断，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对于喜欢自自然然的爱因斯坦夫妇对东方这种过多的礼数和过分的热情实在有些受不了。他们简直被过于复杂的礼仪和新奇的社会活动搞得窘迫不堪，被过于豪华的招待和长时间的探询搞得不知所措。开始，他们以为“不会再这样下去了”，后来看到到了哪儿都是这样时，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告诫和安慰自己：要耐住性子，这只不过是一场梦，早上醒来，一切都会过去。
总的说来，这次访问，日本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而又美好的印象。他在写给索洛文的信中说道：“日本是奇妙的。人们温文尔雅，对一切都感到兴趣，有艺术鉴赏力，智力上的天真与健全的思维融合在一起。他们是景色如画的国度里的优秀民族。”
爱因斯坦总是那么关心青少年，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时刻不忘给青少年教育和各种具体的帮助。有权势的高官显贵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登门求见，他可以粗暴地把他们拒之门外，置之不理；他却能在百忙中抽出许多时间给大、中、小学生，甚至是未上学的儿童回信。可以把衣不蔽体、工作和学习无着落的青年人让进屋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帮他们解决各种具体的实际困难。这次访日期间，爱因斯坦也会见了日本儿童。临别时，他对他们说：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这是先辈们的遗产，你们自己也应对它有所增添并传给自己的孩子们，因为“这样，即使我们死去，也将在我们身后遗留下来的我们共同创造的事物中达到不朽”。爱因斯坦最看不起那些躺在父辈功劳簿上不思进取地过日子的人，他说过：“不要因为多少世纪以来在你们的国土上诞生过一些伟人就自鸣得意，那不是你们的功劳。还是思考一下，你们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你们是怎样遵循他们的教导的吧!”他还写过：“亲爱的子孙后代：如果你们还没有变得比我们现在(或者说过去)更为正义、更为爱好和平、更为理智的话，那么就请你们见鬼去吧!这是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所作的虔诚的祝愿。”除了反对强制性灌输外，认为教育整个地应致力于帮助青年人思考，为年轻人提供教科书难以提供的训练。他甚至认为，任何一个年轻时不曾对几何学产生极大兴趣的人都不可能是一个天生的理论追求者。在给一份大学一年级学生办的杂志《丁克》的约稿回信时也写道：“我很高兴能同你们快乐的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如果一位老同学能对你们说上几句话，那他要说的就是千万别把学习视为义务，而应把学习视为一种值得羡慕的机会，它能使你们了解精神领域中美的解放力量，它不但能使你们自己欢乐无比，而且还能使你们将来为之工作的社会受益匪浅。”
在日本访问期间，爱因斯坦接到了俄罗斯科学院于1922年12月29日选举他为通讯院士的消息。越飞、拉扎列夫、斯吉克洛夫等院士在推荐信中说：“爱因斯坦，当代理论物理学界的最杰出的人物……思想的大胆和新颖，把思想贯穿在我们的知识的全部系统中时的逻辑的严整性——这些是爱因斯坦的全部研究工作中的共同特色……近15年来物理学所获得的惊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当归功于他的思想。”
获知这一消息后，他坐到打字机前，亲手给苏维埃科学院打了一封回信：“最可敬的同行们，我又高兴又感激地接受你们选我为你们的杰出的机构中的通讯院士。我一直怀着尊敬的心情注意到，在你们的经受过如此艰难的国家里，科学劳动是受到这样有成效和亲切的支持。”
1923年2月，爱因斯坦夫妇结束在日本的访问，满载着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与诚挚祝愿回国。途中，他们应不列颠驻那里的总督萨缪尔之邀访问了巴勒斯坦。总督把爱因斯坦夫妇安排在自己的官邸住，并亲自充当他们的向导。每次外出，官邸里都要鸣放礼炮；每到一处，都有一队戎装的骑兵护卫爱因斯坦；在隆重的接见、宴会甚至早餐时，都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国礼仪。对此，爱因斯坦只好持讥讽而又宽容的态度，不得不听任摆布。可埃丽莎却不干了，她对爱因斯坦发牢骚道：“我只是一个家庭妇女，我对所有这些荒唐的礼仪都不感兴趣!”
“忍耐点，亲爱的。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爱因斯坦安慰她道。
“你自然是容易忍耐。你是名人嘛。当你搞错了礼仪或者自行其是，人们装作看不见。而报纸上却常常有意戏弄我。他们知道我近视，就写什么我把放在自己碟中的花朵的绿叶当成沙拉吃掉了。”于是，她常常随便找个借口竭力回避参加各种仪式。
在巴勒斯坦，爱因斯坦在耶路撒冷大学、特拉维夫和其他城市发表演讲，把自己的科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告诉人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到处都是最炽烈的情绪。
离开巴勒斯坦后，爱因斯坦夫妇于1923年3月到达马赛，接着从马赛到西班牙。在西班牙，他在马德里大学作了学术报告。然后从西班牙取道回到柏林。
就这样，从1920年访问荷兰开始直到1923年，爱因斯坦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就像一位巡回大使，执行着民族和解的神圣使命。为了说明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国不同于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遭到失败的德意志帝国，提高它的国际地位，他把德国科学的威望和德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带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经验带回德国，鼓舞德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德国。
5.爱因斯坦论中国
爱因斯坦在去日本访问的途中，曾两次在中国作短暂停留，作为大科学家、大思想家的爱因斯坦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存在问题的看法，至今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1月14日上午，“北野丸号”驶进黄埔港。当时，1922年度物理学诺贝尔奖发给爱因斯坦的消息在世界上刚好公布不久，爱因斯坦本人是在到孟买和新加坡的途中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的。这次瑞典驻上海的领事又给他把通知电报带到码头上来了。这件事也更加强了中国人民欢迎他的热烈程度。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率领一队德国小学的师生等候在码头。在“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声中，爱因斯坦夫妇走上码头和前来欢迎的中外人士一一握手。总领事陪同爱因斯坦夫妇乘车来到南京路。爱因斯坦刚一下车就被一群中国大学生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向他祝贺，祝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金。热烈欢迎他访问中国。几个激动万分的学生，嘴里喊着“一、二、三!”一下子把爱因斯坦抬了起来，硬是用手臂抬着他从南京路的这头走到那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