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将有机世界看作一个和谐的整体，这点影影绰绰地暗合于激进的目的论。但是，这种和谐远非前人所认定的那样完美无缺。我们承认在有机世界中还存在许多不协调的地方，因为生物的每一种群，甚至每一个体，从普遍的生命冲动中都仅保留某种特定的激发因素，而且是按自身的性向和利益来运用这种生命冲动的能量。这里便存在着适应性的问题。由于每一种群和每一个体都只为自身着想，于是便可能与其他生命形式发生冲突。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和谐；和谐不过是原则上的认定；我认为原初的生命冲动是一种共同的冲动，我们越是让生命流向上攀升，不同趋向就越发显出彼此间的互补性。如同在马路的拐角处，风向发生变化，形成几股各自导向不同的气流一样，那风绝非单一的风向所造成的结果可比，但仍然是同一阵风。和谐，更确切地说是“互补性”，只是各种趋向在整体上的表现形式，这里并不排除它们各自的状态仍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和谐往往表现在适应性发生变化之后，而不是表现在适应性发生变化之前（这点最容易被持目的论的论者所严重地误解），因为和谐产生于冲动的本源，而不是产生于某种共同的企望。从“目的”一词对于人类的意味来说，试图给生命摊派某种目的是徒劳无益的。说起目的来，人们不禁会想到不得不去实现的一个先天存在的模式。也就是说，那是假设一切都是给定的，未来就写在现在的篇章之中。那是相信生命的运动细节及其整体的态势都完全像我们的智能所估计的那个样子，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智能仅仅截取了对生命的静止和片断的看法，而且必然是站在时间之外来看待生命的。与此相反，生命是与时俱进和绵延无尽的。当然，走过一段路之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它，弄清它的方向，甚且用心理学的术语来描述这一切，把它说成好像是在追求某种目的一样。我们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地看待生命意义的。但是，就我们曾经要走的路而言，我们那时心中无数，因为路是被人走出来的，其中只有行走的动作；除了人类行动本身的指向之外，人类精神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无论何时，生命的进化都要允许人们加以心理学的解释，从我们的观点来说，这种解释也许是再好不过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除了起到回顾的作用之外，既无价值，甚至也无意义。我们能够做出的任何目的论的解释，决不能被看作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见。它只是根据现在的情况而对过去采取的一种特殊的观看方式。简而言之，终极目的的经典概念给我们的大脑输入的假设条件既是太多又是太少：它既是大而无当，又是鼠目寸光。当它以智能诠释生命之时，它将生命的意义大大地缩小了：至少在我们自己身上所见到的智能，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它是从某种更硕大的东西中撷取下来的，更确切地说，它仅仅是既有边幅又有深度的实在的投影，而投影都必须呈现于平面之上。真正的目的论就必须重建这种更为全面的实在，或者说，如果可能，必须一眼就拥抱这种实在。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这种实在超出智能所能认同、感觉以及复现的能力；这种实在无疑是具有创造性的，也就是说，它会起到扩张自身和超越自身的作用。由此看来，这些作用不是预先给予实在的，因此实在也不能将这些作用当作自己的目的，尽管这些作用一旦产生，便可以让人加以合理的解释，就像工厂里制造出来的一件产品，人们可以认为它是依照一个模型来复制的。简而言之，“目的因”的理论一方面缺乏远大的眼光，因为它局限于认定自然物的智慧作用；另一方面又走得太远，因为它设想未来是以观念的形式预留于现在之中。后面一说之“过分”，产生于前面一说之“不足”。单纯的智能必须代之以更全面的实在，智能只是这种实在的缩影。于是，未来将是现在的扩展：它不可能以目的这种观念的形式包含于现在之中。但是，未来一旦实现，就像现在可以解释未来一样，也可以反过来解释现在，甚至还不止这些（或许还可以解释过去）；因此，不仅要将未来视为结果，还要将之视为超过结果的目的。我们的智能之所以要从其习惯的观点抽象地考察未来，那是有它自己的权利的，因为它原本就是对自身的产生原因的一种抽象。
智能的产生原因确实超出我们能够理解和把握的范围。生命的目的论已经排除对此的任何精确的验证。有人会问：“如果选择其中的一个方向来超越生命的目的论，情况会怎样呢？”事实上，这里经过一番必然的曲折过程，我们还是要回到如下我们所认为的最根本的问题上来：“究竟我们能否用事实来证明机械论的理由不足”？我们说过，只有在坦然接受进化论者所假设的条件下，才可能进行上述的证明。现在，我们必须说明的是，如果说机械论不足以解释进化的缘由，那么，证明这种不足的途径并非停留于经典的目的性概念上，更不是去压缩或减弱进化中的目的性，而是与此相反地大踏步前进，要比经典的目的论走得更远。显然，这样做的时机已经成熟。
九、一种标准的探求
这里将立即指出我们的证明方法的原理。我们说过，生命从它的起源开始就是同一冲动的继续，这一冲动分为种种不同的进化路线。某些事物成长了；某些事物的发展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创造而递增了。就是这种发展带来了种种趋向的分离，那些趋向如果不是发生不可调和的内部冲突便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展。严格地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某独一无二的个体，通过几十万年的不断变化，实现了生命的进化。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不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而是多数的个体，在单一直线系列上相继进化着。所设想的这两种进化情形，可以说都只有一个维度。但是，进化实际上沿着不同的路线发生于几百万个 以上的不同个体之中，每条进化路线的尽头都可能出现一个交叉道，新的路线便从那里放射般地延伸开来，如此继续下去，以至于永远。如果我们的这一假设能够得到证实，如果生命沿着这些不同的道路发展下去的根本原因属于心理学性质的，尽管进化的结果十分歧异，它们一定都保存着某些共性，就像别离已久的小学同学还保存着相同的儿时回忆一样。道路的交叉路口和岔道可能层出不穷，其中不相关的因素可能各自独立地进化，尽管如此，它们仍离不开整体的原始冲动，正是这种冲动使不同的个体的运动得以继续。因此，整体的某种因素会固守于不同的个体之中；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清楚地认清这种共同的因素，比如说，在差异非常大的一些有机体之间可能出现相同的器官。暂且假设机械论对此的解释是真实的，即：进化必定是通过一系列彼此叠加的偶然事件而发生的，在这些偶然事件中，新的变异如果优越于生物体过去所有有利的变异的总和（它代表该生物体现有的形式），便被选择和保存下来。那么，只要将两个完全不同的系列的偶然事件（变异）叠加起来，两种完全不同的进化就会达到相似的结果。这是何等惊人的相似性啊？！按说两种进化路线的分歧越大，便越不可能通过外部的偶然影响和内在的偶然变异而实现相同器官的建构；如果在发生分歧的时刻，没有这种器官出现的迹象，那么这种器官就更不可能出现了。但是，根据我们上面的假设，两种不同的进化产物的相似性将是十分自然的：即使在最新的进化渠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源头所接受的冲动在那里出现。因此，如果我们可以证明，生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通过歧异的进化路线，制造相似的器官，则纯粹的机械论便可休矣，而按我们所理解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目的性，便可在某一方面得到证实。而且，此时所选择的进化路线歧异越大，在它们那里所发现的相似的器官结构越复杂，这一证实的说服力量就越大。
或许有人会说，器官结构的相似是由于生命进化的总体条件相同；而且，尽管一时性的外部影响和偶然的内在变异有所差别，那些永久性的外部条件仍然促使建构这个或那个器官的力量朝着相同的方向进发。当然，我们不会无视适应的概念在现代科学中所起的作用。生物学家肯定没有全部以相同的方式应用这个概念。有些生物学家认为，外部条件可以在生命物质内部引起物理—化学的变化，从而使有机体朝着特定的方向发生直接的变异。例如，艾默尔（Theodor Eimer,1843—1898，德国动物学家）的假设就是如此。其他更忠实于达尔文主义精神的人相信，这些外部条件的影响只起间接的作用，即在生存竞争中它们有利于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生机蓬勃的物种代表。换句话说，有些人认为外部条件具有积极的影响力，产生了事实上的变异的物种；另一些人则认为外部条件只有消极的作用，即仅仅除掉了变异的物种。但是，两种假设都认为外部条件可以促使有机体完全适应于其生存环境。于是，两者都试图以适应于相似的外部条件为理由，机械地解释器官结构的相似性，而我们认为这种相似性正是对机械论的最强有力的驳斥。因此，在进入细节的探讨之前，我们必须立即从总体方面指出：为何从“适应性”的角度所做的解释，以我们看来，是理由不足的。
首先要说的是，在上述的两种假设中，唯有后一种不是那么含混不清的。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和不适者自动消亡的观念，既简单又明白。但是，在这种观念中仅把消极的影响作为支配进化的外因，很难解释诸如我们即将考察的复杂的器官为何采取渐进的、也可以说是直线的发展方式。如果用这种观念来解释处于两条完全不同的进化路线中的两个极其复杂的器官的相似结构，其困难更是大到难以设想的地步。无论多么细小的偶然的变异，其中都包含着大量的物理和化学的轻微作用。必须经过累积的结果，偶然的变异才能形成复杂的结构；而要累积，就必须将几乎是无数的极其细小的原因聚集起来。为什么这些完全偶然的原因会以同样的结果和同样的规则在不同的时空位置重复出现呢？没有人会认为情况应该如此，就是达尔文主义者也仅仅可能认为相同的结果会产生于不同的原因，或者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我们别被一个隐喻给搞糊涂了。到达的地方并不显示通往那里的道路形式；而有机体的结构却是进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细小的差异的累积。在解决这一部分的问题上，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对我们来说并无用处，因为我们在这里并不在意何者消失了，我们只关心继续生存下来的东西。如今，我们已明白，相同的器官结构是在各自独立作用的进化路线中通过那些作用结果的逐渐积累而形成的。既然原因无限多，结果也无限复杂，又怎样能设想出现于偶然层面的偶然原因会反复地产生相同的结果呢？
机械论的原则是：“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当然，这个原则并不总是意味着相同的结果必定来自相同的原因；但是，在原因显而易见地存在于其所产生的结果中，并且确实成为后者组成因素的特殊情况下，上述机械论的原则便无疑地也包含着依果求因的一节。两个行走者从不同的地点出发，没有目标地漫步，最后竟碰到一起了，这是很平常的事。然而，如果他们竟在自己的全部行程中描绘出两条可以完全重叠在一起的相同曲线，那就匪夷所思了。如果他们所走的道路十分复杂，上述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更有甚者，如果他们所走的曲折的路线无限复杂，那就简直不可能出现任何同步的迹象了。而一个器官是由成千上万的细胞按一定次序排列而成的，每个细胞本身也是一种有机体，这里的复杂性与曲折的道路相比较又该作何感想呢？
现在让我们转而考虑另一假设，看看它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一假设认为，适者生存并非仅仅就是除掉不适应者；它还取决于外部条件的积极影响，即：有机体是根据外部条件的固有形式来塑造自己的。这次，结果的相似性将由原因的相似性来作解释。表面上看，我们这样做是停留于纯粹的机械论的立场上。但若仔细地观察，我们将会认识到这种解释仅仅是在玩弄言辞，我们再次被语言所愚弄，这样解决问题的秘诀是让“适应”一词同时具备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