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将水和酒分别倒入同一杯中，这两种液体会呈相同的形状，形状的相同乃因内容适应于容器的方法相同。在这里，所谓的适应便完全意味着机械性的调节。因为，内容要去适应的形式就在那里，是现成的，并且要将自己的形状强加给内容。但是，当有机体对必须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加以适应时，哪里有预先存在的形式等待着它的内容呢？环境并非嵌入生命和塑造生命的模子。由此可知，人们确实被一个隐喻给弄糊涂了。形式并非已经存在，生命必须为自己创造一种形式，它要适应于为它而设的环境。对生命来说，它必须好好地利用那些环境条件，抵消那些不利因素，充分发挥那些有利因素的作用。简而言之，生命必须形成与外部作用完全不同的器官作为对外部作用的反应。这样的适应并非重复，而是回应，两者截然不同。如果说这里还有适应的意味，那也就是像人们所说的在解答几何的问题时，答案必须适合所假设的条件一样。我十分赞同采用这种意义上的适应来解释不同的进化过程为何却能产生相似的生命形态这个问题，因为相同的问题当然要求相同的答案。可是，这样一来，就像解答几何题一样，有必要引进一种智能的活动，或者至少是引进一个与智能具有相同作用的原因。这就是要再次将目的性引进来的理由，而且，这次的目的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拟人的因素。一言以蔽之，如果适应是消极被动的，仅仅是像浇铸件一样重复地出现于外界条件所限定的模子中，它就不可能建构出人们想要它建构的任何东西来；与此相反，如果适应是积极主动的，能够迅即反应外界的刺激，亦即凭借机敏的算计解决环境条件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比我们在开头所指出的那种目的论方向上走得更远一些——就我们的看法而言，这样的确是出格了。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往往从上述的两种适应意义的一头悄悄地转移到另一头；当蒙上犯有目的论的“现行罪责”之名时，人们就从第二种意义潜逃到第一种意义中去。对通常的科学实践真正有贡献的是第二种意义。但是，第一种意义一般来说提供了这种科学实践的哲学依据。无论在何种特殊的场合下，人们谈到适应的过程时，似乎它都是有机体建构的、可以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条件的器官的努力；照他们所说的来看，有机体的适应性总的说来似乎便是某种无关紧要的物质所被动接受的环境的烙印。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实例吧。这里首先对植物与动物做一般性的比较或许会使人感兴趣。人们不能不对两者在雌雄两性的方向所取得的平行进展惊讶不已。高等植物和动物不仅在受精和孕育的现象上相同，因为两者都是由两个性质和结构不同的细胞核结合而成的；一旦结合，那两个细胞核便不分彼此地处于等同的级别上，而且性要素的准备工作两者也在相似的条件下进行，即：在本质上都是染色体数目的减少和一定数量的染色体物质的清除格兰（P.Guérin），《显花植物受粉的最新考察》，巴黎,1904年,第144—148页；并见德拉日（Delage）：《遗传》（第2版）,1903年,第140页及以下。。然而，植物和动物是在各自独立的系统中进化的，所受益的环境并不一样，所遭遇的困难和障碍也不相同。因此，这两大生物系列存在十分歧异的发展特征；每个系列都有成千上万种的原因互相结合来决定各自形态和功能方面的进化。然而，这些极其复杂的原因的圆满结合都在各自系列中产生相同的作用，这种作用几乎不能被人称为“适应”的现象；有性繁殖原本就没有明显的功利性，哪里还谈得上适应或求助于外部环境的压力？有性繁殖可以作非常歧异的种种解释。一些思想尖新的研究者甚至认为至少植物的雌雄两性的区别是自然界中可有可无的奢侈现象默比乌斯（Mbius），《关于作物的繁殖学》，耶拿,1897年,第203—206页；并见阿托格（Hartog）：《关于繁殖现象》，《生物年鉴》,1895年，第707—709页。。对于这些尚有争议的事实，我们可以不予详考。有一些更简单的实例可以清楚地说明“适应”这个术语是多么含混不清，而且，超越机械论的因果观和拟人化的目的性观是多么必要。合目的性的学说自始至终强调感觉器官的灵巧结构，其目的是把自然作用比拟于人工智能。既然我们现在发现这些器官在低等动物那里也大略存在，而且自然界还向我们提供了位于最简单的有机体色斑和脊椎动物的极其复杂的眼睛结构之间的许多中间物，由此也许可以断定“自然选择”在自动地完善生物的感觉器官。简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提出适应这一概念似乎十分有理，因为，就有性生殖与其产生的条件相互联系而言，它的功用和意义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眼睛与光线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当我们称之为适应时，就必定明白了其的涵义。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显示上述的两种论说的理由不足，有关的问题就能得到一种具有高度普遍性的理论说明。
十、就某一实例验证不同的生物演变论
我们先来看看“合目的性”学说的鼓吹者常常坚持不放的一个实例：眼睛（例如人类的眼睛）的结构。他们不难说明在这一非常复杂的器官中所有的成分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其相互协调的程度真是令人万分惊奇。据一部著名的关于“目的因”的著作的作者所言，为了让视觉发挥作用，“巩膜表面的某个点必须透明，这样就能让光线透过这个点……；角膜必须与眼窝的开口完全对应……；在透明的瞳孔后面须有折射性的介质（水晶体）……；暗室的末端须有视网膜……；保罗·雅内（Paul Janet），《目的因》，巴黎，1876年，第83页。视网膜的垂直下方须有无数透明的锥状体，只有进入锥状体的轴线的光才能到达脑神经皮层，等等。”同上注，第80页。作为对这类观察的回答，目的因的鼓吹者便提出了相应的进化论的假设。如果有人细想像我们所拥有的这双眼睛，其中几千种因素相互配合而产生单一的功能，他的确会对有机体的器官结构的奥妙惊讶不已。但是，如果将此功能归结为色斑对光线的感光性，即：开始出现的功能可能只是一桩偶然的事件，它也许造成器官轻微程度的复杂化，从而增进了自己的功能，那么，我们就要在它的起源，即在纤毛虫类的阶段中，加以考察。我们既可以直接地考察有关器官的功能，也可以仅仅通过它给某种生物带来的良好作用和为自然选择所提供的有利线索进行间接的考察。从中可以得知比如像我们的眼睛那样的视觉器官是怎样逐渐成形的，这个过程可以用功能与器官之间几乎无数次的作用和反作用来解释，除了机械性的原因之外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
如果像目的论者与机械论者都主张的那样，把问题直接置于功能与器官之间来考察，那么，它们的确很难截然分开来决定其间的关系。因为，器官与功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项目，彼此互相牵制，也互相协调，在表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时，不可能像机械论者那样先验地认定器官先于功能，也不可能像目的论者那样先验地认定功能先于器官。不过，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先比较性质相同的两个项目，即不是器官与其功能，而是器官与器官，论证的过程就会完全不同。这样，我们就可能越来越接近可信的解决方案，而且，只要我们越是坚决地采取演变论的假设，成功的机率就越大。
十一、达尔文与微小的变异
现在比较一下脊椎动物的眼睛和扇贝之类的软体动物的眼睛。我们发现，两者同样的关键部分是由类似的要素构成的。扇贝的眼睛与我们的眼睛一样，也有视网膜、角膜和水晶体，它们均呈细胞的结构。扇贝甚至还有在非脊椎动物的视网膜那里一般看不到的视网膜特殊的倒转装置。由此可知，软体动物的起源问题仍值得商榷；不过，无论我们持什么看法，大家有一点是一致的：在像扇贝那样复杂的眼睛出现以前，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便久已从两者共同的祖脉那里分化出来了。那么，类似的结构从何产生呢？
关于这点，我们需要逐一检讨两种相反的进化论解释系统——其一为纯粹偶然的变异假说，其二为在外部条件的影响下定向变异的假说。
就众所周知的第一种假说而言，如今它以十分不同的两种形式出现。达尔文提出了通过“自然选择”将非常微小的变异积累起来的见解。他并非不知突变的事实；但他认为这种“玩意儿”——他是这样称呼突变的——只能产生没有持续能力的畸变物。于是，他以不可察觉的变异解释物种的创生。达尔文（Darwin）,《物种起源》，巴比尔（Barbier）法文译本，巴黎，1887年，第46页。 许多博物学家迄今仍持这个见解。但是，这一说法已趋向于让位给它的反对者的观念。后者转而认为，新物种突然产生在与过去的特征有很大差异的几种新特征同时出现之时。后面这种假说已被好些学者提出，威廉·倍特森（William Bateson 1861—1926，英国生理学家）撰写的那本书尤其值得注意；倍特森（Bateson）,《变异研究的资料》，伦敦，1984年，第567页及以下；并见斯柯特（Scott），《变异和衍变》《美国科学杂志》1894年，11月号。 而且，自从雨果·德·福利斯（Hugo de Vries）着手那些引人注目的实验之后，此说已具有深刻的意义，并取得极大的势力。这位植物学家采用月见草属植物莲馨花（Oenthera Lamarckiana）进行实验，几代之后获得一定数量的新种。他从这些实验中推导出来的理论非常引人注目。物种交替地经历静止和变化两个时期。当“衍变”的时期出现时，出人意表的物种形式便从四面八方冒出。德·福利斯（De Vries）,《衍变论》，莱比锡，1901—1903年；并见该作者的《物种和变异》，芝加哥，1905年。——我并不想在这种假说和上述的不可察觉的变异论之间提出任何附和的意见。事实上，两者可能都只有片面的真实性。我只想指出，这里所提出的变异，不论大小如何，都是出于偶然的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我们前面提到的器官结构的相似性问题。
我们先说达尔文的不可察觉的变异论吧。它假设微小差异的产生是出于偶然的机会，随后渐渐积累而成变异。这里必须记住：一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都必定是相互协调的。器官的功能是器官本身进化的结果，还是促使器官进化的原因，这并不重要；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器官如不起作用，就要退化或被废弃，也就不存在自然选择的依据。不管视网膜的微观结构多么发达，或者变得多么复杂，如果视觉神经中枢和视觉器官的其他各个部分不同时得到发展，那么，视网膜的进步不仅无助于视觉，还可能妨碍视觉。如果那些变异是偶发的，它们又怎能同时十分协调地发生于器官的每一部分，而且保证该器官继续发挥其功能呢？达尔文十分理解这点；这也是他提出不可察觉的变异一说的理由之一。达尔文（Darwin），《物种起源》，巴比尔法文译本，巴黎，1887年，第198页。 因为，视觉器官的某一点偶然发生非常微小的变异，不会妨碍器官的功能；因此，这最早的偶然性变异不妨说可以等待其他的变异补充进去，通过这些细小的变异的积累，便可以达到更加完好的视觉水平。这点说得过去；但是，只要补充的变异不出现，某一方面微小的变异就既不会妨碍眼睛的功能，也不会促进这个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不可察觉的变异又是如何在自然选择中保留下来呢？我们只能勉强地做这样的解说：这种细小的变异有如有机体内部所积淀的一块结石，是为日后的某种建构而保留的。尽管此说与达尔文学说的原理颇不相配，但是，只要他们想要考察诸如脊椎动物的眼睛之类沿着单一的进化主线发展的器官，就难以避免地要将之加以采用。事实上，只要我们考察一下脊椎动物和软体动物的眼睛结构的相似性，便不难认清上面的渐进变异说绝对是强加于人的。如果相同而又数不清的细小变异纯粹是偶然发生的，它们怎么可能出现于两个独立的进化系统中，而且还达到同一功能级别呢？再说，如果这一类的变异单独地出现没有任何用处，它们又是怎么可能在上述的两个进化系统中通过自然选择和积累而被保存下来，同时在同一功能级别上形成相同的器官呢？
十二、德·福利斯与突发的变异
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突变这一假说上，看看它是否能解决上述的问题？这一假说肯定会在某一方面减小解决上述问题的困难，但在另一方面却要难上加难。如果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的眼睛都只经过相对来说很少的几次突飞猛进的变异便达到目前的形态，那么这两个器官的相似性，就比经过连续无数次极小的类似变异而获得的相似性，更容易理解一些；须知两者皆由偶然的机会造就的，但渐变无需出于奇迹，突变则不得不依靠奇迹的出现。这不仅因为应该累积的相似次数减少了一些，而且因为基本的变异现在可以被认为足以使有关的生物获益，从而在自然选择中起到自己的作用，所以这些现象都使人更好理解。但是这里出现了另外一个更加严重的难题：发生突变的视觉器官的各个部分如何保持良好的协调关系，从而使眼睛继续发挥其功能？须知单独的某一部分的变化就会毁掉整个的视觉功能，除非这个部分的变化是极其微小的。于是，各个部分就必须立即都发生变化，而且彼此要互相参照和呼应。当然，我们可以设想确实有许多不相协调的变异会在一些不幸的个体中间出现，而且它们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结果只有适于继续存在的变异综合体能够保存下来，同时又增进了视觉功能。而且，这种变异综合体接着还要产生。即便这种有利的机遇偶而会出现，我们能否就因此认定它会在某一物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重复出现，并且每次都立即产生一种各个部分默契配合的新复合体，以此作为原有复合体在同一功能指向上前进的标志呢？尤其值得怀疑的是，怎么可能在两个独立的进化体系中，仅仅因为一些“偶然的机遇”便出现此类形成相同的功能级别和相同的器官结构的突发的变异呢？况且它们之中的每一个案都涉及数目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的各种要素完美配合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