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关惨案，即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直京的请愿在南京下关车站被殴打一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一物炮制出来的。后来据中统特务陈国栋供称：“1946年春天的一天，中统局长叶秀峰和我同到CC头子陈立夫家当谈到苏北解放区的地主富农及其狗腿子们已有很多逃到南京下关、浦口和镇江一带这些话时，陈立夫说：共产党挑动利用那些无知无识的农民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这些人才不得不被迫逃出。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共产党反对的，我们就要给予支持，帮助他们返回家园，这叫做‘以组织对组织’。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人，有力量。叶秀峰听令之后，召开了一次所谓‘丙种汇报’，出席这次汇报的有中统局长叶秀峰、保密局长毛人凤、中统南京区长田纯玉、军统南京站长黄逸公和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等单位代表。
当讨论到上海将要组织代表团来南京请愿问题时，在座的人都知道这个代表团成员是一些知名的学生名流，不好对付，有所顾忌，不敢明确表态。叶秀峰由于事前已经有所安排布置，并得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乙种汇报主持人吴铁城的指示，敢于承担任务，便拍着胸脯说：‘我有办法。’会后叶秀峰便将陈叔平（津浦铁路调查统计室主任）召来，并指派二处科长黄九成（苏北人，叶秀峰的干女婿）会同陈叔平加紧策划部署。接着又电召委源博和派驻上海行动。
他们一面在上海军站采取扣车头、不发车等卑劣手段不让上车；一面由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出面，用软的一套进行劝阻，结果都没有成功。”于是才决定利用“难民”进行捣乱，并在南京下关车站大打出手，企图破坏代表团的请愿活动。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成员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等立即到医院表示愿问，并在第二天发出备忘录，交给美方代表马歇尔和国民党方面代表徐永昌、俞大维，对下关事件提出严重抗议“人民团体推派代表向政府请愿，不论其性质属于何种，都应得到政府保护，何况此次人民团体所推派之代表，原为请愿和平及停止内战而来，且又拟向三人会议中马歇尔将军、政府及中共代表陈述意见，俾有助于三人会议之进行，更宜受到应有之保护。”因此政府必须惩凶赔偿，保护代表在京及其以后的行动安全。
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直到28日，蒋介石才决定只接见代表团成员蒉延芳。蒉延芳见到蒋介石后，陈述了工业危机，农村破产、饿殍遍地、人民厌战的情况，以及上海各界人民迫切需要和平的希望后，蒉接着说：“再打内战，国家前途不堪设想。”蒋介石虚伪地表示必须避免内战，实现和平，但又颠倒黑地说：“我不要打！是共产党要打。”蒉延芳说：“我们也和共产党主，不要找，我们见过马歇尔，要他努力调停，总之，人民不要看见打仗了。”蒋介石假惺惺地答道：“和平很有希望的，就是他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可是，就在当天，蒋介石密令刘峙进攻中原解放区，并加紧布置向苏北解放区进攻。蒋介石的谎言立即被事实戳穿。
在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做一些表面文章。内政部长张厉生在25日上午行政院例会上做“检讨”说：此次事件发生，治安当局未能尽到保护之责，内政部当局亦难辞其咎。该管区警察所长余湛防范不力，予以撤职；下关警察局局长余翼群记大过一次，首都警察厅长韩文焕予申诫。对8名所谓的“嫌疑犯”，宪兵司令部军法处“侦讯”后，以“毫无参加殴打事情”为由，取保开释了2人，其余6人于27日移送南京地方法院“审讯”。
声势浩大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平请愿团只落得个如此结果！
1.2闻一多出门不带钥匙
在昆明，继“一二·一”四烈士牺牲之后，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人民领袖，又相继被国民党特务下了毒手。
永垂青史的典型人物，旷世难逢，瞬息间却替我们增多了一个双子星痤。
是的，这两位忠诚的学者，这两位坚强的民主战士，为了和平，为了民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46年7月11日深夜，天阴沉沉的，整天下着蒙蒙细雨。李公朴和夫人张曼筠一同外出，代友人接洽借用电影院为募捐举行音乐会事，之后又看了一场电影。10点半，在南屏街上了公共汽，到了青云街车站下车。当时，路灯阴暗，路滑难走，行人稀少，李先生夫妇一前一后，正在走着，突然，他倒下来了。张曼筠赶忙去扶他问：“怎么滑跌了？”李公朴当时神志尚清，在泥泞中呻吟着，拼着全身的余力说：“我中枪了！”李夫人这才发现血正从他腰部不断流出，她情急地高呼：“打死人了！”
原来，李公朴早就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了，凶手就坐在同一辆车上，随他们一道下车，所以当李公朴夫妇二人刚走到无人的坡道上，就遭到了美制无声手枪的袭击！子弹从后腰射入，贯穿腹腔，从左前腹而出，张曼筠在雨中抱住呻吟的李先生，痛哭流泪。这时附近居民应声赶来，正巧又有几个云南大学的学生经过，他们看见是李公朴先生，赶忙扑上去，扶起先生的头，连声呼唤，李公朴先生慢慢地应道：“你们来得正好，快到医院去！”大家立刻找来一个帆布床，把他送到医院，这时血已充满腹腔和胃，从医生沉重的脸色上，说明伤情十分危急了。
打了许多麻醉针，也止不住这种特制的子弹所给人体的创痛，医生决定立刻动施行手术。但是，已经没有什么用了。腹腔被击穿了好几个大洞，血像自来水一样向处喷射，李公朴因为失血过度，几次昏迷过去，手术室也到处滴洒着他的鲜血，输血、注射、打强心针医生们在尽力抢救。
李公朴先生一时昏迷过去，一时有些清醒，他睁开眼睛，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无耻！无耻！”痛楚地一阵阵袭来，他咬着牙喊了“为了民主为了民主”又一阵剧痛，他喃喃地声音听不清了。李夫人仗待在旁，发热的脸贴着李先生的额角，热泪顺着她苍白的脸流下。
子夜寂静，窗外一片黑暗，室内的人们都抑制着悲愤，怀着期待、紧张的心情，望着昏迷中的李公朴先生，数着李的脉搏，听着他的呼吸。渐渐地呼吸紧促了。3点多的时候，他还勉强睁开叟来，看看周围的人说：“我早就准备好了。”
“一多呢！呵！快告诉他，不要让他出来，要他保重，声音已经很微弱了。”
他又昏迷过去，约莫半个多钟头，突然，一下子清醒了。勉强向窗外探望着，他问：
“什么时候了？”
“快五点了！”
“呵！天快亮了！”
一抹鱼肚色在东方出现，他疲倦地闭上了眼睛，不再讲话了。鲜血从他口里流出来。
就在这“天快亮了”的时候，为民主为和平而斗争的战士，永远地离开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这个世界。
李公朴（1902-1946），江苏常州人，著名的社会教育家，进步的出版工作者，坚强的民主战士。1919年因受五四革命风暴的影响，组织爱国团，反对贩卖日货，而被洋货店老板赶了出来，后来又到武昌中学读书，又因反对外国教师虐待同学而被开除。1927年考取留美奖学金，在美国半工半读。1932年，在上海同邹韬奋等筹办《生活日报》，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妇女夜校。后又同艾思特一起编辑《读书生活》半月刊，成立读书生活出版社，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并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发起成立各国各界救国会。1936年和沈钧儒等被逮捕入狱，即当时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抗战爆发后，李公朴奔赴山西、武汉、延安，以及华北敌后，从事坑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40年代，又到昆明，创办“北门书屋”（后扩充为北门的出版社），并参加了民主同盟，为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国民党蒋介石仍坚持法西斯独裁统治，把和平民主运动视为“异物”。1945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复员回平津后，反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在昆明上空。在一向被进步势力占领的近日楼的围墙上贴满了反动标语、布告和壁报。
“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云南民盟支部组织暗杀公司，董事长闻一多！”
6月初，反动派又发动了猛烈的攻势，造谣说民主同盟要组织暴动，勾结地方势力想夺取政权。接着就来了一次突然大搜查，云南警备司令部派兵搜查了龙云部下的几家住宅和进步书店。整个昆明城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民盟云南支部的几位负责人，鉴于局势日益险恶，乃决定在6月底，连续召开三次招待会，向社会各界说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态度。李公朴、闻一多、楚国南主持这个会，都讲了话，有力地揭穿了特务、反动派的造谣诬蔑，引起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但是，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竟然发出了罪恶的谋杀令“特予”昆明党政军反动头子对于李、闻等人以“便宜处置之权”。
7月初，情况已很紧急，许多朋友都劝他早点离开昆明。可是，在那个反动统治的时候，进步人士哪能有行动的自由？从昆明到上海路途遥远，坐飞机要经过重庆，反动派可以任意拘留，而且票价昂贵，一般人也不容易买到；从公路上走，一路特务密布，危险更大。再说上海在反动派劫收之下，物价飞涨，生活费太高，住房又无法租到，真是留不得，又走不了。大家都在为他担心。李公朴先生却说：“我准备好了，蒋介石要杀我，在他统治的地区，到别的地方一样可以杀的。”“既然要从事民主运动，就要抱着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的决心！”
真的，就在那个阴沉沉的7月11日夜，李公朴先生终于为民主献身，再也不跨回家门了。
天刚刚亮，闻一多就匆匆赶到医院，病房里传出悲痛的哭声，他感到来得太晚了。
闻一多站在李公朴先生遗体面前，悲愤的热泪潺潺地流在他瘦削的脸颊上，他竭力抵制着心头的悲愤和仇恨，昂起头，凝视着远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公朴，你没有死！公朴，你没有死！”
暗杀只能暴露反动派的凶残和卑劣，从来也封不住人民的嘴。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人民救会等各政党、各团体，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的教授，也都发来唁电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抗议。楚图南说：“我们的悲痛，我们的悼念，不是哭泣，而是怀着一切的惨痛，背负着民族和时代的更大灾难，更坚定、更英勇地，走上前去。与民族的敌人斗争，与民主的敌人斗争！”
但是，国民党特务们还不罢休。他们一面杀人，一面又在造谣。7月13日，昆明大街上出现了“云南反共大同盟”的标语：“李公朴是共产党杀死的”、“李公朴被暗杀是艾思奇指使的”。此外，还有不少如“打倒共产党”等这类的标语。在李公朴遇刺的青云街一带，也出现了标语、漫画、壁报，还有一张色彩艳丽、大肆渲染的广告，造谣说李公朴的“桃色案件”；并且出现了谩骂闻一多的标语和壁报。昆明街头，谣言纷飞，人心惶惶。人们都在流传着特务手里有“黑名单”，上面第二个就是闻一多。
这时，在云南联合大学宿舍附近，国民党特务歪戴礼帽，戴着墨镜，叼着烟卷常在周围活动。有一个怪女人，自称张柴静，40岁左右，头一次，他一进闻家门，就问闻一多在不在，闻夫人高声答：“不在。”她就拿聘本圣经，说：“上面有‘易多’两字。”她又拿出带来的封算了一算，说：“多是两个夕字，夕是太阳快落山了。闻一多，还不快忏悔，你命在旦夕了。”这明显是特务的恐吓。她装疯卖傻，大家就叫她“女疯子”。
过几天，她又来了，还说要找闻一多。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告诉她：“不在。”她说：“真可惜！”拿出一封信交给闻立鹤，信中说：“我们要信仰集中，力量集中，思想集中，才能有和平，如果听我的话，世界三天就和平。”不久，她又来了，这时谣言纷飞，形势紧张，就把她关在门外。她在门口乱骂，又到斜对面潘光旦家，拿出一封给闻一多、潘光旦的信，信里谩骂闻一多“老糊涂”，胡说什么要“把你们这些儒教蠹虫连书烧掉”。还说：“我骂你们这些该死的奴才，李公朴是你们杀的，他既是好人反连保障都没有。就是你们这些臭嘴老鸹，自身已是漆黑，岂止死一个李公朴，我不是早告诉你们，有很严重的惨杀不多的一日要发现。”
14日那天，这疯女人在路上遇到闻立鹤，又给他一封信，信上说：“知道你们明天在府甬路十四号民主周刊社招待记者，如不听我的话，我就在那时候结束你的命！”
恐吓威胁，闻所未闻！国民党的枪口又对准了一位心战士——闻一多。
7月15日，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开会。在李夫人张曼筠报告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时，会场中的特务们却在高声说笑，闻一多见状，怒不可遏，愤然跑上讲台，即席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演讲。
开头，闻一多用低沉的喉音，近乎平静地叙述李公朴的遇难：“这几天来，大家晓得，在有，出现了历史上最卑污、最无耻的事情！”整个会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位无畏的民主斗士身上。闻一多突然愤怒地咆哮起来了：
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的来暗杀！这成什么话？
连续的鼓掌之后，群众的情绪转向激昂，闻一多的话锋才指向特务，他挺起胸膛，面对面的大声呵斥：
今天，在这里有特务没有！你们站出来，你是个好汉的话，有理由，站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暗杀了人，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哼！无耻！——无耻！李先生的死，是国民党的无耻，正是李先生的光荣。
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怕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年，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多得很！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打倒的！
闻一多的论断，又充满了诗的激情。在斗争的严峻关头，他决心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时，他又很乐观。他相信未来，他呼喊着未来：“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闻一多满怀激情地高喊：光明快要来了！这是光明到来前的最黑暗的时期。
闻一多在演讲的末尾，回到李公朴烈士说过的话。他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准备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闻一多面对着刽子手的狞笑，面对着特务的枪口，勇敢进击，毫不屈服，这是一个无畏的民主战士的呐喊！这是时代的鼓手在敲响前进的节拍。
云大的同学，围着他离开了会场，许多不相识的青年出都怀着崇敬依恋的心情，紧紧地挨在他的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保卫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