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国共之争，在国共之间便存在着既不同于共产党又不同于国民党的所谓中间党派。他们要用苏联的经济民主补充美国的政治民主，实际上就是要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但国民党根本不允许自己的统治区内出现第二党，对民主人士大加迫害，对其党派宣布为非法。在人民革命胜利已成定局之时，中共及时发出五一号召，邀请党派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于是天下英雄尽汇北平，万人来“朝圣”香山。
1.“第三条道路”行不通
抗日战争胜利伊始，中国的民主势力就为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国家的理想而四处奔走、呼喊。1947年11月，蒋介石下令，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令其立即解散。民盟为了保存实力被迫宣告解散了。其他的民主党派也转入地下活动。
1.1和平请愿受阻
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积极准备内战，妄图用武力征服共产党，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中国”。虽然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早已通过，明文承认了人民的人身自由、政治自由、言论自由，但是，国民党却一意孤行，继续坚持其反动的独裁专制政策。而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学生、工人，乃至上层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进步团体，都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极为不满，他们赤手空拳，举行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以各种和平手段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和平。
对付这些“刁民百姓”，蒋介石有他的拿手好戏。将近20年的当权生涯中，他一贯的作法就是“高压”，对付异己分子、进步人士，蒋介石从不手软。在蒋介石的词典里，没有“仁慈”二字。于是，在中国的大西南，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了刀枪对准人民的现象。人民在哭泣，江河在呜咽，中国正在被一群张牙舞爪的恶魔所蹂躏！
1946年6月，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许广平等知名人士联名致函蒋介石和马歇尔，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制止爆发全面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审时度势，重新考虑援助国民党的价值和意义，从外交上帮助中国摆脱内战的阴影。与此同时，他们也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蒋介石根本不矛理睬。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则联名复信给马叙伦、陶行知等，表示全力支持他们反对内战的正义行动。信中说：
顷奉惠函，并承示上蒋主席书。雒诵回环，弥觉辞危而情苦，感人至深，曷胜钦仰。窃以中国政事之败，民生之苦，于今已达极点。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之好战分子，依然恃美国武器之资助，积极进行全面反共之内战。设使此辈得带逞，则域内势成糜烂。是以敝党于国内一切冲突，夙主无条件停止。盖惟有停止国内武装冲突，民主团结才有途径可循。谈判以来，即坚持此旨。以此之故，卒在广大人民之呼吁与马歇尔将军努力之下，获得东北停战十五日之结果。姑不问国民党当局于此诚意者何，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帜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俾使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得以顺利实行，斯为国家之福，人民之幸。惟前途困难正多，尚祈诸先生再接再厉，制止内战，挽救国运于阽危，张民主之大义。时迫事急，临颍不尽。除遵嘱将函转陈毛泽东外，专此肃复。
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决定组织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的代表团去南京请愿，揭露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战争的面目，以配合中共与国民党的和谈斗争。
当时，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已成为全加人民的共同要求。如上海经济17个团体，即上海工商协会、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保险学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现代经济研究所、宣怀经济研究所、经济新闻社、经济周报社、平学会、银行周报社、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曾致电蒋介石、马歇尔和毛泽东，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指出：
八年抗战，复加以十月内争，国民经济，凋疲已极。农田荒芜既触目皆是；而工业生产又半趋停滞。发行狂增，物价飞涨。饥民遍地，死亡载道。民生已濒绝境，战端何能再起。钧座七日所颁停战协商之令，实为我国人民所共同拥护。同属人国，何事不可以政治协商，而必以干戈相见。万望钧座益宏仁之抱，严诫好战之徒，迅颁令，永停内战。俾和平建设，设在钧座领导之下，早观厥成。国家兴亡，民心向背，在此一举。谨陈刍议，尚祈鉴纳。
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指出：
我国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是经济建设。过去八年的反法西斯战争，已把我国的农工生产，大半破坏。现在大部分的农田在全荒或半荒芜的状态；大部分的工厂都在全停顿或半停顿的境地。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都在饿死。各省各地都有成群结队的饥民在讨乞劫掠。中国的国民经济以及社会秩序已到极度危险的阶段。再不容有任何武力争斗的破坏。只有立即开始长期和平建设，才能使这经济秩序渐次恢复。这是我中国人民存亡所系；也是贵国经济繁荣在所必要。只有中国社会安定，中国人民一般购买力提高，才能容纳贵国大量的投资和商货。所以我们希望在贵国对于我的国助力，也只限于促进民主团结以加速经济的范围。
一切逾越范围的助力例如片面的军事供应，军事运输，以及在民主和平未实现以前的物资租借贷款供给，都将会加深中国的破坏，扩大中国的混乱。而美军的驻华，尤发生种种流弊。这对于中国前途不利；对于贵国经济发展也有极大的不利。最后暂时停战的十五天期限期将届，在这和战紧急关头，尤望先生能作最有效的努力，使这暂时停战成为永久停战，以为中国经济建设必要的前提。可见，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帝国主义，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本质并未认识清楚，还寄希望于美蒋“大发善心”，倾听人民的呼声，停止内战，实行民主。
为扩大战争和平民主力量，进一步开展反独裁、反内战、反美帝的斗争，5月5日，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工商协会、杂志联谊会、妇联会、学生团体联合会和上海纺织业、丝织业、机械业、水电业、棉纺业、百货业、酒菜业等工会以及文化、医药、银行、教师等各界52个主要人民团体联合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式”，代表各界群众45万，以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陈已生、梅达君、徐伯昕、许广平、周建人、沙千里、沈志远等29人为理事。
6月上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6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各团体经过协商、推举9人为和平请愿代表，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代表共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代表团成员身份如下：
马叙伦：前代理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教授；
胡厥文：合作五金厂总经理、迁川工厂联合会主席；
蒉延芳：浙江兴社银行董事、大生纱厂董事、丰盛实业公司董事、四明医院董事长；
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
张伯：中兴实业公司董事；
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阎宝航：大明公司总经理、东北知名人士；吴耀宗：翻译家、基督教全国青年会总干事；雷洁琼：东吴大学教授；
陈立复：东吴大学学生、学生会主席；
陈震中：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
蒉延芳早在蒋介石混迹于上海交易所的时候，就和蒋介石熟识，据说，抗战胜利后，蒉经常派人从上海送鲜鱼去南京蒋介石，这说明他们是有交情的。蒉延芳是位有正义感的老人，他目睹内战危险迫在眉睫，国家危机十分严重，因此乐于参加代表团去争取和平。
6月23日，上海市五六万人在火车站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王绍鏊首先致欢送词，他说：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不是争取和平运动的结束，而是开始。假如这次不成功，将来还要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南京请愿，直到和平实现为止。全场群众跟着呼喊：“去！去！去！我们都去！”接着，蒉延芳致答辞：“中国一定要和平，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把青年学生打老了，我老头子打死了，工商业打垮了，中国就亡了。再打下去，真是不堪设想了！”
从上海到南京，不过近300公里的路程，按照正常速度，上午10点开车，下午4点应该到达。但是，就是在这小段的路途中，上海人民请愿团的代表们遇到了国民党特务制造的重重障碍，无理蛮横，骇人听闻！
开车不久，就有几个冒充列车员的特务要代表团人写出自己的详细履历，至于为什么，特务们回答的很好：“特别保护你们。”代表们气愤之极“历？”
凭哪条法律规章，旅客坐火车要写详细履特务们瞠目结舌，无法回答。加之周围的旅客也帮着讲话，几个外国旅客过来看热闹，特务们见势不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车到苏州，当局派了一伙人来，把车厢外的所有标语口号统统撕掉和擦洗掉。车到常州，又有一伙人走上车来，把车厢内的所有标语口号统统撕掉和擦洗掉，并贴上他们预先写好的反动标语。这伙人折腾了一阵，看到无人理睬，便悻悻而去。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还没有结束。
车到镇江，又来了一伙人。这些人大都身穿纺绸实衫，面色红润，显得营养良好，却口口声声自称是“苏北难民”，并围在代表们乘坐的车厢窗前，乱哄哄地说什么共产党使他们“有家难回”，要求代表向共产党请愿，而不向“政府”请愿。有几个穿灰蓝色纺绸的人，由一个穿中山装的人领头，一个人手举三角旗，上写“苏州难民代表”。这些人走近代表团时，赶忙向马叙伦鞠躬，口中念念有词，“欢迎”“欢迎”，并请马叙伦下车向“难民”演讲，企图乘机绑架行凶。吴耀宗、阎宝航立即严正声明：“途下车。”
我们是去南京请愿的，不能中他们一计不成，就威胁说：“如不下车，我们有人就要卧轨挡车，火车别想开。”在特务们的袭击下，代表团立即作了分工；一部分人保护马叙伦团长，坚决不下车；一部分人到各车厢向旅客们宣代代表团去南京呼吁和平的光荣使命，争取旅客的同情和支持；另一部分人则向月台的人群进行反内战的宣传。坐在靠近月台的雷洁琼，向车窗外的人群大声说：
我们去南京请愿，正是因为国家打内战，老百娃太痛苦了。我们要去见蒋主席，见共产党的周恩来先生，请国共双方不打内战，好叫老百姓不再受苦。我是广东人，广东的老百姓饿死很多，有些人都没有裤子穿，比你们苦多了。我们这些代表多半是上年纪的人，为什么要在这么热的天上南京，不就是为了解除老百姓的痛苦吗！你们有痛苦，我们一定代为转达。一些听众连连点头。经过代表团成员们做工作，旅客们纷分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为，要求赶快开车，几个外国旅客找到列车长交涉：“一定要开车，不能耽误我们的事情。”列车长跑前跑后，跑上跑下，急得满头大汗。
在强大的舆论的压力下，站方和列车长对特务的无理取闹进行了干预，特务们才溜下车去。列车停了约两个小时，终于开动了。站台上，号称数百的“难民”队伍，零零落落地，实际上只有20来人，只能垂头丧气地看着列车逐渐加快速度飞驰而去。
但是，这些只能算是小小的插曲，更严峻的情况还在后面！
经过长达8个小时的艰难旅程，列车终于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刚刚下车，就有3个自称是“苏北流亡青年”的人，挤到代表身边来，要代表说明此行的目的，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代表团秘书胡子婴答复道：“此行的目的无非是要向政府当局和中共呼吁停战，达到全面永久和平。”这三个人仍不满足，反复问道：“战争的责任究竟谁负？”
“你们对共产党的印象怎样？”直到把手上拿的纸条上写好的问题问完了才住口。等代表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搬运工，把行李搬出月台，走出收票处。忽然有人鸣笛，一群自称“难民”的暴徒蜂拥而来，骂声四起，一片混乱，把代表们包围起来。而两旁站立着的军警若视无睹，听之任之。在混乱中，代表团被有计划地分割成两部分：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被推推拉拉，进了候车室；盛丕华、蒉延芳、吴耀宗、阎宝航等则被挤进了西餐厅。
聚集在门外的“难民”大叫大嚷：“叫姓马的出来！”“打倒共产党！”
把门的军警允许“难民”派“代表”进来，于是几个“难民代表”进来和代表们谈判。开始，他们要求马叙伦带他们去见周恩来；后来这话又不说了，又劝代表们回上海；后来又要求马叙伦出去和“难民”见见面，讲讲话。马叙伦闭目端坐，一概不予理睬。双方正在僵持不下，阎宝航突然闯进候车室，搬来一把椅子，坐下来和“难民代表”谈判。
这些“代表”提了十几个条件，除了送他们“还乡”之外，还有什么“共产党放下武器”“、民盟不搞政治活动”等。这样的条件，当然谈不出所以然。“难民代表”就请阎宝航出去向“难民”讲话。阎慨然允诺，出去向这些所谓的难民进行宣传和解释。刚讲了几句，“难民”就狂叫：“着阎宝航在喊：“不听！不听！叫姓马的出来！”还有几个“难民”向跪下来！跪下来！”阎宝航气得浑身发抖，愤慨地说：“我在东北打了几年游击，从来也没有向日本人屈膝。跪，办不到！你们枪毙我好了。”这些“难民”见吓不倒阎宝航，又大叫大嚷：“要姓马的出来了！”
当事者之一雷洁琼后来追忆道：“我被暴徒揪住头发，胸部被一只痰盂击中，痛疼异常。一个暴徒趁乱要抢我的戒指，我拼命抵抗，结果我的手被抓掉了一小块肉，流血不止。混乱中，我被推躺在沙发上，浦熙修又被推倒在我的身上，暴徒脱下我们的皮鞋猛抽我们两人，浦的鼻血流在我的脸上身上，人也晕过去了。我在昏昏沉沉中听到有人嚷嚷：‘场凶役才停止下来。”
不要把他们打死，差不多’之后，这一事件发生时，政府当局置若罔闻。迄夜12时经民盟及中共代表数小时向孙科、邵力子、李济深、冯玉祥、马歇尔紧急呼吁，再经冯、邵及马歇尔电陈诚、俞大维等交涉，但此时已行凶完毕，代表们在宪兵“保护”下，被送入中央医院。国民党的特务的暴行可谓骇人听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