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听到消息，大惊失色。忙召孙科说：“桂系加紧行动，我再不下野，恐怕激起事变。但人事必须作出调整。”当即提出一份名单，交孙科带回去，由行政院院会予以通过。
1月18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改为京沪警备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
1月19日，又任命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煤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司令，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
1月20日晚，蒋介石召见李宗仁说：“德邻兄，我是决定下野了，你务必出来。”李宗仁免不得又假意推托一番。蒋介石走后，李宗仁忙打电话给白崇禧，告之情况。白笑着说：“我们正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老蒋若再不表示，我们就准备与他决裂了。”李宗仁会心地笑了。当下，白崇禧将蒋介石明天下野的消息在会上作了宣布，会议议题由“德公如何上台”改为“德公上台后怎么干”。
21日凌晨3时，汉口三元里白崇禧寓所的秘密会议方才散去。当即由程思远飞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会议的两条意见：一、李宗仁必须为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二、必须改组孙科内阁，另组张治中和谈内阁。
程思远一到南京，便直接到李宗仁寓所，此时李宗仁正在黄埔路官邸开会。
黄埔路官邸会议是上午10时开始举行的。当时在京的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官员百余人，个个黯然无声，会场气氛极为沉闷。
蒋介石首先发言，先是大谈一下目前形势如何严峻，然后又说：“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协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蒋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他说话时，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等他说罢，谷正纲、张道藩、洪友兰等人竟失声痛哭。谷正纲大叫道：“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蒋听罢，仍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说罢，从衣袋里掏出一份拟好的文件，递到身旁的李宗仁面前，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来签字吧。”
李宗仁悲伤气氛感染，一时也感到有些悲凉，既然蒋已宣布引退，他当下心头也涌出一股同情来，于是看也没看，便签了字。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来到中山陵，谒陵过后，便赶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往杭州。从此，蒋介石再也没回过南京。
1.3蒋介石、李宗仁交接班
1月21日下午，李宗仁来到张群住处，寒暄过后，张群便拿出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交与李宗仁过目。李细读了全文，上写道：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谈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备，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
李宗仁看罢，胸色大变，对张群道：“岳军兄，总统的文告，我看颇有不妥之处。其一，其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如是，则蒋先生现系何种身份？故应加上‘决身先引退’字样；其二，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而蒋先生所引的却是下半段，今蒋先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而是辞职不再视事，总统既已辞职，则副总统应是继位，而不是代行，故应将‘于本月二十一日起李副总统代行职权’改为‘于本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继续执行总统职权。’”张群扣了，也颇不高兴，说：“德邻兄所言，固有道理，但总统辞职，尚未经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位也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好用‘代’字，德邻兄以为不可吗？”李不便与张争议，便召开来了吴忠信、张治中、王宠惠前来商议，王宠惠是司法院院长，法学界权威，但对此也不肯明确表态。这时，白崇禧打来电话说：“德公，要做就做真的，千万别做什么代的！”
有了白崇禧这句话，李宗仁更来了气，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不能就位。”张群无奈，只好往杭州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回答说：“按李副总统的意思办，直到他满意为止。”得到蒋介石的承诺，李宗仁才放了心。
第二天，各报纸以头位置，刊登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和李宗仁的“继位文告”。两个文告中李宗仁依然是以代总统身份出现。读罢两则文告，李宗仁大怒，骂道：“老蒋之为人，至此危险存亡之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当木偶玩弄！”这时，程思远报告“吴忠信昨以总统府秘书长名义，照两项文告的原文，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民意机关知照。通令并盖有总统府大印！”李宗仁怒不可遏，立即把吴忠信叫来，劈头就问：“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支支吾吾道：“我是是按蒋先生意思办的。”李愤然说：“礼卿兄，我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当天下午，李宗仁召吴忠信、张治中、邱昌谓到总统府，说：“将先生自食前言，欺人太甚，我是不能就职的。”张治中附和说“蒋先生下野，和局有望，可惜美中不足”未等张治中把话说完，吴忠信大发雷霆：“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谈什么美中不足！”张治中也不甘示弱，一时间大吵起来，李宗仁只得好言相劝。
无奈，李宗仁又打电话给白崇禧，白说：“我们能逼老蒋下野，就不能逼他答应修改文告，让国代、立委们闹一闹吗！”
果然，受桂系指使之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纷纷发表谈话，为李宗仁大抱不平。一时间京城内外沸沸扬扬，愈闹愈烈。不得已，张群又给蒋介石去电话，蒋仍答复：“修改，更正！”吴忠信叹息着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以老朋友的身份劝你，国事至此，国家都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闹得太凶，国人恐怕不能谅解呢！到时候人心恐怕反而同情蒋先生，对德公有什么好处呢？”李宗仁一听泄了气，说：“是啊，是不该闹下去了。如能聊补时艰，救人民出水火于万一，私愿已足！”当下，李宗仁不再坚持，并向白崇禧表明了态度，一场代字风波，方告平息。1月24日，李宗仁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
2.桂系捡到一个烫手的山芋
素怀问鼎之志的桂系，自李宗仁坐上代总统交椅后，似乎是如愿以偿或是基本上如愿以偿了。实则不然，这位代总统从“代”之日起，既无财权也无人事权，更无军事调动权（桂系军队除外）。李宗仁实际上捡到的是一只烫手的山芋。
2.1国民党大势已去
还在淮海战役激烈进行之际，蒋介石就已看出了大势不好，即已作了放弃大陆，退保台湾的战略准备。在李宗仁要行“代总统”职权前5天，美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找上门来谈及此事，这位美国佬说：将台湾归还中国，开罗会议时虽有决议，但在对日和约之前，究未有法律依据。现在蒋介石将嫡系部队部署到台湾，他自然要抗议，李宗仁直到此时，才知道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
退守台湾，是蒋深思熟后的举措。谁去为他承担这项任务？第一位考虑人选自然是陈诚。陈自1948年在东北败阵铩羽归来后，旅居南京上海一带的江北籍人士，即群起攻之，恨不得吃其肉而后快。尽管这样，蒋介石仍有自己的打算，他安排陈诚辞职赴台湾养病。半年以后，全国形势紧张，蒋便突然免去魏道明的省主席之职，另任命陈诚主持省政。陈接到任命后，即刻从草山迁入台北到职视事，其行动之迅速，在国民党政府官员中实属罕见。这项任命，不仅李宗仁毫无所知，连行政院长孙科也蒙在鼓里。
陈诚走马上任后，蒋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往台湾。据当时国民党政府监察院财委会秘密报告，往台湾共运走金钞3.55亿美元，黄金390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还有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
1949年1月21日，即蒋介石正式下野的那天，蒋又亲下手令，从中国银行提取1000万美元，汇交在美国的毛邦初。毛是蒋的内侄，时任国民党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蒋还嘱咐毛将这笔巨款和毛氏手中余款，全部自纽约中国银行取出，再改用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毛在越洋电话中问蒋，为什么用私人名义？蒋说：现在正在进行和谈，万一联合政府成立，绝不能让这笔款落入新政府手中。
这件事办得神不知鬼不觉。不料后来空军司令周至柔与毛邦安因宿怨纠葛，互控对方贪污，周指控毛购料时舞弊，毛指控周将公款私自提存于香港某银行据为己有。蒋派入去美查账，结果无账目不清现象；而对周将公款私存之事，置之不问。毛邦初大喊不公。结果，在宋美龄的怂恿下，毛被撤职，并勒令其交出该款，毛以该款并无公款佐证，拒不交出，不了了之。
蒋介石把全部金银硬通货劫走，李宗仁政府自然就失去了发放军饷、安定民心的手段。李心里明白，靠继续滥发“金圆券”向社会掠夺，军心民心都将随着物价不断暴涨而丧失殆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宗仁只好向美国求援，他来到大使馆，对司徒登说：“大使阁下，我的政府分文没有，开支困难，希望你美国政府转达我的请求，货给中国一批白银，以安定金融。”
“代总统先生，恕我直言，你现在是有名无实，政府实权完全未更动。不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会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掉。”司徒雷登回绝说。
李宗仁没有办法，又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应该近向美国政府交涉，顾遵蒋意，敷衍不办。这样一来，李宗仁政府的军政开支，全无着落，其政府机构几乎运作不下去了。使李宗仁颇感难堪之事，还有一件：在他眼皮底下的浙江省主席陈仪，从撤职到被捕，他都一无所知。
陈仪原是政学系的重要成员，是蒋介石信任的人物。1948年他在浙江省主席任内，赶上淮海战役，陈仪看到了大势所趋，他上书蒋介石，说当前形势，敌弱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但蒋没有接受他的意见。陈仪不愿和蒋家王朝同归于尽，想自行通电起义，而且想联络一些部队起义。这样，起义既有安全保证，又有声势，事成后对自己也有利。恰在这时驻江、浙、上海一带的国民党部队，统归汤恩伯指挥。汤和陈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二人是浙江同乡，陈是汤的老师，又曾是汤的上司；汤受过陈的栽培和提拔。陈仪考虑到这些因素，于是亲自去上海，鼓励汤恩伯率部义，汤当着陈的面，虚与委蛇，背后又对毛森说：“陈公侠（陈仪字）见徐蚌会战失败了，认为大势已去，发生了动摇，想作傅作义第二，这个家伙真是老糊涂了。”不久，汤恩伯又向蒋介石告了，把他的老上司、恩师给出卖了。
然而陈仪直到被免去主席职务时，也没想到是汤恩伯出卖了他，他的宅邸周围遍布特务，他也没察觉到。稍后，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时，陈仪再次来到汤恩伯军营，劝谒道：“长江那么长，怎么能守得住？大势已去，不是一条江能挡得住的，与其将来兵败名裂，作阶下囚，不如早向后转，还能为共产党的座上客。”
汤恩伯也有自己的算盘，抗战期间，留给国人的名声太臭了。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河南省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提议要求枪毙汤恩伯的情景，中国共产党各解放区上演的话剧《血泪仇》，主题就是揭汤某。毛泽东公布的战犯名单，汤也榜上有名。想到这些，汤恩伯下了一条心，一条路走到底了，于是蒋介石再次得到了陈仪欲图不轨的密报。没过几天，毛人凤持蒋的手令来找汤恩伯，二人密商着逮捕陈仪之事。
陈仪被软禁后，才有所察觉，但为时已太晚了。李宗仁已越来越体味到当傀儡的滋味，他自然不甘心这样，他要力图摆脱这种困境。1月24日，他下令行政院办以下几件事：
各地“剿匪”总部必为军政长官公署；取消全国戒严令（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再取消）；裁撤戡乱建国总队；释放政治犯；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刊杂志；撤消特别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通令停止特力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李宗仁下的这个命令，照样难以行得通。1月26日，行政院会议上，除不同意取消戒严令外，表面上接受了李的指示，实行上却是另行其事。行政院一个官员说：“开释政治犯与戒严系属二。触犯戒严法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地区负责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仍应按照戒严法处理。”这样，实际上把政治犯换个罪名，不予释放。2月11日，汤恩伯在谈话时，针对李宗仁，更为露骨地说：“南京、上海等地接近前线，在全面和平未实现之前，仍继续执行戒严令。本人是已手令京沪各地，以后不准有罢工、怠工及聚众威胁情事。为安定各地秩序，如果有暴动事情发生，为首暴徒由地方军法机关处理，就地枪决。希望南京上海新闻界根据事共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者，将予以严处。奉令停刊之报纸杂志，在没有正式接到复刊许可时，不得复刊。”这样，李宗仁下的命令，就成了一纸空文。一件也行不通。
2.2初试王牌
李宗仁没办法，只好又打电话给白崇禧，与之商讨对策，他说：“老蒋这次退位，是想利用我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腾出手来，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他靠的无非是他那些悍将权臣，特务打手，还有搞到台湾去的黄金美钞。可他这些宝贝对付不了共产党。美国人愿他东山再起，只要我们打出和谈的旗号，争取时间，很定了局势，那样自然会取得美援，就有半壁江山可与中共分庭抗礼。至于老蒋，眼下要紧的是争取时间，只要有了时间，就可利用国家元首的职权，恩威并重，逐渐销烛蒋与其亲信死党的联系，把权力集中过来，到那时，则蒋之命运，可任凭我们摆布了。因此，必以早启和谈为第一重务，建生以为如何？”白崇禧表示赞同，说：“德公，你在台前与共产党讲和，我在幕后加紧备战，实现咱们的东防计划，不过德公、江防计划才是关键所在。如果谈判成功，实现南北分治，当然很好，可是共产党条件太苛刻，怕不会轻易放弃过江，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和谈破裂的打算，作战重点应放在南京及其以西地共；万一江防被突破，军队应及时向皖向转移，以湘、桂为后方，海南岛为最后基地，不可固守上海。”
李宗仁心里有了底，遂于27日正式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其电曰：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袭，继八年对外抗战，内战达三年有余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后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李宗仁这个电报一发，京沪为之哗然。蒋介石大怒，立即给上海的行政院院长孙科打电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