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测量与心理遗传高尔顿(1822～1911)
高尔顿是达尔文的姑表兄弟，因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心理进化的思想影响研究了心理遗传和意象的个别差异。他还首先应用统计方法研究心理学，并对联想进行了实验和发明了多种实验仪器，如高尔顿笛和双针接触器等。高尔顿是个遗传决定论者，1883年创立了优生学，著有《遗传的天才》(1869)、《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探讨》(1883)和《自然的遗传》(1889)。他调查了1768～1868年间的英国首相、将军、文学家和科学家共977人的家谱后发现，大多数名人出身于望族，因而他断定，天才是遗传的。他认为遗传的力量超过环境的影响，即使一个人生长在最好的环境里，又肯努力奋斗，也不能成为名人，除非有优越的天赋。他从身高的情况推想，在人体的其他一些特征中应该是一样的，如脑重、神经纤维的数量、感官灵敏度，因而心理能力也应该是这样。他还搜集了80对双生子的资料，用双生子比亲兄弟亲姐妹更相像来证明心理遗传，并把遗传决定论思想扩充到种族差异，作为说明黑人比白人智能低下的原因，提出了用人工选择和改良人种的优生学等引起了长期争论。
高尔顿主要用测验意象的问答法来研究个别差异。他的方法是，先确定一项事件，如早餐。让被试回想早餐桌上实物的意象：(1)鲜明程度怎样(同实物相比是模糊的，还是清晰明了的)；(2)确定的程度怎样(同实物相比在大小、位置、间隔上是否同实际一样)；(3)色彩(如瓷器、面包、菜、肉等的颜色是否都像自然状态那样鲜艳)。然后按各人的意象及其鲜明程度差异经过分类统计，列出一条从0～100的统计线发现，每个人的意象有很大的个别差异：有人以视觉为主；有人以听觉为主；有的以肌肉运动觉为主。他认为一个人的职业、年龄和性别与意象的差异有关。许多长于抽象思维的科学家往往缺乏视觉意象，而女人比男人，幼儿比老人的意象要强一些。但是，也发现有些人在某种情况下毫无意象，甚至是知名的画家也说不出有视觉意象。他还发现了联觉现象，如“色——听”现象，即听到某一声音则某种颜色也在心目中出现，或者听到一个字母A，在意识中即出现黄色等。
高尔顿最早用内省法进行自由联想实验。他用一张写有75个字的表，逐字挨次进行自由联想，记下每个字呈现后到联想产生的时间，然后对这些联想做出分析。他发现，在75个字的自由联想中，想起的字多数属于儿童或少年期学会的。这一实验方法，后来被冯特采纳，用于在莱比锡大学实验室进行的实验。关于自由联想想起的多数是儿童、少年时期的记忆，后来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治疗中得到应用。
高尔顿在研究心理遗传时，还创造了一种数学统计的方法，在研究个别差异时又进一步用相关系数(r)来表示遗传对心理差异的影响，为心理学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和研究方法。美国心理测量的先驱J·M·卡特尔(1860～1944)
卡特尔是美国心理学家，1880年在他父亲任院长的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曾两次留德在莱比锡大学向冯特学习心理学。学习期间，他违反冯特的规定，在宿舍里用反应时实验研究个别差异，并在三年学习中发表了6篇关于反应时和个别差异心理研究的论文，1886年获得博士学位。1887～1891年卡特尔回国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这是世界上第一名心理学教授职称，并在该校建立起美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在这期间，于1888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时结识了高尔顿。他欣赏高尔顿的测量法和统计，使他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强调研究心理学要分等级和测量的心理学家，并为后来智力测验在美国形成一种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1891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担任了该校心理学系的系主任。在哥伦比亚的26年间是他最有成就的时期，他培养了许多学生，其中如桑代克和吴伟士就是他在那个时期培养的博士和著名心理学家。
卡特尔研究的是单个心理能力的个别差异问题。他把心理能力分为6大项，即反应时、联想、知觉和阅读、心理物理、等级评定及个别差异。这些工作都是创造性的，也有些成绩，只是这些心理测量比较简单，不合实用。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新生入学考试研究中发现，这些受测的心理能力太简单，其结果与学习无关。而吴伟士采用的测验量表是比纳一斯坦福量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吴伟士组织领导了心理测验，为选拔美国陆军兵种做了大量工作，使智力测验运动掀起一个高潮。后来，桑代克将卡特尔的心理测验修改成为教育测验取得很大的成就，因而桑代克被称为教育测验之父。智力测验量表比纳(1857～1911)
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广为传播的时候，生物学和进化论的思想也传到法国，智力测验量表的创始人比纳就是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学习中研究和发明智力测验的。
比纳原来学习法律，后来进入巴黎大学，于1884年获得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889年他和H·博尼在巴黎大学创办法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1892年任该室主任。1894年任巴黎大学心理学教授。1895年创办法国第一种心理学杂志《心理学年刊》。1903年他发表《智力的实验研究》，这本书是他对两个女儿(分别为13岁和14岁)进行实验的成果。起先，他要求她们解决简单的问题，然后让她们回忆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并且提出以下的问题：你们怎样思考那个对象?你们看见那个对象了吗?你们看见时能说出那个对象的名称吗?这两位被试有时能正确地报告出有什么对象的意象，但有很多次否认有意象存在。此后，比纳改变了原先的看法，承认有无意象的思维现象存在。他改变观点后，认为心理学不应该像过去那样只研究那些细小的心理元素，而应该面对重大复杂的对象。他的智力测验工作就是以这种思想为出发点的。
1904年秋为了研究学校中学习不及格的学生，法国公共教育部聘请比纳参加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智力落后儿童的教育问题。为了了解学生学习N好NNN，必须先了解哪些学生是因为智力落后，哪些学生是因为懒惰造成的。1905年他和医生西蒙合作提出一组测验。测验内容包括从易到难的事物名称，比较线条的长短，填充缺字的句子和简易的问题等，这就是第一个比较可靠的智力测验：《1905年量表》。这个量表测验的对象是3～11岁的儿童，包括从易Ng隹的30个测验项目。1908年和1911年经过两次修整和公布使用后，这个测量表最终得到了人们的承认。
比纳-西蒙量表问世传播开后，191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推孟根据美国学生的情况将它修改为斯坦福一比纳智力量表。1937年和1960年又经过两次修改。
下面是斯坦福-比纳量表部分年龄阶段的测试题：
5岁组：(1)画一张缺腿人的画；(2)在测验者示范后，将一张方块纸折叠两次，成为一个三角形；(3)给下列单字下定义：球、帽子、炉子；(4)描绘一个正方形；(5)辨认两张画片的同异；(6)把两个三角形组成一个正方形。
8岁组：(1)从一张标准词汇表上给8个单词下定义：橘子、稻草、图钉等；(2)尽可能回忆一个简单故事的内容；(3)发现故事中荒唐和不合理的话。如一个人得了两次感冒，第一次使他一命呜呼，第二次很快就好了；(4)分辨以下单词：飞机与风筝、海洋与河流；(5)知道海轮为什么会开动，如果遇到一个迷了路的三岁儿童应该怎么办；(6)列举一周内各天的名字。
上述年龄组的测验题只是斯坦福一比纳(1960)量表两个年龄段的测验题，是为了说明举例用的。全部测验题的每个年龄组都是以6题为限，每题答对得2分，全部答对得12分，这恰好和一年12个月相当。如果一个5岁的儿童，他答对5岁组的全部测验题即得60分，(12×5=60)表示他达到5岁儿童的智力水平。如果他又答对6岁组的4个测验题则可加8分，如果他再答对7岁组的3题，那么再加6分，如果再答对8岁组的2题则又加4分。这样他所得的全部分数应该是60+8+6+4=78分。这是他通过测验得到智力年龄的分数，简称为智龄。这个儿童的智龄为78。但他是5岁，按5周岁的实足年龄算，即实龄为60。这样按智力商数公式计算即：智商=智力年龄／实足年龄×1 00=7 8／60×100=130。可见该5岁儿童属于高智商范围。因为经过研究发现，人类的智商按常态规律分配，即中间大两头小。它的分布情况如上图表格所示。
如上所述，自比纳创始的智力测验量表问世以后，智力测验运动得到很快的发展，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所测的智力是人的一般能力吗?从日常生活经常出现的其他能力，如绘画、音乐、文学、数学、体育、工程机械等等能力应如何看待?于是引起了智力、能力的概念如何下定义和怎样分类等问题。这样就产生了智力或能力的因素及其结果和分析的问题。智力的因素分析斯皮尔曼(1863～1945)
斯皮尔曼是英国心理学家，1897年赴德留学，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冯特的心理学。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先后向符兹堡大学的屈尔佩，格廷根大学的E·G·缪勒学习心理学。1907任伦敦大学讲师，主讲心理学，1911年升为教授，1931年退休。1904年他发表论文《一般智力》，奠定了智力或能力二因素论的思想基础。这是他在智力测验中发现了能力之间有相关的规律性时获得的。他提出，每项测验都可一分为二：一部分是该测验与其他测验所共有的因素，称为G因素(一般因素)；另一部分是该测验所独有的，可称为s因素(特殊因素)。我们在测验中取得的这个G因素，是他通过相关法发现。相关法是透过可观察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去把握不可观察变量的分析工具。如下图所示：图中斜线条的圆形为G因素。方框1、2、3的测验为s因素。显然测验3比测验2和1占有更多的共同因素。但是1、2、3的测验都有自己的S因素，同时，它们之间又有共同因素，即G因素(一般能力)，斯皮尔曼将G因素的存在设想为某种心理能量，任何智力和认知活动都由心理能量驱动。这种能量进入特定的神经群中时，便促成特定的智力或认知操作。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同一种能量在不同发动机造成不同的运转方式，G为能量，s对应为发动机。斯皮尔曼通过各种测验分析后认为，一般智力较高的人，不仅认知明确无误，而且敏捷迅速，注意既易集中，也善于分配。他认为一般智力在相当程度上是遗传的，在不同人种中也比在同一人种中的差异更明显。这就是说人的聪明程度即智商是遗传的，历史上关于智力或智商遗传的争论，自从高尔顿提出以来从未停息过。目前还有人把智商高低和长寿联系起来。2004年6月7日美国《福布斯》双周刊发表丹·塞利格曼题为“富人为何更长寿”一文，文中说到：特拉华大学社会学家和爱丁堡大学心理学家伊恩·德里认为，富人寿命长主要是因为他们更聪明。这一论点的依据有多种不同的观点，而且全都有充分的文件资料。其要点是：(1)社会地位与智商和其他智力标准对健康明显地有正面的影响；(2)智力与“保健知识”(指一种理解并遵循疾病预防与治疗指令的能力)密切相关；(3)智力也与前瞻能力，如避免确定的健康风险(包括吸烟)相关。 关于这些论点，作者解释说： 第一点是几十年前就已得到确认的。在现代发达国家中，收入与社会地位中0．5％的因素与智商相关——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智商不能决定一切，但也清楚地证明，它对人们最终的社会状况有很大影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专业和技术”人员的平均智商为111，非技术工为89。一个智商在76到90之间(远远低于平均水平)的美国人，他的生活贫困的可能性比智商高于125的人大7倍。
第二点：聪明人往往最了解与健康相关的问题。保健知识水准现在比以往更重要。过去，健康与长寿方面的长足进步取决于公共卫生、免疫和其他不需要普通民众做出决定的措施得到改进。但是，今天的主要健康威胁是慢性病——这不可避免地要求病人参与治疗，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
第三点：生活方式问题。在下层人群中，吸烟、肥胖和不爱活动的生活方式更为普遍。疾病防治中心200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学毕业生过健康生活的可能性比高中以下学历者大两倍。
这就是说，智商、能力、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长寿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恐怕还要争论下去。这和关于G因素及s因素之间的关系一样，在斯皮尔曼提出二因素论后，有人发现在一般能力(G)和特殊能力(s)之间还存在着一种R因素，如算术能力、机械能力、语言能力等中间因素。这些中间因素在某一种活动中共同存在，而不是在所有活动中共同存在的。这样就出现一些群因素的问题。关于群因素的理论有多种说法，下面先介绍美国心理学家瑟斯顿的群因素理论。智力的群因素瑟斯顿(1887～1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