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八月十五，即中秋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合家团聚的日子。因此，人们总是将最美好的词句献给中秋之日，以寄托无限的情意或者情思。但是，这秋天却似乎隐埋了更多的苍凉故事。张爱玲就是其中一个。
张爱玲用她一生的时间，都在演绎着一个惊艳苍凉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却给世人留下了比秋天更为苍凉的意味。
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轮回，生命的起点往往就是生命的终点。1920年9月30日，张瑛即大家所熟知的张爱玲，出生在上海麦根路（今泰兴路）。1995年9月8日，这个惊艳苍凉的女人，于美国洛杉矶寓所悄然离世。张爱玲是个制造谜的高手，就是死，也给人留下个谜让人去解——别人的死都有个确切时间，如某日某时某分乃至某秒，可她却只能让人去估计推测。
张爱玲一生的惊艳或者大红大绿，主要有两次，一次是二十世纪的30年代至50年代，一次是80年代至90年代。如果说第一次惊艳是伴随着她的青春年华，那么，第二次惊艳则是外人的事，于她，却只有苍凉，因为人们把自己所追寻的梦寄寓在了张爱玲的身上。这是世人用张爱玲的苍凉演绎着自己惊艳的梦。
张爱玲的惊艳自然与她的文学创作有关，也与她的人生游历有关。12岁时，她就发表了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二十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正是国难当头时，别的作家都在写充满民族义愤的作品，而她却把这家破国粹演绎成了惊艳而苍凉的故事，毫无石破天惊的豪迈之气，而且总离不了个情呀爱呀什么的：《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里写的都是些痴恨缠绵的故事。其实，张爱玲是把战时的上海、香港和战乱的人生撕碎揉烂了装进充满贵族意味的箱子里，然后在箱子上凿几个小洞，让人们去看这惊艳背后所隐藏的人生苍凉。因此，与其说她是在写战乱时代的大都市上海，不如说她是在舔舐自己的伤口。而这伤口中流淌出来的既有青春生命的哀伤，又有贵族生命的孤傲与悲凉。
张爱玲的惊艳，更来自她那以最为世俗的方式践行着最为超俗的美丽与苍凉。她与汉奸胡兰成的恋情与有始无终的婚姻，就让许多人很是嗤鼻一番。是啊，有那么多英雄豪杰你不爱，却偏偏与个汉奸卿卿我我，岂不自找世人唾骂？大家可能知道，张爱玲是非常个性的人，她从来是走自己的路，不管别人如何看。而且，她常做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惊讶。这惊讶有时是极为异想天开的。在她身上有许多很现代的东西，而这现代之中却是总透析着贵族的文化气息。
说到贵族或者贵族文化，笔者就想起了二十世纪90年代一些人也在演绎旧上海、旧贵族的故事。只是在阅读时，笔者总有一种“隔”感，比如王安忆所演绎的《长恨歌》等。这不是技巧问题，也不是题材问题，而是文化生命基因问题。张爱玲是真正的贵族——从旧时代过来的旧贵族，而王安忆不是，最多也只能说王安忆是个新贵，新贵要演绎旧贵故事，于生命情感中总是隔着一层什么东西。旧贵的悲壮与苍凉，新贵是难以从骨子里体味到的。如若哪位读者不信，可以将二人的作品放在一块读便会一目了然。自二十世纪80年代起，有一大批人在学张爱玲，其结果也只能学个皮毛而无法得其精髓。因为张爱玲只有一个。
张爱玲一生都在追寻着一个梦，一个贵族的现代梦。这个梦虽然是如此惊艳，也只能去演绎苍凉的故事。人世之事，往往是具有反讽意味的。张爱玲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化贵族，却将自己的后半生寄居在美国这样现代的国度里。但是，你又无法完全地用贵族文化去阐释张爱玲，因为张爱玲身上又有着现代文化韵味。她是一个矛盾体。鲜活而真实的生命，是无法用科学的计量分析法去解析的，当你自以为将对象解析清楚了，那你解析出来的就不是原本的生命了，而是你自己所认为的对象——你自己所重构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未写过有关张爱玲的文章。在我看来，不论是将张爱玲捧到天上抑或踩入地中，都不是真实的张爱玲，真实的张爱玲就是她自己，我们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将她复原的。但必须说明一点，我并不赞成美国学者夏志清关于张爱玲的文学历史定位（高于鲁迅等人），也反对过去强加在张爱玲身上的诸多不实之词，更不赞成将张爱玲涂抹得五码六道，还张爱玲一个本真就行了。
张爱玲在遗嘱中写道，将她的骨灰撒于空旷的原野。那么，对她最好的纪念，自然是不要打扰她，就让她在那空旷的原野里继续演绎她那惊艳而苍凉的故事吧。
但愿我没有惊动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