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化的建构与发展中，有些人始终或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弄潮儿”的位置，比如郭沫若；但有些人却始终是个灰姑娘，比如吴宓。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吴宓，男，1894年8月20日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吴堡世家。谱名玉衡，乳名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改名为吴宓，字雨生，亦作雨僧，别号藤影荷声馆主，偶署笔名余生等。1916年毕业于清华，次年赴美留学，初入佛吉尼亚州立大学，后改入哈佛，1921年6月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应梅光迪之邀受聘东南大学教授，并与梅光迪、胡先啸、刘伯明等筹办《学衡》，自此，便开始了他苦难多舛的命运。同年8月23日，与陈心一女士于上海结婚。1925年到清华筹办国学研究院并任主任，延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国学大师为研究院导师，1926年3月因《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被校方否定，“未能畅其志而被迫辞职”。同月，任清华大学部西洋文学系教授、国文系主任，西洋文学系更名为外文系，代理外文系主任。这是清华办学至今于人文学科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如王力、高亨、陆侃如、钱钟书、季羡林、李赋宁、李健吾、王佐良等。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清华奉命南迁，吴宓先到“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任教，后到云南，至1944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6年，应刘永济、朱光潜的诚邀，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任系主任。1948年受聘四川大学教授，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1950年任四川教育学院外文系教授，该学院旋即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奉命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至1977年胞妹吴须曼接回陕西泾阳，一直在此任教、生活，同时也接受改造、批斗，备受折磨。1978年病逝。经冯至、朱光潜、李赋宁等30多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中央统战部及各方努力，1979年，西南师范大学（原西南师范学院）为吴宓平反恢复名誉。1981年，遵其遗嘱，妹吴须曼将其骨灰送回泾阳安葬。
吴宓先生是陕西现代文化第一人，也是中国现当代极为少有的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与一些名声显赫者相比，他一生发表的理论著述并不多，但你不得不承认，他的人格、良知，是与梁漱溟、陈寅恪等一样都值得我们敬仰的。
这里举一个小例子。1974年中国开展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吴宓明确表示：“只批林，不批孔。”“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为此，他再次受到批斗、迫害。在整个中国当时的教授中，仅有他与梁漱溟、容庚三人公开反对批孔。对此，不知今天如何如何吹嘘自己而当时写“批林批孔”文章作“批林批孔”报告者，是如何想的呢？晚年，吴宓身心严重受损，甚至连饭也吃不到口，据传言，他说过“我是吴宓教授，请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请给我看病。”由此，我们就能想得通见风使舵的人了。笔者那时就跟着成天批林批孔，一片虔诚，虽还未开化但也是没骨气的一种表现。历史有责，时代有责，我们个人亦有责任，这是不容推脱的。就此，巴金老人实在令人敬佩。由此想到黄万里、梁思成诸位先生遭遇，实在是往事不堪回首。但当历史证明这些先生是对的时候，却无人出来承担历史责任。相反，批他们者此后仍冠以专家学者的桂冠，真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他在办《学衡》时所提出的“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堂，不激不随”是具有远见性的，也是有针对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之后，我们不能不说，是存在着矫枉过正的。过去包括鲁迅先生在内，对《学衡》及吴宓的批评乃至批判，是有失公允的。二十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对于文化的态度，与吴宓当初的主张是何等相似，最少存在着不少可贯通之处。特别是在对吴宓及其《学衡》的批判中，有的人蓄意歪曲事实，有意片面曲解，因此，在过去数十年间，由一些人操纵，虚构了一个片面的吴宓。现在虽为吴宓给予了历史的评价，但仍然不够，他对中国二十世纪现代文化建设的贡献，应当与鲁迅、胡适等是一样的。在此，笔者并不是要贬损鲁迅等人，鲁迅、胡适等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而是希望还历史一个真实。
吴宓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诗词，这主要是古体诗。1935年出版《吴宓诗集》。吴宓之诗，为感时怀情之作，其间蕴含着真性情。客观而言，这一方面的贡献与影响，不能与鲁迅等并肩。但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上，在中国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等学科的创建上，特别是在现代文化与文学人才的培养上，吴宓的贡献是不小的。尤其是其文化人格，已经渗透在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构建之中。他的文化思想以及人生情感历程，现陆续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中可能表述得更为全面与深刻。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一份宝贵的财富，也是一面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镜子。
因此，我们应当说：吴宓为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