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接着说：“大家对陈副总理提出的‘自由’这两个字，有它一定的概念，需要对它有正确的理解。对于一个人是否自由与不自由问题，是由每个人的世界观来决定和支配的。每个人必须首先认识客观世界，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它客观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只有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适应这些规律并加以利用时，人，才能成为自由的人。要做到这点，就需要从改造世界观着手，这就要求每个人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进而改造自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由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任务，否则，就会不适应客观形势，感到一举手，一投足，处处都有矛盾，那怎么能有自由呢？对于这个问题，陈毅同志提了出来，提得很及时。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考虑，最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最后说：“以后还有很多人要被特赦出来，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成为他们的标兵。党和政府正在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安排你们中间一些人，参加政治活动。”
陈毅继续说：“现在为了各位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新社会面貌，到明年春暖花开，总理安排各位带家眷到祖国各地，参观一些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我前不久，陪伴各国驻华使节，到安徽黄山游览。黄山真是一个奇峰异壑、苍松翠柏、风景优美的好地方。外宾们都赞不绝口，认为在欧洲没有这样好的地方。你们去时不可错过这个机会，一定要去看看。”会见完毕，周恩来再次邀全体摄影留念，并一同进餐。
杜聿明的特殊感受
在周恩来第三次会见特赦战犯时，他专门握住一位叫曹秀清的女士的手，亲切地对她说：“欢迎你回国定居。”
曹秀清是谁？是杜聿明的夫人。她是如何与杜聿明团圆的呢？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全军覆没，传到后方的消息是杜聿明“生死不明”。这可急坏了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杜不但有一个老母亲，还有六个子女。
当国民党大员们如惊弓之鸟，纷纷迁逃台湾时，曹秀清也动了念头：光亭（杜聿明字）多年为蒋介石卖命，才遭此厄运，我在大陆无依无靠，跟着到台湾总可以得到一些照顾，就把全家搬到了台湾。哪知到台湾后，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根本无人问津，全靠曹秀清一人奔波。找杜的老同学、老同事帮忙说情，才勉强将子女安置进学校读书。后来，台湾政府派人来调查子女的情况，还造谣说：“杜聿明被共产党杀害了，要给立烈士神位。”这才给子女补助了学费。
为了打听杜聿明的确切消息，曹秀清就想设法离开台湾，打算先到美国找大女儿杜致礼。这时女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在国际上很有声望，她估计台湾当局不会阻止她去美国。她还专门请了保人萧毅肃。1958年9月间，曹秀清突然接到通知，蒋介石和宋美龄要接见她。曹秀清想：离开大陆到台湾已经10年了，蒋介石从不过问，为什么我要到美国去的时候，他却要见我呢？不会有什么好事。当局派来一辆汽车，将曹秀清接到蒋介石官邸。刚进会客厅，蒋介石夫妇随即跨入。握手寒暄之后，蒋介石先问起曹秀清和子女的情况，接着又详细问起杨振宁的情况。蒋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为国争光。李政道的母亲在台湾，杨振宁的父母都在上海。你这次到美国去，凭着岳母的关系，要争取杨博士为党国效劳。”
曹秀清是聪明人，心里想着到美国主要是为了找到杜聿明，但嘴上却说：“杨振宁没有到过台湾，台湾的情况他一点也不了解。我见到他后，一定向他好好介绍台湾的情况。台湾是个宝岛，物产丰富，环境优美，要他回来看看，为建设宝岛贡献力量。”
蒋介石一听，满心欢喜：“很好。”蒋介石离开会客厅后，宋美龄请曹秀清吸烟，并亲自为她点火，非常热情。
曹秀清到美国一年多后，才知道杜聿明被特赦释放的消息，不由得喜出望外，而且不久就接到他的来信。杜聿明在信上说，他在北京的居住条件很好，有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暖气设备齐全，要曹回北京定居，共度晚年。曹秀清心急如焚，就积极准备办回国手续，争取早日团聚。正在这时，担保人萧毅肃从台湾频频来信，催她返回台湾，说如不回去，他就不好交代。曹秀清写信告诉他：我到美国是蒋介石亲自批准的，请萧到国防部去查档案。这以后果然没有信催了。
可是，在台湾和美国都传播着许多骇人听闻的消息，咒骂和诬蔑新中国。有些人受其蒙蔽，出来劝她：“你对大陆的情况又不了解，别操之过急，否则会悔之晚矣。”曹秀清主意已定：光亭能在北京生活，我为什么不能呢？女儿和女婿也都大力支持。杨振宁的父母每年暑假都从上海到日内瓦看望儿子和儿媳，把大陆和杜聿明的情况说得很详细，曹秀清不能不信，更加坚定了回大陆的决心。
1960年，曹秀清又得到一个更高兴的消息：杜聿明出现在周恩来、陈毅会见蒙哥马利元帅和西哈努克亲王的场合。
这是周恩来的一个特殊安排。那年4月，杜聿明接到要他去参加接待外宾的宴会，顿时感到紧张，因为除了特赦时管理所发给每人的一套布棉服以外，他自己没有添置新的衣服。时当春末夏初之际，没有合适的服装，怎么好去见外宾呢？弄不好给国家丢脸呢。好在杨伯涛有几套旧中山服，是他爱人1950年从芷江来北京看杨时带来的。杜拣了一套浅色的穿上，虽觉短点，但也看得过去。到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他才知道是周恩来和陈毅宴请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周恩来之所以请杜聿明作陪，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哥马利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聿明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知名，互相倾慕。蒙哥马利对这次与杜会见感到满意，他从和杜聿明的交谈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被俘国民党将领的政策，表示赞赏。这个信息很快通过新闻媒介传到大洋彼岸。后来，周恩来设宴招待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时，又邀请杜聿明作陪。开宴前，总理向亲王一一介绍参加宴会的人员，轮到杜时，周恩来介绍说：“这是杜聿明将军。”杜聿明心里一热，很久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了，他打心眼里感谢周恩来对他的尊重。
1963年，经过各方的努力，5月20日这一天，杜致礼夫妇送曹秀清到纽约上了飞机，直飞日内瓦。在日内瓦下了飞机，即有我使馆人员前来接站。在他乡遇到本国人，虽然不曾相识，也和亲人一样亲热。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曹秀清于6月3日顺利到达了北京机场。得到消息的杜聿明，掩饰不住喜悦，穿上节日的服装，一清早即由家里动身到机场守候。几小时后，杜聿明、曹秀清夫妇相见，惊喜万分。
当他们手挽手喜笑颜开地回到家里，朋友们都过来围着他俩齐声道贺。杜氏夫妇忙不迭地回答：“是啊，分手快15年了，真没想到还有今天！”文史专员们凑份子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设宴为杜夫妻团聚庆贺。在座诸人频频举杯，恨不得一醉方休……
1964年11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特邀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六人为政协委员。这表明，他们不仅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打破中美长期对立的局面，不惜移樽就教，正式到我国访问修好，与周总理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美国终于向全世界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继之，日本内阁大臣田中角荣也来我国访问，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并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总理两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宴，都邀请杜聿明参加。杜聿明为中美、中日恢复邦交无比高兴，认为这是新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和执行正确外交路线的必然结果。就在中美恢复邦交前后，杜聿明的女婿、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冲破重重阻力，先后两次回祖国探亲讲学。
起先，杜聿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致礼还活着，兵荒马乱的年月他们父女俩失散了；他更没有想到女儿后来嫁给了杨振宁博士。当他还在功德林接受改造时，第一次听说女婿获得诺贝尔大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现在，大女儿致礼和女婿杨振宁要一起回国来了，老两口第一次接到他们要回来的电报，几夜都乐得没有睡好。
杨振宁博士一踏上祖国大地，就感受到温暖。周恩来总理抽出时间，两次接见和设宴款待杨博士及家属，每次都是交谈至深夜。
虽然周恩来已不年轻，而且疾病常常困扰他。可他在众人面前永远是乐呵呵的，精神抖擞。他听到杨振宁博士称曹秀清为妈妈，而称杜聿明为“杜先生”时，立即纠正：“应称岳父大人！”
大家都笑了。最后，周恩来又说：“海峡两岸人为的分裂，国家不团结，不统一，于国于民都没有好处。”
“希望你们听从周总理教诲，”杜聿明深情地说，“回美国之后多做些工作，争取祖国早日统一。你们的根在中国，共产党是众望所归，有发展前途，通过几十年经历的比较，我发现并认准了这点。”
杜致礼说：“您老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力量。”
杨振宁博士点头同意。
1973年暑假，杨振宁和杜致礼第三次回国探亲讲学，夫妇俩上午到达北京，中午就到杜聿明家进午餐。政协机关怕曹秀清忙不过来，派人协助购买物品，并派厨师代做饭菜。不久，周恩来又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宴请杨振宁夫妇及杜聿明夫妇。
杜聿明后来回忆说：“这次宴会气氛非常亲切，周总理对待我们，像一家人般欢聚一堂。”
席间，杜致礼还和周总理开了个玩笑，她鼻子一哼，说：“大陆什么都好，就是重男轻女。杨振宁是安徽人，酒宴就设在安徽厅，可我是陕西人哩！”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不以为忤。
那天，杜聿明也喝了不少酒。他太高兴了，当他看着周恩来那渐渐染霜的华发和日渐消瘦的面颊，也许他不知周恩来已身染重病，但他知道周恩来为他们这些人付出了多少心血，心里不免一阵怆然……
“太原朋友”在召唤
而国民党的另一位爱国将领卫立煌则远没有张治中、邵力子等幸运。
在解放战争中，东北丢失给共产党以后，卫立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他包了一架美国陈纳德“民航队”的飞机，由北平飞到上海，次日又飞往广州。到广州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高级的旅馆——爱群酒店，准备逃往香港。而蒋介石密布四方的特务触角早已察觉卫的行动，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立刻报告蒋介石。
蒋介石即密令广东省主席将卫扣留，接着派一架飞机，声称：“总统接你回南京，派专机来了。”次日，卫立煌偕同夫人韩权华及两名随从，登机飞往南京。留下的家属和其他随从人员撤到了沙面旅馆内。
卫立煌回到南京上海路的家中，即有宪兵把守，失去了自由。
蒋介石所以幽禁卫立煌，要害是由谁来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问题，为了给陈诚留面子，蒋介石还是选择了有“嫡系中的杂牌”之称的卫立煌。但他又杀不得卫。
当时呼啦啦大厦将倾，如果作战失利就落得这般下场，就更无人愿带兵打仗前去送命了。而卫立煌不但跟了蒋介石30年，而且国民党军中有三分之一都受过卫的指挥，杀他无疑会加速军队离心离德。后来，卫立煌的名字又上了解放军公布的战犯名单，并列在第13名。蒋介石疑心他“通共”的念头打消了一些，对他的监视也放松了许多，就等以后将其一起带往台湾再说。但是后来的局势连蒋介石也没预料来得那样快，他下台了，李宗仁当了代总统。
1949年1月25日，卫家掐断多时的电话突然震响了，并指名要卫立煌接电话。
卫立煌一听，竟是代总统李宗仁。李宗仁在电话里客气地说：“俊如兄，委屈你了，我已下令恢复你的自由。”卫立煌感激涕零。
有一天，监视的特务拆阅了一封由江北扬州寄给卫立煌的信，特务拿着信，朝楼里高喊：“有人请卫总司令去当和尚呢！”之后叫女仆送给卫。卫心中明白，这是江北的朋友借当和尚名义劝他去解放区。但卫没有响应。
不久，一个矮小精悍、满口江北口音的汉子，径直登上楼来，走进卫立煌的房间，卫立煌一下认出，这不是北伐前就熟识的李明扬吗？李明扬曾任长江挺进军上将总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淮南行署主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后到苏北解放区。寒暄几句，李明扬就悄悄跟卫立煌说起真心话：“你可千万不能去台湾，我跟了蒋介石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张学良就是榜样，你跟张学良还不一样，他要不对你下毒手才怪！”
卫立煌大惊：“那你认为我该怎么办？”
“逃跑，三十六计走为上。”李明扬坚决地说，“外边的情况我清楚，一出南京城，就脱离了危险。现在整个京沪沿线都有新四军，一路平安无事。你乘汽车到上海，只要上了外国轮船，就算脱了虎口。”
卫立煌与夫人仔细琢磨后，下了逃跑的决心。
除夕之夜，天墨一般黑，而凌晨更是伸手不见五指。卫立煌完全改变了装束：
穿上老棉袍，蹬上老棉鞋，头戴瓜皮帽，如同一个乡间绅士。留了几十年的一字胡也剃掉了，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太阳穴上还贴了两张小膏药……汽车早已加足了油，他们坐进汽车，车一开，就奔城外的大路而去……他们辗转来到香港，可日子并不安宁。国民党特务在香港仍很猖獗。卫立煌时时注意着国内的时局。他曾一连三次写信给他的老部下陈铁，叫陈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时机。他不知道这时陈铁在贵州已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接上了头，就要起义了。
1949年9月19日，天气潮湿闷热，卫立煌夫妇到海边散步，回来后，家人告诉他们：“有两个客人来访：一个客人高个子，方面大耳，一个客人留胡子，像日本人，都没有留下姓名。”卫立煌一猜便知：方面大耳的高个子一定是杨杰，像日本人的一定是贺耀祖。他立刻到铜锣湾回访这两位客人。杨杰是卫立煌的至交、盟兄弟，1945年曾参与卫立煌制订收复滇西计划，平日无话不谈，现在他从大陆尚未解放的地区来，一定有不少新消息。
卫立煌到了杨杰的住所，杨杰不在家，他给杨留了一张纸条。杨杰回来看到纸条，就要去找卫，刚要出门，来了两个人，自称是云南总商会派来的人，给杨带东西来了，要求亲自见杨。杨杰见信封上的笔迹是他的熟人所写，就让两个人进来。
这两个人进去以后，一言不发，拔枪对准杨杰的胸膛便射，又对准脑侧开了一枪，杨杰当场被打死在藤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