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政策的运用要最佳，使一国的财富不要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不然的话，即使有大量的生产也会有饥饿的现象。金钱好比肥料，除非散开，否则是没有用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办法就是对于高利贷的剥削、货物或某些事业的垄断，以及大牧场等应加以控制。
为了清除不满的情绪，我们必须明了一国之内有两种国民，即贵族（或类似贵族者）与平民；如果他们之中只有一部分不满，危险性就不会太大。因为平民若得不到贵族的煽动往往不会轻易作乱，而贵族若得不到平民的支持则力量不足。真正的危险在于贵族们恰好等到平民的不满情绪爆发时才表明自己的不满。所以诗人（荷马）曾杜撰了神话来警示我们：天神西亚比德听说众神有叛意，便听从智慧女神派拉丝的意见，派人去召唤百手巨怪布莱阿鲁斯来协助，否则，天神早就被众神缚起来了。这个寓言自然是讽刺一国之君若想安安稳稳，必需要得到平民的拥戴才行。
对于民众的痛苦和不满的情绪，应该给予他们适当发泄的自由，让他们发泄出来，这才是一个安全的政策。如人体内的体液、汗水等如果不让它排出，或是受伤的瘀血倒流体内，就会有生疮或恶性肿毒的危险发生。
的确，如果用熟练的政治手腕培养民众，把民众从这个希望转到另一个希望，可以说是防止不满毒素的惟一良药。当一个政府不能使民众心满意足时，却能以希望来取得他们的拥护，这也是贤明的政府。政府在祸患来临时，利用一线希望妥为安排，这个策略做起来并不困难，因为不论个人或政党，都容易以希望来自我安慰，或至少会故意装出不相信有祸患来临的样子。
政府方面一定要使民间没有适当的祸患中的首脑人物，使那些不满现状的群众无所依靠。这种未雨绸缪的办法是大家熟悉的，也是防范未然的最佳做法。我认为一个适当的作乱事件，首领应该是个伟大而有声望的人物，他是获得不满者的信任与人民的拥戴者，但他对于自己的一切也是不会满意的。这种人可以用迅速而诚恳的办法加以笼络，使之与政府妥协，或让他和他的同党互相倾轧，这样就可以达到分裂的目的。一般说来，分离反对党，使他们不致过于亲密而保持距离，或说至少使他们互不信任，这种办法并不坏。如果执政者意见分歧、党争频繁，而反对者却协同一致的话，则局势就变得极为凶险了。
我曾注意到国君发表机警而锋利的演说，反而引起叛乱。凯撒说：“西拉不学无术，所以不知如何称霸世界。”这句话闯下了大祸，因为他把人民的希望击破了，以为他只知独裁，不知其他。迦尔巴说：“我不收买士兵，而是征用士兵。”也惹来杀身之祸，因为这话使士兵们失去了获得犒赏的希望。同样，普洛巴斯说：“有我活着，罗马便不需要军队。”这话使士兵们大为失望。这类事情不胜枚举。国家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国君出言不能不慎，尤其是像刚才提及的演说言辞，虽短短几句，却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那有如飞矢不胫而走，因为这些话反倒透露了君王的心声。
最后，为了应付一切事变，国君必须有一个或更多的骁勇之士来保护他，压制煽动，防患于未然。否则，纷乱一起，朝野震惊，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危险就像塔西托所说的：“一般人的性情是这样的，少数人喜欢恶作剧，多数人爱看恶作剧，而大众却会承认恶作剧是事实。”在军事方面的人物须有信誉，不可喜爱争端，不可讨好群众。另外也要与政府的其他官员保持友好的关系，否则，正如不当的补药，反而比疾病对身体更为有害。
无神论
我宁可相信《圣徒传记》、《塔木德经》和《古兰经》中的寓言或虚构故事，也不愿相信宇宙只有躯壳而无灵魂的说法。上帝对无神论者创造奇迹来说服他们，他们见了宇宙间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不得不相信有神。人们之所以会成为无神论者，是因为对哲学缺乏深厚的了解，如果他们对哲学深入钻研的话，就不会不信仰宗教了。如果我们不求彻底了解，便会把万物存在的原因认为是分散的、彼此不相关联的，并且认为那是当然的道理。可是，如果我们把所有存在的原因合起来看，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加以分析的话，那就非求助于神不可了。即使是那些标榜自己为无神论的人，也常引用宗教的话来作论证，比如卢西帕斯、德谟克里斯和伊匹鸠鲁斯等。
有人主张宇宙是土、水、风、火四行与第五要素（不变律）构成的。他们认为四行常生变化，第五要素则是不变的，但它们永远位于一个适当的地方，因此无需上帝。另外一说则是，宇宙是由一群微小的、游荡的分子所构成，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而仍能自成系统。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前一种较为可信。圣经上说：“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却并没有说：“愚顽的人心中想，没有神。”所以，愚顽的人说他相信神，那也是不假思索，未经考虑，脱口而出的话。而实际上，没有人对上帝的存在绝对加以否定。有些人之所以要说他不信神，那只是为了某种原因才脱口而出的方便之言。因此，一般人的无神论只是口上说说而已。这可从底下的两种情形看出：有的无神论者常要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讨论，他心里似乎是不相信宗教，却希望有人附和他的宗教观点，以增声势。另一种无神论者，现象更显得特殊，他们会为自己的无神论思想而痛苦，他们也承认自己这种矛盾的情形；他们既然否定上帝的存在，那又何必要为这问题自寻烦恼呢？伊匹鸠鲁斯确定有极乐世界，那里的人们虽然与主宰宇宙之神并不发生关系，而仍能享受到快乐。这种说法引起人们对他的猛烈攻击，大家都说他是为了自己的信誉，才假装成这样的一个智者。人们说他的话模棱两可，但他暗中认为无上帝。然而，这句话对他却是一种毁谤，因为他曾这样说：“对神圣的亵渎，不在否认凡俗的神，而是在于把凡俗的观念应用到神的身上去。”这实在是很高尚的理论，即使像柏拉图这般伟大的人，所说出来的话也不过如此。
再说，虽然他自信能对上帝的存在加以否定，但他对宇宙中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支配一切的事实，却是不能加以否认的。西方印第安人虽无上帝的名字，却有他们自己特有的各种信仰。这说明即使是野蛮人也有宗教的观念；不过，他们的宗教思想，不如我们的那么高深博大。所以，野蛮人也会跟最机智的哲学家一起来反对那些无神论者。真正能慎思详究的无神论者并不多见；或许有那么一两个，像雅典的无神论者戴亚哥拉斯、拜昂、鲁尚这类无神论者，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如想象中那般无懈可击的无神论者，他们只是对公认的宗教加以怀疑。
事实上，真正的无神论者都是虚伪的人，这些虚伪的人却总在处理宗教事务，只是毫无热诚罢了，实在应该把他们完全铲除。无神论的产生有许多因素，像宗教派别太多便容易产生无神论；如果只分为两派的话，双方倒是会更为热诚，派别多了便会扯出无神论的思想来。教士的渎职也是一个原因，关于这一点，圣巴纳德曾经说道：“现在教士和人民可以说是不一样了，因为人民已经强过教士。”最后一个原因是由于学术昌明发达，特别是在太平盛世最容易产生无神论的思想；相反地，当我们在艰难困窘中忍受折磨时，就会去寻找宗教来作为精神寄托。在肉体方面，人类与野兽无异，如果他们的精神再不接近神，那与卑贱的下等动物便也无异了。尤其，人类博大的宗教精神既然会被无神论者破坏，那么人性的提高也会被无神论者阻碍。以狗为例：一只狗假如由一个人来喂养，这人在狗看来即是上帝的化身，是一种更高级的动物，它的主人要是有什么事故发生了，它便会有惊人的勇敢与激昂的慷慨表现出来。要是它对主人没有信心，也不知道主人是比它高级的动物，那它是不可能表现出那种勇敢的。因此，如果人类相信上天的福佑与恩赐，并勉励自己相信，那么就会随着信心产生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只靠人性的发挥是办不到的。所以，无神论从哪一方面看来都是可恨的。就拿人性这方面来说吧，人性本来是脆弱的，无神论会阻碍人性从脆弱向上提升的进行，这不论是就个人或就国家来看都是一样的。要是说伟大，罗马帝国的建立是无可相比的，但西塞罗却说：“不管我们把自己看得如何地高，我们在数目上比不过西班牙人，在力量上敌不过迦洛人，在机智上胜不过迦太基人。我们罗马人素以朴实无华、天真无邪著称，但就是在这方面也不能与意大利人和拉丁人相比。然而，我们虔诚的心、宗教思想和稀有的智慧，能知道永生之神的天意在支配着宇宙万物，这一点却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赶不上我们的。”
迷信与宗教
如果对上帝置评不当，倒不如不加置评；否则，既不信神，也侮辱了神，而迷信又是上帝所不会容忍的事。布鲁塔契对这个道理说得好，他说：“我不反对有人说这世上没有布鲁塔契这个人，却不愿有人像诗人般说布鲁塔契这人像农神似地，把他们一出生的孩子吃掉了。”越是对神多加侮辱，对人就多一分危险。无神论并不干涉人们重视理性、哲学、法律、名誉，以及对自然的爱憎。即使没有宗教，这些也还可以作为表面道德的指针。然而，迷信却摧毁了这些，以致在人们的心里建立起专横的意识。
从无神论对国家的安宁来看并无大害，无神论者仅对现世的利益过于重视，而对来生的事不去作高远的设想，所以他们对自身要作周全的防备。历史上倾向于无神论的时代，如奥古斯都大帝的时代，无不是太平盛世。可是，迷信却带给国家许多扰乱不安的局面，而且会有一种新的推动力，把原有政府的权力夺去。平民是最会迷信的，智者如果迷信，也会跟着愚者走；他们总是把理论与事实的配合本末倒置。中世纪时在特里恩特一带盛行烦琐学派；有些教士对他们学说的盛行，说了些很有分量的话。这些教士说，烦琐学派如天文学者，明知宇宙之间没有什么周转、侧心圆、天轨之类的东西，却无中生有地拿这些说法来解释宇宙现象；同样地烦琐学派也爱杜撰一些微妙而复杂的原理、原则来解释教会的各种措施。发生迷信的原因很多：一是从身体方面而言，眼睛看到了令人喜悦的仪式或祭典；二是从表面的礼仪而言，有虚浮铺张的礼仪令人目眩；三是从传统方面而言，人们过于尊重传统，以致教堂中充满了传统的恶习，四是从教士而言，教士为达私欲，而施展阴谋诡计；五是从为善心理而言，由于过分偏重这种心理，而产生了各种奇异的思想；六是从宿命而言，凡人都想解释天意，以致他们的想象发生了混乱；最后是从野蛮时代来看，特别是在天灾人祸的时候，人们更容易产生迷信。
毫不隐讳地迷信是一种畸形的现象。如果拿迷信与宗教相比，简直是不伦不类；对健康有益的鲜肉也会腐蚀生蛆，正当的仪式也会退化或腐化成为繁文褥节的恶习礼仪。有时，当我们过分想排除迷信时，结果却反而走向迷信的道途。因此我们得注意防备，别为了想要把坏的过滤掉，而连同好的也一起过滤掉了；过滤不得法就会发生这种现象。当无知的人成为改革派时，便常会发生这种现象。
帝国与君主
帝王常常惶恐终日，对人生无所寄望，他们在万民之上，地位至尊，荣华富贵，无以复加，当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冀求的。可是，他们却反而因此倍感烦恼，终日生活在惶恐的幻想与阴影中，心事重重，无法自遣。圣经上说：“天也高，地也厚；君子的心何所度。”这也算是原因之一了。当一个人心中没有主要的目标，却满怀猜疑的时候，他的爱恨便令人难以揣测了。同样地，帝王也会为一些琐事烦心，如搭盖楼亭、策划社团、提升某人的官爵、精通某项技艺等，比如说，尼罗王会弹竖琴、杜密善王精于射术、高莫达王长于剑术、卡拉卡刺王善驾战车等。我们在大事情上有了成就之后，如果停滞不前则会沮丧，如果我们在小事情上面不时有些进展，则会感到精神爽快，不明白其中道理的人是不会相信我这一个说法的。我们也常读到一些帝王的历史，这些帝王早年驰骋战场，南征北伐，战无不胜，但这种进展不会不停止，因此他们到了晚年忧闷不乐，而皈依宗教。如亚历山大帝王和岱奥克里王就是这类的帝王。近代的例子如查理五世也是，一个一向往前发展的人，一旦猝然停下来，就会怅然，觉得大势已去，今非昔比了。
就帝王的恩威这件事情来说，难得的是会懂得恩威并施，这算是一种美德。恩威并施与喜怒无常蕴含了两种不同的概念；然而，前一种是恩德与威严交互使用，而后者与前者却是大不相同的事。维思派尚问阿波洛尼洛斯：“尼罗王为什么会失败！”阿波洛尼洛斯答得好：“尼罗王抚琴的指法纯熟，曲调优美，而治国之时，则有时把弦调得太高，有时又调得太低”。的确，宽严失调都易使王权崩溃。
近代的帝王都是等遇到危难时才以巧计去避开，却不见有人先采取预防步骤，这等于是跟命运打赌。采取这种忽略祸患的做法，大祸就可能临头。帝王有许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是他们心里的事。据塔西托说，帝王的欲望大都很强烈而又互相矛盾，所以即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能不择手段则是帝王的致命错误。
做帝王的要设法对付邻国、妻子、儿女、僧侣、贵族、绅士、商贾、平民和军人等，如果他稍不留神，这些人都可能使这位国王罹难、丧生。
首先来谈一谈邻国。由于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形，想定出一个对付邻国的一般法则是不可能的。但是，永远不变的原则是有的，那便是做帝王的应该经常有适当的防御措施，防止邻国变得比自己强大（比如说，扩张领土、垄断贸易或入侵等），以免遭受威胁。这种事情应该成立委员会，专职策划预防与阻止。欧洲三强联盟时，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法国的佛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彼此互相防范，严加监督；他们之间如有人被侵犯其领土，同时二国则联合制止，必要时共同讨伐，誓将失土收复，绝不在中途轻言和解或暗中牺牲别人。与这种联盟性质相同的组织，还有那不勒斯的斐迪南王、弗罗伦斯的梅迪其王和米兰的斯福查王的联盟。中世纪的经院学派主张两国之间，如非一国先侵犯另外一国，就不应该宣战。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正确，如果是一国为了避免即将发生的危机，而采取正当的防卫措施，那么即使对方从无侵犯事实，也是合法的作战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