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谈到妻子这一方面，历史上更有许多惨不忍闻的例子。例如丽维亚毒死夫君奥古斯都大帝；梭利曼一世的王妃洛克莎拉娜，为了想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土耳其王，而暗杀皇后之子穆斯塔法，结果破坏了皇室律法，扰乱了帝王血统的继承权；英国爱德华二世的皇后暗中使他退位，而后再将他杀害。由这些例子看来，危险性实在太可怕了。
至于子女方面，悲剧的事例就太多了。帝王通常猜忌自己的子女，这真是件极不幸的事。像前面提到穆斯塔法遇害后，土耳其王室的继承传统就受到严重的破坏，直到现在，自梭利曼大帝以后的数代，都被怀疑是异族的血统，因为梭利曼二世的血统已被大家认定是可疑的。君士坦丁大帝把他那为人忠厚温和的儿子克利普斯暗杀后，皇室的安宁也同样受到影响；皇太子君士坦丁二世和康斯坦斯的结局也都很惨；另外有一个太子康斯坦修斯也非常地不幸，他被朱利安王讨伐以后，不久也病故了；马其顿菲力普二世的太子狄密区斯，被自己的兄弟诬告叛国而被处死，他的父王后来发现误杀后，也因忧郁成疾而辞世。像这类例子可以说多得不胜枚举，然而，帝王们从猜忌子女的行动中得到好处是很少见的，当然，子女们确实有叛乱行为当属例外，像梭利曼猜忌太子巴加札特，以及亨利二世的三个儿子实行叛变等。
谈到教士僧侣，他们要是势力庞大、倨傲不恭，那就不能说没有危险了。如坎特堡大主教安塞姆和贝克勒，都曾企图要把王权与教权集于一身，不过他们所遇到的国王威廉二世、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也是骄傲固执的，所以使他们的野心难以施展。教会造成的危险并不在于教会的本身，而在于教会圈外的势力，或者是由于教士的选举与任职不是靠君王或有圣旨授予的权利，而是靠平民百姓的拥戴。
至于贵族，只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就不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发生。然而，如果对他们加以压制，那时主权虽然显得更有尊严，但是却会变得更加不安，更不容易贯彻命令。关于这一点，我在《英王亨利七世传》中也曾提及。亨利七世压制贵族，所以在他那个时代里不断有内患发生；贵族表面上虽然仍旧服从他，而一旦事情发生时，他们便袖手旁观，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结果是事事都得躬亲处理。
说到绅士，由于他们散处全国各地，所以不致成为大患；虽然他们时常大唱高调，不过并无大碍。他们跟贵族一样，只要他们没有掌握大权，便不致发生什么危险。由于他们与平民最为接近，关系最直接，所以如果发生骚乱事件，由他们出来缓和局势将是最佳的人选。
再谈到商人，他们对于国家而言，就像静脉与人体的联系；如果他们的生意清淡，国家的四肢虽然依然强壮，但血脉枯竭，四肢便自然会变得倦怠、赢弱不堪了。国家不要只对那营业税打主意，其实营业税的加重对整个国家的税收益处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虽然国库增加了部分收入，但对整个国家而言却有损失，因为某方面的税收增高了，整个贸易数量反而会因此而减少。
至于平民，如果不是在他们之间出现伟人，或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受到干扰时，也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发生。
最后谈到军人，如果让他们聚集在一起要求恩赐，厚享薪俸，那将对国家贻害无穷，这一点我们可从土耳其的近卫军和罗马的侍卫队的叛变得到证明。如果由不同的指挥官带领，将他们分派到一定的地方去驻守，并且不轻易给予赏赐，这样却能使他们成为捍卫国家的武力，不致发生祸患。
帝王有如太空中的星球，对整个太空而言，在时令方面有好坏不同的影响；虽然他们很受人尊敬，却很少得到休息。有关帝王的一切议论，记住下面两点将有助于了解：“帝王得记住，你是一个人；同时也得记住，你也是一个神，或说你是造物主的代表。”前者约束帝王的权力，后者约束帝王的欲望。
计议与策士
人与人之间最坦诚的是互相信赖。其他有关信任的事，例如生活方面托付朋友的，有田地、财物、子女、债务，或其他特殊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于顾问，就等于把一切都托付他们了，这种信赖需要更大的诚挚精神。贤明的君主对策士的信赖，并不会对前者的尊贵有所损伤。这情形就是上帝也有过，上帝替耶稣取了许多名字，其中一个就叫做“策士”。所罗门这样说：“有筹划计算才有安定。”无论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一再的计议才会妥善，否则便要颠倒反复，矛盾重重，像个醉汉行路踉踉跄跄，结果只有听命运的摆布。所罗门看出策士的重要性，所以凡事必依策士的计议、策略而行。当年古犹太王国江山之所以破碎，是因为被谗言所误。如果我们想不被谗言所误，就必须谨防两点：就人这方面来说，要提防幼稚浅薄的人所献的计策；就事这方面来说，须提防激进的建议。
古代的帝王和策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他们也都能操纵自如。这些情形我们可从书本上看出来。例如在希腊神话中，天神周比德娶了美蒂丝；美蒂丝象征策士，他们的结合就象征帝王与策士的密切关系。另外是传说他们在结合之后，不久美蒂丝怀孕了，可是，天神周比德不等美蒂丝分娩就把她吃掉了，想不到他自己竟因此怀孕，后来就从脑壳里生出一个身着铠甲的帕拉斯（即智慧女神）。这个奇异的寓言，寓意着一个治国的秘密方法：即帝王要如何去利用策士，帝王每遇事件发生，即令策士献计，这可比作怀孕期，等计策运筹妥当，即将付诸实施时，就好像胎儿已生长成形，即将分娩；然而，帝王却在这个时候把大权收回，不让策士去执行，之所以要这样做，乃是要使天下的人以为一切功劳都是帝王的，而非依靠策士（因计策思定后，要依赖武力推行，就像帕拉斯以全副武装出生一般），要天下人以为这份功劳不仅是由帝王的威严而产生，也是借帝王的头脑计划出来的，这样才更增加帝王的荣誉。
我们现在再来谈谈使用策士的弊病与补救的办法。通常使用策士的弊病有三：（一）机密容易泄露；（二）容易减低帝王的权威，一切事都比较不能自主；（三）献计的人多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当他们对君主的利益未顾及时，君主就有受到欺蒙的危险。这些弊病有一种补救的方法：将大臣们集合于宫中议事。这个办法曾被意大利的学者主张过，法国有几个朝代也曾实行过，可是这个办法所产生出的弊病反而更加厉害。
关于一切国家大事的秘密，君主不必一一告知策士，需要斟酌权衡，把该讲的向策士讲，不该讲的则守密。策士们所献的计策，也并不一定全都可以采取。做国王的应该知道，朝廷里的秘密可能会由自己身边策士之类的人泄露出去。谗臣议士常以出卖议事秘密谋取私利，所以他们之中很少不是惟利是图的。谈到危险性，一个多嘴的人自然远超过有口德的人。有些事的确是需要绝对保守秘密的，除了帝王以外，最多只能让一二个亲信知道。要能做到这样，帝王本身必须是坚毅果断与足智多谋的。帝王必须选任贤德之士做策士，并且他们更需要是忠实可靠不违帝王旨意的人。像英王亨利七世，他遇有任何机密大事时，除了穆登和弗克斯两位主教之外，便不再向其他的人透露了。
在减低权威这一方面的补救办法，前面希腊神话中的那个寓言已说得非常明白。事实上，如果帝王能利用策士的计议，而由自己来拿主意，则自己的权威不但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增高，并且，这样做也不会因听信策士的谗言，而失去臣属对自己的爱戴。可是，如果某一个策士权威太大，或数人互相勾结，到了可左右宫廷势力时，那情形就严重了。不过，这种情形如果及早发觉，仍可设法补救。
最后要说明的弊病是献计的人有私心。因此做帝王的要起用本质信实、真挚、坦率、正直一类的人。策士们通常都是互相防范的，很少有互相勾结的事情发生，所以若有争权或假公济私的事发生，帝王都会听到报告。不过，帝王们应该像了解自己那样地去了解策士们，那才是最好的补救办法，所以说：“贤明的君主贵在知民。”从另一方面来说“策士们不应去揣摩君主的性格。他们的精神应该集中在帝王所交代的事务上，而不是去卖弄自己的谋略，这样他们的目的才是献策，而非讨君主的欢心。在帝王方面，他的咨询办法有两种，即分别咨询与集中咨询。这两种方法如果同时并用将是最有益的。私下征询意见比较自由，当众咨询则比较尊重。私下我们可以随意表现自己的性情，在大众面前我们就不喜欢有人随意表现自己的性情了。所以，两种方法并用最为适合。对职位较低等的人不妨采用私下的征询办法，这样他们才敢于把意见自由地发表出来，而对于高职位的人采用当众咨询为宜，以保持彼此之间的尊严。帝王们在询问大臣对事情的意见之外，也要询问他们对人选的意见，否则询问等于无用，因为一切的事情都需要挑选适当的人来处理。考虑人选的品质不可仅仅凭他的等级地位，就像不能仅凭自己的模糊记忆或他人的精确描述，因为重大错误的铸成或伟大智慧的显示都在于对人选的选择。古语说得好：“书籍是最好的顾问。”的确，顾问常不肯说真话，只有书籍才会记载真实的话，特别是有治国经验的人所著的书，帝王们要多加研读熟究。
有些地方现在举行参议会，那只能说是一种平等的集会，在会议上只谈谈各项事务，并未深入研讨。并且，因为过于匆忙，所以连考虑后再作决定的工夫都没有。因此，遇有重大的事情时，最好是今天交议，等到明天再去讨论，因为这样才有充分的时间做较周详、缜密的思虑。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协商会议是个严肃而有秩序的会议。我主张请愿的案件要划出一个特别的时间，这样请愿人才能得到被接见的机会。并且，决定国家大事的会议要从容计议和专心讨论，这样才不致受到干扰。在会议中最好挑选中立分子为委员来进行讨论，不可以在双方争执不下时求折衷。关于贸易、财务、军事、申诉以及某些特殊问题，也应各设一个常务委员会来进行研讨。对那些有特殊技能和专业的人，应让他们在各常务委员会上首先发表意见。如果需要，再让他们在参议会上发言。但要注意的是别让他们成群结队地去，以免扰乱议会秩序。帝王在出席会议时，不可发表太多的意见，因为帝王的意见既出，议员们便只好顺从，不便再把自己的意见贡献出来，结果就失去了议会的效果。
时机与拖延
时机如同市场，只要你有耐心稍加等待，物价常会跌落。但是，情形有时候却像西碧拉的买卖（西碧拉曾以九本完整的法典要卖给罗马王塔昆，塔昆嫌价钱昂贵，不肯接受，于是西碧拉毁弃三本，六本的价钱仍如原价，并问塔昆要不要，塔昆再度拒绝，接着西碧拉再毁掉三本，仅剩三本的价钱仍是原来所开的价，她再问塔昆要不要，这时，塔昆眼见宝典即将被全部毁掉，便以原来九本的价钱买下那剩下的三本法典。———译者注），她最先送来的是完美的货品，如果你嫌价钱昂贵而不买，等下她就会逐渐把货品减少，而仍索要原来所开的价钱；这便是时机，一旦失去便不会再来，正如古人所说：“当时机把有发的头伸出而无人去抓时，回头它便伸出一个秃头来了。”或说是时机传给你壶柄，而你不去接，等一下它便将壶腹转向你，教你难以握抓它。
所以，能在事情开始的时候，准确地把握时机，是最聪明的。乍看之下危险很小的事，其实是不小的；危险既会予人以威胁，也会欺骗人。有时候当危险尚未来临之前便迎向前去，半路截住，总比待在那儿眼巴巴地望着它逐渐靠近来要好些，因为看久了，对它反而无所恐惧。反之，当月光照在敌人的背上，在我们的前面留下影子时，我们为影子所蒙骗，以为敌人已在眼前，因此便在敌人未到之前轻意开枪射击，过早出击，以致招来危险，这便是另一个极端的现象。时机成熟与否，一定要计算准确；事情的开端一定要仔细观察，看准了就不可拖延实行。像地狱之神普鲁托那个隐身帽，那固然是一个好的设计，但他成功的主要因素还是在于会守密与行事迅速。事情在执行时，守密不如速办，因为速办像是子弹在空中飞过，速度之快，人的肉眼是赶不上的。
改革与守旧
第 刚生下来的动物，样子都不好看；同样地，一切改变或改革的事物，最初也使人看起来很不习惯。不过，有些事情是以前的较好，因为不容易去仿效，比如说，事业的创建者，往往比他的后人高强许多，这是由于人的依赖性，使人性中的恶性越来越强，而善性逐渐衰微，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改革是出于需要，就像有了疾病便有了医药一样。各种药都是改革，不肯服用新药的人，后果是不好的。
时间是最大的改革家。如果在时间的进程中，各种事物在变坏，而人类的聪明才智又不能把它变好；这说明习惯上所遵循的制度虽然并不好，却也还合乎时宜。有些惯例，时日既久，已不能见到它们本来的根源，要突然加以改变是几乎不可能的了。一种改革可能是有用而合理的，但与旧事物格格不入；而且，改革就像个陌生人，人们见了只觉得惊奇，却未必给以欢迎。如果时间是静止的，环境是不变的，当然改变或改革就不必要了。可是，时间在不停地飞逝，环境也在不断地改变，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一成不变地墨守成规，那么不变所引起的混乱，将比有所改变或改革引起的混乱更大。通常太看重过去的人便会对现在轻蔑。时间是个伟大的改革家，它能改变各种事物，可是它的改革是缓慢的、不声不响的，在你不知不觉中完成。所以，人们在进行改革时，应以时间为榜样，效法它的办法去改革。不然，人们对那突然而来的改革，不但会感到意外，也可能不肯接受。这样的改革对某些人可能是有益的，但对另外一些人却有害。受益的人当然高兴，对主持改革的人无限感激；而受害的人会觉得冤枉，自然要咒骂那改革的人了。
国家大事的改革如果不是必要，或者改革的效果不是非常明显的话，还是不要轻言倡议改革为妥。在改革的时候还要注意，改革是为了革新，并不是以革新来满足一种改变的欲望。人们对于新事物虽不拒绝接受，却也会保持怀疑的态度，所以改革与否，要经过详细的考虑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圣经上说：“你们应当站在路上察看，探访古道，要行走在那善的道途上才是。”这是告诉人们说，要大家站在旧路上去仔细察看新路是不是好的，如果真是好的，就应当走下去。
富国强兵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