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重职
当大官的人必须做三方面的仆人：一是统治者或国家的仆人；二是声望的仆人；三是事业的仆人。所以，无论在行动或时间方面，他们都不自由。人们不惜牺牲自由去追求权力，或牺牲自我去追求控制别人的权力，这样的欲望真是奇异得很。升迁并非易事；人们费了许多力气，一级级地往上爬，结果是地位越高，痛苦越多，有时候反而使自己显得很卑下。有人以不正当的方法高居尊贵的地位，结果仍是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垮台的可能，要不就是日渐逊色，终至被淘汰，这样也太不光荣了。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说：“当你一旦失去了过去的荣耀时，你还活下去干嘛！”这意思是说，人要适可而止，野心不可太大。然而，识时务者又有几人！人们常是在应该退时不肯退，等到想退时却退不了了。有些人年纪已老迈，体力已衰退，照理说应该退让了，可是他们不甘寂寞，偏偏仍然恋着不去，正如镇上的老人该躲在屋里，却偏偏去坐在大门口，任路人讥笑与轻蔑。大人物常以别人对他的看法来获得一些快乐，换句话说，他们是在想象别人对他们尊敬、羡慕和向往时，他们才会感到快乐。但是，在内心里并无这份真正的情绪。也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感情不是真正发自内心，而是发于他们的声望。地位高的人对自己的错误虽然很难发现，对自己的悲哀却很容易发觉。
财富多或地位高的人，无疑地是对自己最漠不关心的，因为在纷扰烦忙的事务中，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为自己身心的健康设想。辛尼卡说得好：“当一个人死后名满天下，而自己对自己却仍很陌生，那真是死得太惨了。”地位高的人做好事做坏事都有权力。不过做坏事要被人咒骂。本来就不想做坏事的人自然是很好的；无能力做而不做坏事的人就次一等了。如果为了做好事而去争取地位，那是不会被人非议的，因为造物主对于好的念头是会接受的。一般人在理想不能实现时也就等于是空梦一场。但是，要实现理想往往要以权力或地位做后盾，否则将是徒劳而无功。人们从事活动，为的就是要做好事，并且你要确定自己能把好事做好才会心安，因为造物主所见与你所见略同，这是一种心灵的相通。
处理公务时最好学习这样的榜样，因为这样能在不知不觉中学到许多东西。每过一段时间就对自己的工作前后作一个比较，看看究竟是进步或是退步；前任的人处理不当之处，不可忽略，不过这并不是教你去批评他们或指责他们，而是你要留心不可重蹈覆辙。前人的优点固然要仿效，更重要的是，自己要设法开创一些好的先例。任何事情都要追根究底，注意它的变迁与时代背景，并且还要顾到两点：一是应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二是应知道什么是最合适宜的。一件东西在过去可能是最好的，却未必能适合于现在。你的一切措施要保持一定的规律，这样才能使人了解并遵循，不过不要过于武断或拘泥于形式。当你出乎意料地发生了不得不与自己的规律相违背之事时，你得想出一个很好的理由来，好好地向人解释。要维护自己职权的尊严，但勿引起权限的问题。权利的行使应该在默默中造成事实，不可叫嚷喧腾般地提出要求。部属的权利也要尊重，重大的事情固然要躬亲指导，但细节就不必一一过问了。这样的做法能显得更具荣誉，也更有风度。人们对你有忠告和建议时，只要那是与你的职务有关的，就都应诚心接受，酌情采纳他们的意见，而不可以为这些人是爱管闲事。
地位高的人容易犯以下四种毛病：遇事拖延、接受贿赂、粗暴傲慢、多变不定。第一种毛病的矫治方法是要常接见外人，遵守约会时间，手头的事要立刻办，而且要一气做好；除非万不得已，一事未完绝不做另一件事。矫治第二种的恶习方法是除了不许自己的仆属接受不义之财外，还要让行贿的人明白不应该以这种卑劣的手段去诱惑别人。单单表现正直、不收贿赂是不够的，你同时还应让人知道你根本就是一个大公无私、憎恨贿赂行为的人。因此，你除了不能收贿之外，也不能使人怀疑你是一个可以用财物买通的人。人们对反复无常的人最易产生怀疑，认为这种人是不可靠的。所以，当你要改变自己的意见或行动时，一定要向大家说明理由，不可暗中行事。粗暴比严厉更糟，因为粗暴是无礼的行为态度。严厉最多使人畏惧，而粗暴则会使人怀恨。地位高的人最好不要随便责备人，如果是在非责备不可的情况下，态度也要庄重严肃些，绝不可有讥讽的口气。
第四种毛病多变不定或以情面待人，比收受贿赂更糟；因为行贿的事并非经常发生。但是，一个人如果是以情面行事，那他就常会有这种事的诱惑因素。所罗门说：“情面行事非常不好，因为这样的人将会为一块面包而枉法。”希腊有位先哲说：“人的职位能显示他的性格。”这句话相当有道理。有的人因职位而变好，也有的人因职位而变坏。塔西托批评卡尔巴说：“要是他没有做罗马皇帝，大家还认为他很有雄才大略，有能力治理国家，这显然是因为皇帝的职位把他变坏了。”这位史学家又对维思派尚作了这样的批评：“所有的罗马皇帝中只有维思派尚因做了皇帝而变得很好。”虽然对前者是批评他的行政效率，而对后者是批评他的性情行为，但不管怎样，这总可以说明职位能使一个人变好或变坏。一个人如果因职位而变好，这证明他的性格一定是高贵的，或说高职位应该是可使人从善的。
宇宙的一切事物在未纳入正轨的前，运行是非常激烈的，到了纳入正轨之后，行动就安静或说是井然有序地慢慢运行了。所以，人在争取职位的时候也是非常激烈的，而达到目的之后就安静了。高职位的获得不是一蹴可成的。因此，如果没有党派的话，在求上升之时最好加入一个党派，而于获得职位之后，最好是保持中立。做任何事对前任的人都要尊重，否则，将来你自己去职之后，后来的人也会以相同的态度对待你。对同事也要尊敬，常请教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不可凭一己之见独断独行。不管是谈话或处理私事，都不可念念不忘自己职高位尊而摆出一副官僚的架子，应该有个分寸，达到这样的境界：“做官要有个官样，做人要有个人样。”
贵族的位置！"
对于这个题目，我们先要谈到贵族与国家的关系，而后再论及贵族个人地位的问题。一个君主国家如果没有贵族存在，那便如同土耳其古代的情形一样，是一个极端的专制政体，因为贵族具有牵制君主的权力，分散人民对君主一部分注意力的作用。贵族没有在民主国家里存在的必要。没有贵族，民主国家会更平静无事，不致发什么变乱。这种情形是因为人们只注意到“事”，而没注意到“人”；如果注意到“人”的话，那也是以“事”为出发点。例如在察看某些官吏是否称职，是否是适当的提拔人选时对他们的阶级与门第是不会计较的。我们都知道，尽管瑞典人有很大的宗教分歧和地域差别，他们的共和政体却维持得很久，原因是他们只重视人的能力，而不去理会人情面子。荷兰的共和政体也很有效，这是由于他们都遵守平等的原则，国家的任何决策与措施都不会失之不公，人民也就乐于奉公守法与担负纳税的义务了。在贵族势力太盛行的时候，国王固然可以因此增加威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国王的权势也会因此而被削弱；平民的生命活力固然会因为往上爬而鼓舞起来，但平民的幸福却会受到贵族的威胁，因为贵族奢侈靡烂的生活，是全靠榨取平民的血汗来维持的。所以，平民的物质享受就要因贵族的剥削而降低水准了。因此，贵族的势力当然不可太大，否则国王就要受到威胁，国家的纲纪也会遭到破坏。不过，也必须维持他们的适度权力，以作为国王与平民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贵族们花费太多，人数又多的话，常使国家变得非常贫弱。并且，日子久了，有的贵族难免会逐渐衰落贫困下来，财富没有了，就难以维持以往的荣耀，因此便会造成荣耀与财富失调的现象。
至于一些个别特殊的贵族，就像是我们看到那久经风雨仍屹立不动并且安然无恙的古堡或伟大建筑，或是那历尽风霜却依然坚贞完美的古树一样，我们将禁不住兴起敬意来；同样地，当我们看到经过了许多年代的考验尚能安然存在的贵族世家，自然更肃然起敬了。新兴的贵族只是凭借权力而形成，然而贵族世家却是由长久年代累积而成的。自身受封的贵族通常比他的后代较勇敢与高强，但不如他的后代清白，因为当他们面临升官发财时会不择手段，否则成功的希望就很少了。不过，人们会在他死后忘记他的坏处，而记下他的长处，这是自然而合情理的。出身贵族的人常不太勤劳，但是他们对勤劳的人却又心怀嫉妒。贵族的身价常是定型的，无法继续高升，所以当他们看到别人继续不断往上发展，自己却仍停住不前时，心里自然会产生嫉妒。从另一方面来说，贵族不大会引起别人对他们的嫉妒，因为人们会认为贵族是与生俱来的，觉得那是他们应得的，没有理由去嫉妒他们。所以，国王如果能够任用能干的贵族辅政，国事一定会进行得很顺利，因为贵族出身高贵，民众无不乐于听从。
煽动与纷扰
治理国家的人应该知道国家动乱的征兆；通常当人民已无上下之分时，动乱的征兆就最为明显；这就好像自然界的暴风雨在昼夜交接的时候最大一样。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家将有大动乱之前也是这样。
“暴风雨知道前兆，
祸起萧墙有暗争。”
对国家的诽谤和放肆的言论，太多的流言，损害国家利益的歪曲报道，都是暴乱的征兆。罗马诗人维吉尔说，流言女神是巨人家族中的姐妹之一：
“大地的母因为怀恨诸神，
生下一女起名流言；
她是巨人家族中最年幼的一个，
她是巨人西亚斯和安塞拉多的妹妹。”
流言好像是过去煽动的残留物，实则是未来煽动的前奏。不管我们如何明白辨别，暴乱的煽动与流言的煽动都是如同兄弟姐妹般平行的事；国家的良好政治和合理的措施本可令人满意的，但一经流言的打击，恶意的中伤，便成了百无是处，正如塔西托所说：对于政府的不满如果普遍存在，则好的政治与坏的政治将同样遭到攻击。切勿认为流言只是骚乱的象征，只要加以压制就可以补救，只有不轻信流言才是制止流言之上策；如果不断地压制，反而会使流言传播得更久。塔西托说顺从自然也不是部下对长官那种俯首从命的服从，而是要有所辨识地顺应。纷争、辩论、对命令不满，都是摆脱束缚的方法、不听命令的表现。尤其，当执政者的人以温文畏缩的态度发言，而反对者却以大胆放肆的态度讲话时，动荡的表现更是明显。
主张权谋的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说得好：国家应为民父母，如果有所偏袒，便会像一条载重不均的船倾向一边去，例如法国亨利三世起初介入消灭新教徒的联盟，不久又倒戈，自己反受攻击。假使国君成为某种运动的同谋，而当其他方面的势力大过国君时，国君的名位已就名存实亡了。
假使纷争公然兴起，政府的威信便会失去。政府最重要的行动应该是像行星在天体中的运行，每一行星都是由一主动力推动而迅速前进，自身的运转却是缓慢的。假使大行星运行过猛，塔西托则说：“太放任了，以致有违服从（顺从自然）的原则。”这也表示整个轨道已经出了毛病。威信像是上帝赐给国君的束腰带，可随时放松，维护政府的四大纲领：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如果发生了动摇或减弱的征兆，人民就会祈求清明政治，就像祈求一个晴朗的天气一样：我们暂且不谈这些，先来谈煽动的因素，再来谈谈煽动的动机，最后谈谈补救的办法。
关于煽动的因素是值得研究的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防止煽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消灭煽动的因素。例如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要控制、消灭可燃的星星之火。煽动的因素有二：极度的贫穷和不满。当然，如果大多数的财产被吞没了，大多数的人便会赞成骚乱。罗马诗人鲁肯描写罗马内乱以前的情形说：“财产因高利贷而被吞没，信用动摇了，许多人因战争而获利。”
“许多人因战争而获利”的投机取巧心理，就是国家将乱的必然征兆。假使较有名望的人都遭遇了贫穷的处境，平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则危险就会紧迫而扩大，因饥饿而生的叛乱是最激烈的。至于，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就像人发烧一样，产生不适或恐怖、痛苦情绪。作为政府不要以民众不满的情绪来判定危险性的大小，因为这样做会过于偏激。其实，当政府对民众的压迫太重时，那种被激起的不耐情绪可能变成不稳定的因素，会破坏社会安定。另外，政府也不要因为民众不满的情绪常常发生，并且错误地认为即使时间闹得很久，也都不会引起什么乱子而高枕无忧。并不是说云雾一定会变成暴风雨，暴风雨也未必会骤然而至，可是它是引发暴风雨的基础和前提。正如西班牙俗话说：“吹灰之力可以断弦。”
煽动的原因和动机有宗教改革、重税、法律和风俗的改变、某种特权的丧失、一般的压迫、不公平的升迁、起用平庸或陌生者、饥饿、散兵游民、剧烈竞争，以及其他一切惹起民众团结起来进行反抗。
关于补救的办法，有一些基本的预防法，至于适切的补救办法，必须对症下药，这项工作与其说是统治者的事，不如说是议事者的事。
第一种预防就是除去一切足以引起叛乱的本质上的因素，那就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为了消除贫穷，就得使贸易平衡、培植工业、消除游荡与懒惰的习尚、以法律节制浪费、改进耕作土壤、调整物价、节制税收的浪费等。一般说来，我们必须预先筹划，使国内的人口数目不超过生产总量所能负荷的程度。人口的计算也不要单以数目来作限制，因为人口少而消费量过大时，比人口多而生活较节约、储蓄较丰富危险得多。所以，贵族显要的增加过大，平民的比例过低时，国家必然贫乏。僧侣增加过多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对生产毫无补益。饱学之士过多也会发生同样的弊病。
我们也要记住：某国的收入就是另一国的损失（因为一处有所得，另一处就必有所失），只有三种东西可以从甲国销售给乙国，一是天然产品；二是工业制造品；三是交通工具。所以，如果这三个生产的轮子转动起来，财富就会源源而来。经营和运输较物品本身更有价值，更易充实国库，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例。荷兰在这方面的成绩就很卓著，他们把最佳的矿产善加经营和运销而带给国家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