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汉地特别是西夏和南宋对黄金家族的顽强抵抗，不仅给了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蒙古人以猛烈打击，干扰了他们通过军事手段和蹂躏方式迅速建立帝国的计划，迟滞了他们蹂躏西亚、欧洲的步伐，也为蒙古人在日后实施带有长期报复和极端民族歧视心态的等级统治方式埋下了祸根。
事实上，黄金家族以及蒙元的统治一直存在摇摆，如果结合其统治的结果看，他们是进行了一场赌博：这场赌博的效果不是用军事斗争成败来衡量的，而是以他们在统一中国仅仅100年就草草收场、偏安漠北作为代价的。
人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类似的比较：十七世纪女真人后裔的满族和当年铁木真起兵时非常相近，同样地处中原的北方，同样是奴隶制、部落制的体系，同样具有不占优势的本民族人口，同样拥有一位天才般的领袖，同样训练了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草原骑兵部队，也同样渴望在富饶美丽的中原建立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统治，因为自隋唐到1840年以前的中国一直是全世界瞩目的财富宝库和无数冒险者们向往的胜地。
而铁木真的黄金家族却用时45年之久才彻底灭亡了汉地的南宋，尽管他起兵时汉地早已被宋、辽、金、夏、吐蕃、大理等王朝裂土经年了；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起兵时，面对的明朝可是立国200余年的强盛帝国，但满族自明思宗朱由检北京景山自缢身亡到南明弘历帝被缅甸国王解送到昆明，只不过用兵18年就完全征服了中原，而且一统治就是200多年——若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计，清朝凡十二帝、296年；若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计，清朝凡十一帝、276年；若从入关定都北京计，清朝凡十帝、268年。
这样的对比给今人以无尽的遐想。
当然，我们可以找一些理由：比如黄金家族统治的地域面积比清朝要大，比如满族入关时恰逢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把明朝已经整得天翻地覆等等。但是，我们知道，黄金家族在其另外三大汗国的统治同样是短命的，那些汗国黄金家族后裔多数流于傀儡和玩偶。
的确，军事优势完全不能代表统治才能。黄金家族的统治手段并非仅仅用文化底蕴不足、不擅长治理定居居民或者不接受新鲜事物就能说明。比如在蒙古人和满人同样迁都北京之前，其旧都哈拉和林和旧都盛京（沈阳）的建设，虽然主要征用的都是汉族工匠和设计师，宫室格局和建筑特点也都有鲜明的汉族色彩，不同之处在于：哈拉和林似乎始终是蒙古人自己的，尽管各色人等混杂其间，但文化氛围却长期没有真正融合汉儒文明和其他民族先进文化。
然而后金都城盛京（今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就完全不同了，它很早就被满族人建成为一个绝不次于任何中原城市的、以儒家文明为主的多民族文化中心了，明末时的中国东北，早已经以盛京为中心，形成了拥有数百万汉族和几十万各少数民族组成的文化、经济乃至军事共同体了。所以在满族人消灭了明朝以及后续的南明政权并迁都北京后，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中国封建制度大统，很自然地建立了比较顺利的统治并且延续近三个世纪。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可以看到：在1644年的北京，满族皇室和各级满族官员那一手精湛的毛笔字和流利的汉语、烂熟于胸的封建国家治理制度，即使当时内心深处极其鄙夷这些“胡虏”的一些汉族士绅们也不得不暗自称奇。
毫无疑问，蒙元统治者拥有和满族一样充分的统一中国的欲望，也具有比满族还要强大的军事机器，必然也有长期统治的理想，但他们摇摆不定的统治策略和不现实的、简单而幼稚的民族报复心理，使得他们的统治无疑是对自己进行的一场“上不封顶”的豪赌！其结果，便是很快就“终点又回到起点”，不得不饮恨退回到寒冷、贫瘠的戈壁滩。
清朝入关不久，和铁木真一样好大喜功的顺治、康熙、雍正等帝就按照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不仅没有破坏明朝宫室，更没有铺张浪费、重新建设，而是在原来基础上进行修缮后继续使用而已，采取了修养生息、保存民力之举，很快就使社会生产力恢复并超过了明朝末期的水平。清代前几任皇帝一直秉持努尔哈赤的关于谨慎治国、励精图治的遗训，常以中国历朝历代勃兴与灭亡的经验教训为座右铭，不断学习和汲取汉族等民族文化文明的营养，时刻不敢有所松怠。这样就为满族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在上亿人口的中国建立起巩固长期的统治、开拓疆土作了充足的物质、人力准备。
蒙元的方式则大相径庭。虽然蒙古民族的人口规模、治国方略远远不足以支持不断扩张后黄金家族的统治，但他们狭隘的民族报复心理促使他们一直不能正确看待汉文化和其他当时比蒙古族先进的文化，更惘论利用儒道释学说及汉族巨大的人力资源来巩固统治了。相反地，黄金家族反而把可以帮助他们有效治理包括汉地在内大帝国的汉文化和世界上最多的汉族人不断推向自己统治的对立面。
固然，这里边有蒙古人面对汉地发达的文明、物质、财富所由然产生的深深的自卑，以及对自己百战不殆的军事强权的高度自豪，但更主要的还是黄金家族缺乏明辨是非能力、简单地满足于征服的角度，以及由于军事力量强大所掩盖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落后和混乱造成的。
以蒙元诸帝中为数不多的‘统治专家’，有着“爱民之誉、好贤之名”的世祖忽必烈为例，早在他哥哥宪宗蒙哥汗执掌帝国大权时，他就提出了“思大有为于天下”，为了未来争夺黄金家族正统地位，有意识地在自己身边聚集了来自河北的刘秉忠、山西的赵壁以及原金朝状元王鹗等一批文化贤达，又师从姚枢等汉儒大师，似乎力图使蒙古祖制与中原文化融合为一；在他成为蒙元帝国“一把手”后，他也的确采用了一些好的办法来治理国家。
但这些举措并不能代表忽必烈完整的统治手段。他一直坚持：蒙古宗室不得娶汉家女为嫡妻，宫廷内侍只能由蒙古人担当，皇帝即位、废立太子、祖先祭奠必须坚持蒙古祖制等等。这些政策从保留黄金家族的民族本色看，当然是好事，但对于需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国家统治而言，就成为历史发展的悖论了。
蒙元最为失败的一项统治政策就是人所周知的完全脱离现实的等级统治方式和民族压迫政策。蒙元使用了森严的民族等级制度，它把治下的百姓分为四等：
第一等人是蒙古人，即蒙元的“国族”，被蒙元统治者称为“自家骨肉”，但泛蒙古系的克烈部、乃蛮部、汪古部等被划入了色目人所在的第二等级；
第二等人是色目人，主要包括泛蒙古族中的克烈、汪古、乃蛮等部落，以及来自中亚的一些突厥人种穆斯林，来自今中国新疆的佛教和景教徒畏兀儿人，以及少量来自欧洲的高加索人种基督徒和犹太教人士等；
第三等人是汉人，又称汉儿，主要是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人以及汉化了的契丹、女真人，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四川、云南人，以及部分与汉族混血的西域少数民族人；
第四等人也是地位最为底下而人口最多的是“南人”，又被蒙元统治者蔑称为“蛮子”，即被蒙元最后征服的淮河以南原南宋辖地的汉族人，以及南中国其他少数民族。
对蒙元帝国这样区分人民和民族的办法，后世有许多不解，至少在“技术”层面上。比如人们会不明白：为什么当时北方的契丹、女真人乃至西域与汉族混血的少数民族被叫做“汉人”，而从魏晋南北朝以降、从北方不断南徙到江南的真正的汉族人反倒不是汉人、而被视为“南人”，并被视作最低等的人呢？
我们知道，在元朝以前中国有过多次的各民族交融的时代，从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到隋唐及其以后的五代十国，各种文化、不同民族的融合与交流规模空前，民族的大融合带动了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进步，也使得以汉文化为核心、汇集了不同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华文化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所有参与建立统一国家的不同民族所拥有的共同文化追求。
契丹人虽出自东北和漠北，与蒙古人血缘相近、语言基本一样，早期同样是标准的游牧民族。但辽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为了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一直高度重视用各种手段把汉族知识分子和农民迁至其控制区域安置，以繁荣自己的经济并使本民族学到先进的文化；在政治上，他还完全按照中原的制度、建制和管理办法来强化封建统治基础。阿保机长期鼓励契丹族人民向汉族学习先进的农耕经验，与汉族共同进行贸易、共同进行儒家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因而辽朝在和北宋争夺中原、统一中国的进程中并不落下风，而且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统治，立国（朝）长达200余年。
在黄金家族灭亡了金朝以后，把北方关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奚人等民族已经视为一体，而统统称之为“汉人”，这是当时中国北方民族之间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当然，黄金家族统治者并非对南方人口的民族成分一无所知，只是因为他们在征服世界的进程中，遇到抵抗最为强烈、时间最为长久、损失最为巨大的便是在南中国地区即淮河以南原南宋王朝了，蒙古人把以汉族为主体的原南宋属民定为最低等也就是第四等的“南人”，对这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文明和最发达经济的国民进行极端残暴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正是蒙元玩火自焚、最后走向灭亡的开端。
在蒙元统治者人为划分的四等人中，第一等和第二等拥有很多特权和优待，而第三和第四等人虽然人数占到蒙元国民的绝大多数，处境却是最为凄惨悲凉的，他们在蒙元不足100年的统治中，历尽了被羞辱和被欺凌，他们的生命甚至不如第一和第二等人的牲畜。
在政治方面，忽必烈明文规定：中央或者地方官员，正职一律由蒙古人担任，必要时可由第二等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无论再优秀，无论对黄金家族再忠诚，但最多只能担任副职；类似于国防部的枢密院中的职务，汉人、南人更是想都甭想！
自隋唐以来进行的以为国家和朝廷选拔贤能的科举考试，也被黄金家族粗暴地取消了，虽然历经周折在1317年（元仁宗延佑四年）得以恢复，但元廷规定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榜录取，还规定南人成绩再好，也不得被取为前三名，这样一来，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华南，大量饱学之士很难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和为国家效力的途径，把这些本可以成为蒙元朝廷利用的统治工具逼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蒙元非常忌惮当年西夏、金和南宋的抵抗，长期禁止汉人南人收藏兵器，禁止他们练习用于强身健体、已经存在了上千年的武术，禁止他们从事民间狩猎的弓箭买卖，后来甚至连可能用于制造武器的金属，汉人和南人也被严令禁止交易了。
在法律关系上，表面看，蒙元统治者以“汉法”治汉地，其实其“汉法”在很多时候徒有其表，如蒙元历代皇帝都遵循一条规定：即使国家已经进入稳定阶段，蒙古人杀汉人和南人依然如同儿戏，而所获惩处最多时被罚当兵出征；而汉人和南人别说杀第一等和第二等人了，就是在发生纠纷时辱骂了蒙古人或者色目人，轻者杖棍伺候，重者要被处斩甚至株连整个家族。
我们还不得不又一次为蒙元皇（汗）位的传承扼腕叹息：元朝诸帝，依靠固定模式登基者实属凤毛麟角，除了世祖忽必烈和已是穷途末路的惠宗妥欢铁木尔在位时间较长以外，其他皇帝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短命天子”，这样奇特的格局，使得皇帝在位时总是及时享乐和防备他人的篡位，不会有更多心思去思索治国大政；执政时间的短暂，又使很多本来初现益处的政策没有了连续性。
这是黄金家族的宿命还是历史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