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历史学者都把中国的两宋看作汉族积贫积弱的时代，其实这存在着很大误区：两宋时，中国的gdp占到全世界的一半左右，正如今天每个国家经济实力完全不等同于军事实力一样，那时的宋朝即便有充裕的国库，加上赵匡胤从后周手中取得江山过于容易，而不思进取和武备松弛，必然要被觊觎已久而军事强大的异族所征服。
今天，我们谈到宋朝特别是南宋时，必然会想到耳熟能详的文天祥那首千古绝唱《过伶仃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厘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让后人感觉的是当时汉族士绅的悲惨境遇和面对强虏的铮铮气节。
公元13世纪的上半叶，经过靖康之耻南撤后的大宋朝廷，已经是风雨飘摇、江河日下了。自始祖赵匡胤从后周手上以禅让方式取得天下以后，即使北宋钦、徽二宗被女真人俘虏的“靖康之耻”的惨痛教训，仍代代不思进取，武备松弛，满足于偏安一隅。虽然在和黄金家族的斗争中，间或出现一些名垂青史的英勇战将，也只是昙花一现。
不过，南宋一朝在长江以南还是具备很强经济实力的。长江流域的富庶和稳定，成为孕育著名的宋朝诗词的土壤。诸如“春风只在园西畔，荠菜花繁蝴蝶乱”（严仁《玉楼春》）、“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蒋捷《虞美人。听雨》）“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姜夔《踏莎行》）等等诗词，分明反应了当时繁荣的经济社会和达官贵人们纸醉金迷的生活。富足的物质与风调雨顺的年景，让南宋小朝廷一直徜徉在浆声灯影之中，军队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军人们被长期的和平生活和沿海的资本主义要素弄得只知道孔方兄了，日常的训练也多沦为花拳绣腿式的做秀。
在北方，太宗窝阔台汗早就觊觎江南大地的物华天宝，他深知，要成为世界性的大帝国，必须获得汉地江南地域物产、财富的支持，而欲取南宋，须先合力灭金。于是，蒙元先是和南宋达成了共同打击金朝残部的约定，和宋军一起于1233年攻破了金朝从北京败退难逃后的新都开封。
也正是在这场战役中，窝阔台对宋朝军力的规模、实力、战斗素养有了深刻的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他于1235年在哈拉和林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上正式决定征服南宋。
1236年（南宋理宗端平三年），蒙古军兵分三路南下进击。
第一路由窝阔台汗的儿子合丹率领，主要在西线，从北方直下四川并于1236年10月进占成都；第二路由另一子阔出和忒木台将军率领，在中路紧逼湖北襄阳并于1236年3月攻占这一军事战略要地；第三路由窝阔台儿子君不花和察罕将军带领，从汉口逆扬子江上达黄州等地。然而，他们遇到的汉族抵抗，是事先远远没有料到的。襄阳被占3年后，被南宋名将孟珙收复；第三路蒙古军在黄州遇到了顽强抵抗，以致没站住脚跟，不得不仓皇北撤；成都也在南宋和蒙古间反复争夺多次，直至1241年才被蒙古军又一次占领，后来又被南宋光复。
城市攻坚战和南中国密布的水网沟渠，和汉族将士英勇无畏的抵抗，让习惯了信马由缰的蒙古人尝到了苦头。
1268年（南宋度宗咸淳四年），指挥征服华南作战的忽必烈，派出了著名将领阿术和刘整等人，去攻击战略要地湖北襄阳和樊城。宋军守将吕文焕英勇顽强，全城居民团结一心，给已经装备了一些攻城武器的蒙古军以很大杀伤，两城最后于1273年才陷落。这里让我们记住两个英雄的名字：他们是张贵和张顺，两位年轻的尉级军官，冒着生命危险，利用水道向襄阳城内运送给养，结果不幸被蒙古人发现并抓获一人并凌迟处死。
1279年4月3日，南宋末代幼帝被大臣陆秀夫所抱，一起在崖山跳水自尽，这时才标志着黄金家族取得了胜利，彻底灭亡了西夏、金和南宋王朝，从而统一了中国。
在长达45年的血雨腥风中，以汉族为主体的南宋军民对蒙古人的抵抗充满了激情和悲壮，尽管南宋君主是那样的文弱，尽管南宋权臣是那样的无能，但南宋军民仍然在强悍的蒙古军队面前展示了亘古以来的勃勃雄风。这种雄风，可能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言的汉人身上渗入了“胡羯之血”的缘故吧，毕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五胡十六国的汉人血脉中自然羼杂了些许游牧民族的血液。
从太宗窝阔台汗从1234年起，历经窝阔台本人、监国乃马真皇后、定宗贵由汗、监国海迷失皇后、宪宗蒙哥汗直至元世祖忽必烈6代黄金家族领袖，蒙古人才把南宋彻底消灭。其间，蒙古遇到了在征服战争中少见的阻力，江南汉人展示了强烈而悲壮的抵抗精神、民族团结和战斗力，与明朝被后金攻击不足18年即完全灭亡形成了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