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笛卡尔自小身体就不好，所以他一生都很关心长寿和健康，为此他在饮食和医学方面很注意，而且还身体力行。我们不要忘记，笛卡尔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医生，他或许受长辈的影响，也会一些医术，在他的书信和笔记中，记载了许多药方，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他常常以自己的生命活动来体验生理和心理的相互作用，他认为人悲哀时脸色就会变得苍白，悲哀又会使心脏的通口收缩，血液由此变凉。笛卡尔发现消除悲哀的办法就是“酣睡一场，并敞开胃口饱餐一顿”。在《论激情》一书中说：“我完全相信某些人因悲哀而饮食不佳，但我本人的体验却是食欲因悲哀而增加，所以我就据之行事。”
笛卡尔在生活方面也非常讲究。据与他曾经生活过的人讲，他吃鸡蛋，一般不会吃刚下的蛋，一般要放10天左右才吃，而且要做成煎蛋卷。他说：健康是“首要的善，是其他一切生活的善的基础”。为了探索医学秘方，1629年冬天，他几乎每天都到一家商店去找他需要研究的动物器官，他曾相信，只要注意身体卫生和饮食，人就能够活到100岁以上。不过，笛卡尔后来就不再热衷这类活动，他对死亡看得比过去超脱得多了，他曾在一封信中表示：“不要去寻找延年益寿的方法，我发现了另一种极其容易而又更保险的方法，这就是不要畏惧死亡。”这大概就是斯多葛主义顺应自然的思想。
初到荷兰，笛卡尔住在阿姆斯特丹和弗兰内卡，由于在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下，不像在巴黎每天都被繁杂的人事所搅扰，这段时期他生活得很悠闲、平静。不过，在任何情况下，笛卡尔是不会让自己的思想停下来的。因为环境的改变，笛卡尔需要与以往的老朋友取得联系，于是他就写大量的信；还有一些新的人际关系需要重新调整，而且，笛卡尔凭着其敏锐的嗅觉，对许多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并且还投注了很多精力去研究、探讨。
1626年笛卡尔在巴黎时，曾与麦尔塞纳、莫兰、米多热、费里埃等人一起研究光学。费里埃是工程师和镜片磨匠，他与笛卡尔在相互合作中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笛卡尔到荷兰后，费里埃感到自己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他一度对工作失去了信心，感到前途一片渺茫。笛卡尔对费里埃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两人之间就有些误会和不愉快。费里埃曾请笛卡尔的朋友在他们之间斡旋，希望笛卡尔能改变对他的看法。笛卡尔收到这位朋友的信后，对费里埃的实际境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写信给费里埃，表达了他对朋友的理解和信任。他原本打算去英国看望费里埃，因为老朋友麦尔塞纳即将来荷兰的缘故，也就没有成行。不过，这并没影响他与费里埃的和解。此后，他们一直有书信往来，笛卡尔也想方设法在各方面帮助他，如给他以生活资助，帮他推荐工作，费里埃对此也很感动。笛卡尔用自己的真诚努力化解了一场误会和争执，维护了以往的友谊。
1630年夏天，麦尔塞纳如约来访荷兰，这对笛卡尔来说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两人是老校友、老朋友，情谊笃深，麦尔塞纳还是他与祖国知识界保持联系的“联络官”。现在老友来访，笛卡尔自然应尽地主之宜。麦尔塞纳这次荷兰之行主要是考察荷兰国内的宗教状况，行程安排得很紧，他到各地频繁拜访天主教会知名人士。也可能是麦尔塞纳的活动太过张扬了吧，他的行动引起了荷兰当局的注意，当他到达阿姆斯特丹时，麻烦果然来了，麦尔塞纳被当局以“间谍”罪逮捕了。这可急坏了笛卡尔，他找人托关系打听情况，还专门抽出两周的时间研究荷兰政府的有关法规政策。最后还好，在各方的努力下，麦尔塞纳被解救回国。一场虚惊过后，笛卡尔为没尽到地主之宜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他曾写信给已经回国的麦尔塞纳，可麦的回信怎么也收不到，笛卡尔很是纳闷。
这年，不愉快的事一桩接一桩，笛卡尔还没从麦尔塞纳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和老朋友毕克曼之间又发生了不愉快。这个毕克曼我们是有印象的，多年前，他曾与笛卡尔在布拉达街头邂逅相遇，其才华和知识使年轻的军人敬佩有加，可是两人之间总是磕磕碰碰，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与各自的性格有关吧。这次两人的纠纷是源于笛卡尔的一部作品《音乐简论》，这原本是笛卡尔一时的即兴之作，问题不在于作品的理论深浅，也不在于他们两人对音乐本身的意见分歧，这次让笛卡尔生气的主要是作品的所有权问题。我们知道，当年处于对毕克曼的敬佩，笛卡尔曾将自己的这部音乐作品献给了毕克曼。毕克曼这个人不识敬，好为人师，也喜欢自吹自擂。他不接受上次教训，又在别人面前吹嘘自己，说笛卡尔是在他的指导下写出这部作品的。笛卡尔也是个倔脾气，偏不买毕克曼的账，他这次来了个干脆，径直从毕克曼那没收了自己的作品，以示抗议。不过，吵归吵，但两人的关系还不至于到了分裂的地步，因为在笛卡尔看来，联系他与朋友之间的纽带是彼此之间的思想和知识。事过不久，也就是在他们争吵的当年秋天，笛卡尔在与朋友维尔。布鲁西厄结伴去丹麦、北德、东弗里斯兰等地旅游时，还专程绕道去毕克曼的驻地——多德雷赫看望他。当时毕克曼正在病中，见笛卡尔远道而来，甚是激动，两人相互拥抱，尽释前嫌。晚上，他们围坐灯前，促膝长谈，各自述说着自己的学术心得和体会。打这以后，两人又恢复了以往的友谊。1633年9月，笛卡尔从毕克曼那里借来了伽利略的著作来读，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在比利时的列日看到教会判决伽利略的学说为异端。回到住处，仔细地读过伽利略的书，笛卡尔简直有点后怕，他没想到自己正在撰写的《宇宙论》一书与伽利略的观点有着如此多的契合。笛卡尔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同时也为自己的著作没有发表而感到庆幸。一年后，他写信给毕克曼，忧心忡忡地诉说了自己当时的心境，他告诉毕克曼，如果批判了伽利略的理论，他真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的哲学。能将自己学术上的隐秘告诉毕克曼，可见他们两人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此后，两人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笛卡尔在与老朋友们取得联系的同时，也相继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其中，与著名物理学家小惠更斯的交往对他的影响最大。其实，笛卡尔与小惠更斯的缘分还得益于另外两位朋友。一位是莱顿大学的数学教授古尔，这人原是教东方语言学的，当大名鼎鼎的数学教授斯涅尔去世后，他接替了斯的工作。笛卡尔与古尔是于1632年相识的，他俩是因为都关注数学史上的帕普斯问题而相识的。也就在他们相识的当年，笛卡尔到古尔家偶然遇上了当时在荷兰很有声望的诗人、政治家惠更斯。他当时任奥伦治亲王的秘书，还是皇家的枢密院成员，在学术界和政界都很有影响。古尔介绍他们相识后，两人有了交往。他们的交流很实在，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客套话和奉承话，笛卡尔不时地向惠更斯通报自己的学术研究情况，而惠更斯则介绍社会上和社交圈里的一些的事情，两人的密切关系受到了笛卡尔的仆人吉洛的赞扬。这两位杰出的人物在一起，从哲学到数学，从时政到科学无所不谈。正是在惠更斯的鼓励和支持下，笛卡尔于1636年写下了“机械学札记”，而正是这篇札记奠定了笛卡尔以后在机械学方面的基本框架，与这篇札记相关联，笛卡尔还写了一篇“论起重机”的论文。
美好的友谊总是能够不断地延续。笛卡尔与惠更斯初识时，惠更斯的儿子小惠更斯也才不到2岁；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多年后竟成了他的朋友和学术方面的竟争者。小惠更斯出生于1629年4月14日，曾在莱顿和布雷达读书。由于他聪明好学，天赋很高，因而少年得志，很早就对数学、应用力学、天文学和光学作出宝贵的贡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惠更斯主要是在笛卡尔的祖国——法国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他1666年应邀到巴黎，成为新成立的巴黎科学院的院士，在巴黎一直留居了将近20年。小惠更斯是世界上著名的物理学家，连牛顿也对这位同时代的天才赞不绝口，称他为“德高望重的惠更斯”。笛卡尔与小惠更斯的交往也是很密切的，他在撰写《屈光学》时与小惠更斯通信频繁，两人共计通信141封，信中主要探讨的是力学问题。比起小惠更斯的年少气盛和学术方面的辉煌成就，笛卡尔的内心隐隐有点羡慕和愧疚，从他给小惠更斯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总是充满阴郁和伤感。他后悔自己以前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到如今鬓发斑白，体力也眼看着一天天地走下坡路，可心中的雄伟计划还远没有实现，笛卡尔的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小惠更斯很关心笛卡尔的身体状况，1639年，看到笛卡尔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他就劝笛卡尔能在有生之年发表《论宇宙》一书，笛卡尔倔强地回答：30年来“身强齿健”，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怕死亡，热爱生活”。面对青春年少的小惠更斯，笛卡尔发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感慨。后来，当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出版后，小惠更斯在他的有关碰撞问题的7种结论中发现，其中有6种都是错误的，小惠更斯为此专门写了《因碰撞引起的物体运动》一书，用以纠正笛卡尔的错误，面对小惠更斯的批评，笛卡尔不得不承认“后生可畏”。可话也说回来，笛卡尔一生能和这么优秀的父子交朋友，也是他的造化和福分，笛卡尔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
在与朋友交往的时候，笛卡尔一刻也没让自己闲着，他的兴趣、爱好很广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他在某方面的专业性发展。不过，笛卡尔那个时代，是勤奋的天才大放光彩的时代，各门学科正处于初创，古典文艺激起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新的兴趣，勇敢的人渴望自由自主地行动和表达，内心充满着理智和情感的冲动。笛卡尔到荷兰后对医学、生理解剖学很关注，他为此还多次进行动物解剖。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对治疗人类的疾病起到实际的作用。他在实践中发现了一种据说可以“治伤的”药草，因为这种药草能够溶解醋中的铅，他便认为这种药草能够吸收伤口上的酸。1630年，笛卡尔曾要求一位皮肤病患者来试用他发现的药物，至于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笛卡尔对医学的关注几乎伴随他的后半生，他总是乐此不疲地寻找着解除人类痛苦、延长人类寿命的药方，并把这项活动当做自己未来活动计划的最主要的部分。笛卡尔如此痴迷，大概也与他的身体状况有一定的关系。
在弗兰内卡，笛卡尔忙着写《论宇宙》的同时，有时也对一些数学问题和气象问题发生兴趣，有时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就停下自己手中的写作而研究那些自然现象。这时期，他曾写信给麦尔塞纳，表示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后，将要写一篇有关彩虹和其他自然现象的文章，而且他的愿望是用法语写一本普通法国人都能读懂的书。回到阿姆斯特丹后，他却转而研究化学和生物解剖学。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学者，他几乎对当时流行的各种自然现象和学术问题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所从事的活动不加选择。一次，有位朋友想让笛卡尔写一本有关上帝的大众读物，题目是《上帝与人类自由》。这样的书在当时自然是好发行的，而且也能博得大众的青睐。对朋友的好意，笛卡尔并未给予明确的回答，他只是说自己近来身体状况不佳，正在悉心调养，不想被其他的事物所打搅，就这样婉言地拒绝了朋友的邀请。也许读者会问，笛卡尔不是曾写信告诉麦尔塞纳，说他立志要用法语写出通俗易懂的书吗？为什么当有人让他写此类书时他却拒绝了？其实这是两回事，前者是指语言表达上的简洁明了，这与他所崇尚的真理的形式是一致的，而后者则是指内容方面，即满足于大众的流行观念。笛卡尔之所以不想写这样的书，主要是因为他对宗教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既不想言不由衷，也不想因为鲁莽的真实表达而承担风险，也许还有一个更主要的理由，那就是还有更多的、令他感兴趣的问题在等着他去思考和解决。
虽然拒绝了写有关上帝的大众读物，但笛卡尔并没拒绝对宗教的思考。一个偶然的机会，笛卡尔发现30多本有关宗教的书，这些书都是私人印刷的，而且书中隐含着无神论的观点。笛卡尔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一本又一本地看了起来，就这样研究了9个月的宗教，获得了许多有关宗教方面的知识。后来他与一些专业神父辩论时，能够把《圣经》理解得如此精道，大概也得益于此时的学习。通过学习和思考，他对上帝的永恒、上帝与人类的关系、上帝与数学真理之间的渊源等形而上学的问题很感兴趣。当然，有些问题也总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比如为什么上帝永远都会对人类施威呢？如果说这是人类本身的缺点和罪过的话，那么为什么能造出这些不完善的东西呢？上帝为什么要造这些不完善的东西呢？这些理论的困惑对笛卡尔的宗教信仰和现实生活不能说没有任何影响。
这一时期，笛卡尔与麦尔塞纳的通信最为频繁，内容主要是以数学方面的为多，这可累坏了对数学尚不精通的麦尔塞纳，既要为他搜集有关研究信息，又要回答笛卡尔的有关提问，真是“苦”不堪言。不过，很快麦尔塞纳就发现，我们这位思想家的兴趣又转到光、声等自然现象上去了。这个转向大概是在1630年的冬天，这年冬天既无雨也无霜，气候有些干燥。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笛卡尔看到了科普勒有关雪的论文，而正是这年的11月15日，科普勒因热病不幸去世，笛卡尔对雪的兴趣也许是受到这位“帝国数学家”的影响。不知为什么，笛卡尔这一时期的行为有些古怪，他总是躲着不愿见人。他曾写信告诉好友麦尔塞纳不要把他的住址告诉别人，他只想静静地、不受干扰地想些问题。他想把他的思想变成文字与人交流，而不愿与人面对面地交流。笛卡尔这样做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现实中真正理解他并能和他在一个层次上交流的人并不多，即使有，口头的表达并不如书面表达得更逻辑、更条理和更深刻。而且，对一个思想家来说，与自己进行对话更能拷问自己的灵魂，更能够孕育出自己的思想。独自长久的思考，再经过痛苦的怀疑、否定和批判，笛卡尔渐渐地使自己的思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