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承认，他所理解的“物质里根本没有经院中所争论的那种‘形式’或性质”，笛卡尔所说的“物质”其本质就是它的扩展性或实体性。“因此我肯定，物质或物体之性质，只是在于它事实上是向长、阔、深扩展之物而已。”那么，这种“扩展性”或“实体性”的东西如何与我们心灵中的“物质”观念相联系呢？笛卡尔说，对于这些现实的感官物体，“谁也不能想像自己不认识它”。“想像”在这里既不是“我”的独立要素，也不属于理性的范畴，按笛卡尔的理解，它或许是由于人的心灵和肉体结合的缘故。“想像乃是一种专用于物质事物的特殊的思维方式”，人通过想像与物体发生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传达给人的理性，然后再由理性作出真、假的判断。比如，当我们的感官感觉到物体的特性时，我们的感官是被动的，但感觉到的信息却是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它不来源于我们的心中，一定来源于我们的心外。而且，“视觉致使我们确知视觉对象是真的”，我们这时就想像“自然不会欺骗我们”，上帝也不会让自然欺骗我们，靠着这种想像，我们的理性才能确知物质实体的真实性。
确立了物质的本质和存在的正当性，笛卡尔就开始揭示宇宙万物的产生和结构。笛卡尔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并赋予世界一些永恒不变的能量和规则、秩序，“即令上帝创造出许多世界，也不会有一个世界不遵守这些规律”。所有的物体都按照这些不变的规则运行着，笛卡尔由此引出3条物理方面的基本定律：（1）惰性律，即一切纯粹而不可分割的物体总是靠外力的推动才改变自己的位置的；（2）在外力推动下的物体运动总是沿着直线的方向前进的；（3）物体在运动中能力并不增减，而只是转移到其他物体上。笛卡尔的这些思想也是机械力学的基本原则。
描写了无生命的物体和植物之后，笛卡尔就开始解释动物和人的特殊构造。由于生理知识的缺乏（我们由此可知笛卡尔到荷兰后为什么对动物和人体解剖那样感兴趣），也由于生命构造的特殊性，笛卡尔深知自己“不能说出自然应当是从哪些根苗或用什么方式把它们产生出来”，所以，他就假设上帝先是按照人的模式创造了人的生理机能，然后在人的“心脏中激起一个……无光的火”，这个“无光的火”就是生命最初的运动能量，它通过“心脏和动脉的运动”表现出来。笛卡尔承认，关于生命运动的原因，他是从一系列感觉中归纳出来的，如眼睛看到的心脏器官结构、手触摸到的心脏的热度以及由经验得知的血液循环等。
笛卡尔把人与机器加以比较对照，他认为，从生物结构上说，人是一架机器，“这架机器是由上帝的双手造出来的”，但人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机器，他与一般的机器有着两方面的区别：第一，机器“决不能用语言和别的信号来彼此联络，像我们用语言和信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样……第二，这种机器虽然可以做出某些事情来，做得和我们一样好，甚至更好，却断然不能做出另外一些事情。由此可见，它们的活动并非凭借知识，而只是靠它们的机构的构造”，而人则是靠其特有的理性心灵来活动。
至于人的“理性心灵”从何而来？笛卡尔认为，它不是从“物质的力量派生出来”，而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是独立于我们身体的实体，是单一纯粹的，并不以身体的毁灭而毁灭，人的“心灵是不死的”。由于其单一纯粹性的实体，所以心灵是不可能消失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种论证或实例，使我相信有可毁灭的实体的存在”；又由于心灵与肉体的结合，心灵呈现出自己的个体性。值得注意的是，笛卡尔这里所说的“心灵不灭”，不是从宗教意义上说的。因为宗教意义上的“心灵不灭”是靠神灵来支持的，而笛卡尔的“心灵不灭”则是以“单纯的实体不消亡”这一理性原则来支持的。而且，笛卡尔所谓“不灭的心灵”并不具有亚里士多德“形式”的属性，它对人并没有什么质的规定性，它的不灭，只是“作为实体”自然地存在着。也就是说，是他对实体的理性规定，决定了作为实体的“心灵”的存在和不灭。
笛卡尔说“心灵不灭”还有另一层意思，也就是他不愿与现实宗教原则对立，当他的理性论证如果与宗教信仰发生冲突时，他或者调和，或者把这个问题交给宗教，自己避而不谈。这样做，既是处于他的性情，也是他早已确定的基本的生活原则。其实笛卡尔在《方法谈》的第三部分早就声明，当他决定拆掉旧房建新房的时候，为了将革命的思想与保守的行动分开来，也为了自己将来能过上最幸福的生活，他还给自己准备了“另外一所房屋，可以在施工期间舒舒服服地住在里面”，这个房子就是他为自己定的基本行为规则：“我的第一项规条是：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惯，笃守上帝恩赐我从小就领受到的宗教信仰，并且在其他一切事情上，遵照那些最合乎中道、离开极端最远、为一般最明智的、我应当与一起相处的人在实践上共同接受的意见，来规范自己……我的第二项规条是：在行动上尽可能做到最坚决、最果断，当我一旦决定采取某些意见之后，即便这些意见极为可疑，我也始终加以遵守，就像它们是非常可靠的意见一样……我的第三项规条是：始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一般地说，就是养成一种习惯，相信除了我们的思想之外，没有一件东西完全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这样我对我们以外的事物尽力而为之后，凡是我们不能做到的事，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了……”笛卡尔这些基本生活规条，既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也反映了他的伦理思想。
第一条是笛卡尔现实的行为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笛卡尔把思想和行为分得很清。笛卡尔认为，一个人一生要想专注于思想，首先就必须平安地生活，而要平安生活就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当地的风俗习惯，乃至自己的宗教信仰。至于个人为人处事，应尽量避免走极端，要遵守中庸之道，应用大家共同接受的原则约束自己。由此可见，笛卡尔在现实生活中的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为的是能投注更多的精力从事思想上的创造和革命，平静而不平庸的生活是他所向往的。
第二条是笛卡尔个人的行为原则。一个人在行为前，尽可以周密细致地思考、选择、规划，而一旦付诸行动，就要坚决、果断，这是一种自信，也是未来成功的必要保证。在行为中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犹豫不决，一定会贻误机会、动摇信念，最后导致计划破产。这样的人什么事业也干不成。“即便这些意见极为可疑，我也始终加以遵守”，笛卡尔在这里表现出的精神气魄与第一条判若两人。不过笛卡尔的“坚决和果断”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下：（1）这是一种个人行为，与他人和社会没有什么冲突；（2）面对未来的未知结果，行为前的理性判断比行为中的某些疑虑更值得遵守，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去考虑这些疑虑，而是说，不要因为这些疑虑而影响自己行为的决心和信心。
第三条是笛卡尔个人的能力原则。一个有良知和理智的人，对个人和环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总在不断地问自己：“我能做什么？”他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做自己力所不及的事。笛卡尔认为，在个人和命运的关系中，个人要服从命运，那是上帝的安排，试图改变命运的人终将徒劳无功。人在命运面前所能做的就是克服自己的弱点，不断完善自身；在个人欲望和世界秩序关系上，笛卡尔认为欲望由于受本能和意志的支使，有其盲目和不可穷究的一面，人可以用理性来校正欲望的价值，使其沿着善的、好的、美的方向发展。而世界的秩序由于是上帝的安排，人只能遵守而不能改变。由于笛卡尔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现实的实践活动家，所以，他认为在思想领域自己才是自由的，“对在我们以外的事情”只能是尽力而为了。他说：“除了欲望与懊丧，没有东西能阻止我们心满意足。但是，如果我们常常遵照理智的指示，则我们就没有理由懊丧。即使后来证明我们受了欺骗，我们亦是无辜的。比如我们不会希望有比目前更多的手臂和舌头，但我们却希望有更好的体格和财帛。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可以用我们的行为去获得的东西，或属于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东西，与那些不可能获得的东西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能够把自己从懊丧中救出。既然我们常常按照理智去做事，凡可以做到的全部做了。我们并且知道疾病与灾患之来，出于自然，正如幸运与健康也是出于自然的情形。”
不与命运抗争，一切顺其自然。能得到的一定争取，不能得到的绝不强求，笛卡尔这个思想好是好，就是人在把握自己的“能”与“不能”时常常失误，也就是说，人很难认清自己，也就很难把握好自己。正如笛卡尔总结的：“要做得好”，首先“要有恰当的判断”，同时还要有“使这一真判断成为行为的足够条件”。而当“一个人不保险有恰当的判断时，则必须照他认为最好的去判断，如果一个人有善行，使意志随从理智指导而照其最好的方法去判断，则至少他能获得一切我们所能达到的善”。
《方法谈》出版前后
《方法谈》是1637年出版的，围绕该书的出版笛卡尔也有过一些反复，了解其中的思想过程，也有利于我们了解笛卡尔这个人。
首先，是书名问题，笛卡尔姿态是很低的，他不想以专著的名称出现，而只是把前边的方法论部分以序言或导论的形式出现，为此他还与好友发生争执。1636年，麦尔塞纳曾写信对他的书名提出建议，认为书名不应起得太随便，后来，又写信给笛卡尔，希望他能把《论物理学》也附在书后，这两个建议均遭到笛卡尔的拒绝。1637年2月，笛卡尔回信给麦尔塞纳解释了他的想法：他之所以不写“论方法”，而写成“谈方法”，“这表示是‘序言’或‘札记’，我并不想教导人以方法，只想描述而已”。后来他在该书中又写道：“我对自己心中所想的，从来不太重视”，我写的一些理论科学仅仅是“设法规范我的行为”，至于别人如何去做，自有天主、君王及先知者去教导。笛卡尔这样说，决不是什么谦虚或虚伪，这是他的本意，因为他不想成为别人议论的焦点，不想因此而影响他平静而有序的生活，“自由和思想”对他来说比什么都珍贵。这里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人人平等、思想自由。
其次，对出版该书的忧忠。笛卡尔到荷兰的第一年（1629）就开始着手写《论宇宙》一书，到出版《方法谈》时（1637），该书已提前3年写成了，为什么当时没及时发表呢？笛卡尔说，主要是由于教会当时正在惩罚伽利略，而“我所顾虑的是我意见中仍然有一些引人误会之处”。笛卡尔在《宇宙论》中同意伽利略的地动说，由于害怕遭到教会的打击，笛卡尔曾写信给麦尔塞纳：“我几乎决定把我的一切稿件烧毁，或至少不让人家看见它们。”
那么后来笛卡尔为什么又决定出版他的《方法谈》了呢？根据笛卡尔的叙述，他是在做物理题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新方法比起传统的旧方法有着很优越的地方。因此他就遵循“凡人应尽力谋求全人类之幸福”的诫命，想把这些“很有用的人生知识”、“实践哲学”及“认识方法”传授给人们，使人们生产效率提高、生活便利、身体康健。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笛卡尔最后下定决心出版此书，“我认为没有比忠实地将我微薄之力所发现的全部公诸大众为上策”。促使笛卡尔出版自己的著作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希望他的方法使大家受益的同时，也能在别人的经验中得到检验，并希望有更多的人与他一起做这项工作，并能“将其所有的经验通知给我，同时亦协助我寻求那些剩下当做的”。
在写作与发表之间，笛卡尔又为自己留有余地。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原本是写给自己看的，一旦要公布于众，就需要做很细致的审查，这需要耗费作者很多的精力，而且，发表后无论批评、赞誉或争论，都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无疑的，若出版我的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我会浪费许多光阴”，而且“我将时常为它们所引起的反对论调分心”。‘‘我恨荣誉，我认为它有碍于我的安逸”，我之所以四处躲藏，“为的是默默无闻”。他也不想把他的精力耗费在不是一个层次的、没有益处的辩论中。“人们反对我的地方，除了一些离题很远，很少超出我的意料之外”，而且，一旦辩论开始，为了辩赢，“不惜将似是而非的事说成有效，不太考虑各方的理由”，这种以取胜为目的的辩论必然是狡辩，而狡辩对科学的活动是无益的。
笛卡尔不发表自己的著作还有另一些顾虑，因为他的理论强调的是简单而清晰，他害怕自己的著作发表后被人误解，甚至被人有意搅混并在混乱不清的论战中被人利用。笛卡尔相信，“若世上有一件工程，除非是开始做它的人，否则没有人能妥善地完成它”，向你求教的人不一定能超过你，与其同别人讨论，不如自己去探求。因为，从别人手里间接得到的经验又是很难利用的，他愿意与有真知灼见的人进行书信来往，他认为书面表述比口头表述更严密、更准确，更便于表达自己的思想。
笛卡尔生活的时代写作大都是用拉丁文，而他却有意使用本国的语言，在解释这一做法时，笛卡尔说：“这是因为我希望那些仅能用它们的纯理智者，胜过那些只相信古书的人们，会更正确地判断我的意见，我希望能把良知与研究联合在一起。”这表明，笛卡尔希望通过通俗的、浅显易懂的大众化语言，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以唤起更多人的良知和理智。这其中不乏启蒙主义的理想。
谈到自己未来的工作，笛卡尔深有感触地说：“我决定利用我的余生，不为别的，只为获得一些自然知识。”并由此“引出医学上更可靠的规则”，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超越国家、党派，能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他认为自己的这些工作既不能成名，而且他自己也的确不想成名。他感激那些能使他“不断地在闲逸中生活的人”，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笛卡尔。
笛卡尔在荷兰的生活情况
与笛卡尔先生交流思想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我们沉浸在他的《方法谈》里已经有些时间了，如果诸位觉得有点累的话，那就让我们暂时从他的思想里走出来，来关注一下他在荷兰的生活吧。不过，你可不要指望能从他的生活中得到什么“花花事”，对于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来说，他的伟大的思想或许就来自于他的枯燥的生活，在他平静的生活的背后咆哮着思想的惊涛骇浪。
我们先看看笛卡尔的生活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