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朝，一些人凭着自己的武艺或军事才能（这些人大多来自下层社会），在王公贵族那里获得世袭的爵位。春秋之末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不少原来的贵族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土地，沦为庶民。而这些人也散入民间，他们被称为“侠”或“游侠”。墨子和墨家学派的成员就来自游侠。《墨子·公输》曾记载，楚惠王年间，公输盘帮楚国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知道后，从齐国起程，日夜不停，历经十天，奔走千里，赶到楚国见公输盘和楚王，阻止其攻宋。说服公输盘后，再见楚王。楚王不听，墨子让公输盘为攻，自己为守，演示战争。公输盘九攻之，墨子九拒之。公输攻已尽，而墨子守有余。公输欲杀墨子以绝其患，墨子置生死于不顾，坦然对楚王说道：“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戴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楚王只得打消攻打宋国的念头。不仅如此，还有不少的资料记载都足以说明他们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具有军事性质的武士组织。《史记·游侠列传》中称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墨子崇尚任侠，他清楚地知道，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不可能通过一两个人的力量实现。只有通过有组织、有信仰的形式，培养能人义士，游说天下诸侯，逐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当然，墨子主张的“侠义”精神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武侠”有很大的不同。真正的侠者，大到为国为民，小到见义勇为。真正的侠者具备悲天悯地之心，有爱心，爱百姓，爱众生，爱万物，兼相爱，交相利；他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苦为苦；侠者即仁者，侠者爱人。因此即使在危难之中也奋不顾身，舍生取义。侠者贵义，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弃，虽万金将于我何干？
2.政治主张
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命”，是其思想的精髓所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尚贤节用
墨子作为平民出身的政治家，他不但注重言传，还注重身教，身体力行。墨家的人全部葛衣短衫，亲自劳作。他甚至鼓励弟子们以自苦为乐。正因为如此，墨子才深知民间疾苦，才对儒家提倡的繁文缛节深恶痛绝。也是这个原因，墨家才迅速得到广大平民的支持，具备广泛的民众基础，成为一时之显学。
同样，墨子非常关注从平民阶层选拔人才。他认为国家的贫穷和混乱都是由于贵族世袭、压制人才造成的。只有大批选拔重用德才兼备的贤人，才能达到治理国家，改变贫穷和混乱的局面。“尚贤”就是任人唯贤。墨子反对任人唯亲的宗法血缘用人制度。“尚同”就是在一个国家中政令体制赏罚刑治从中央到乡里上下一致，做到令出必行。尚贤是尚同的根本，尚同是尚贤的体现和延伸。墨子认为，只有上下一致，尚贤尚同，才能实现国家的大治。在墨子看来，不分贵族奴隶，不分贫富贵贱，用人只有一个标准：贤或者不贤。在经济发展上，他主张“强本节用”。“强本”就是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繁荣，人民丰衣足食；“节用”提倡勤俭节约，减少一切浪费，他对统治阶级挥霍浪费的奢侈风气进行严厉斥责：“节约则昌，淫逸则亡”。
兼爱和非攻
墨子主张“兼爱”、“非攻”，用“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来拯时济世，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兼爱”即人人平等，不分等级贵贱，不论血缘远近，平等互助；就是爱人，爱百姓而达到互爱互助，而不是互怨互损。兼爱还表现在大国不侵略小国，国与国之间无战事，和平共处。非攻就是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他极力反对国与国之间无休止的掠夺战争，认为战争破坏生产，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非攻善守”是他的重要主张。在《兼爱》下篇他论述了这一原则：
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
兼爱和非攻是体和用的关系。兼爱是大到国家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小到人与人之间也要兼相爱、交相利。而非攻则主要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
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兼爱下》）
天志、明鬼和非命
天志就是上天的意志，明鬼就是确信鬼神的存在。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墨子借用上天和鬼神的说法来教化民众要兼相爱，交相利，非攻止战，实现天下大同。他告诫人们，神经常监察世人的言行，特别是君主的言行。凡不遵行神意的人就会受到神的降灾惩罚，而那些遵行神意的人，就会得到神灵的庇佑。并且认为国家和君主就是按照神的意志而设立的。
非命就是反对命运之说的意思，也就是不相信命运。墨子认为，人们必须打破命运之说，强调事在人为，施仁义，行忠孝，兼相爱，交相利，这样生活才会提高，社会才会稳定，天下才能大治。若信奉命运之说，无所作为，听任各种邪行盛行，坐看各种恶行滋长，只会使人民受害，社会祸乱，乾坤颠覆。墨子在此也提出了用宪法法规和赏罚制度来规范人们行为的主张。这一主张，跟以后的法家有着某种血缘关系。
3.墨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墨子以大义引导“任侠”精神，从而对中国几千年的任侠文化起了主导作用。其注重实践的认识观，直接启迪了后来的如荀子等人唯物主义的诞生。
“贵义”的思想对孟子有着直接的影响。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也。
“等贵贱”这一思想，在孟子接受以后，便提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接受墨子减轻百姓负担发展生产的影响，提出“轻徭薄赋”的主张。历代明君往往都采纳了这一观点。
墨家的统治思想对后世的民间宗教影响巨大。后世的民间宗教都主张超越出血缘关系代之以扩大的宗教家庭，否定尊卑有等的人伦秩序、宣扬众生平等。
（第五节）法家
西周封建社会的运转，所依靠的是两项权力原则：礼和刑。礼包括仪文、礼节、举止行为的规定以及社会习俗所构成的不成文法；它的应用范围只限贵族，称为“君子”；刑即惩罚，它的应用范围是普通百姓，即“庶人”，或称“小人”（琐小的人）。《礼记》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说明了这两项原则的不同应用范围。（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然而，春秋末年，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既然，礼不能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便寄希望于“刑”，而刑的实施必须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再加上，当时大国用侵略、兼并的手法，扩大统治的领土。各国为准备战争或防御入侵，都需要强化国家的统治，就是说，需要中央集权。
法家，就应运而生了。他们为君王公侯出谋划策，怎样统治广大的封地、怎样把权力集中到统治者的手里；他们给统治者提供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帮助他们管理属下，组织民众。
（一）韩非子——法家集大成者
韩非，姓韩名非，战国末年的韩国人，出身贵族，为韩国的公子，生年与血亲已不可考，卒于公元前233年。韩非与李斯为同学，同师事于荀子。
韩非见当时韩国势弱，曾数谏韩王，但韩王不听。韩非痛恨治国不修明法治，不实行富国强兵，而重用那些没有实际经验好发空论的人。于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书成后传至秦国，得到了秦始皇的大加称赞。
秦国攻韩，韩王本来不用韩非，待秦进攻甚急，韩王于是委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到了韩非很为喜悦，但亦未信用。李斯认为，韩非为韩国的公子，终为韩而不为秦，因此向秦王建议，既然不用韩非，不如诛之，以免后患。秦王以为然，下令治非。李斯则暗中差人送韩非毒药，使自杀。韩非怀才而不遇，终为自己的同学所杀。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而要适应这一历史变革，韩非认为首要的是制定法律。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韩非并不寄希望法律能使人向善，使用法律只是厉行禁止。“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圣人治国，不是要人人都为善，而是使大众不做恶。君王统治国家，靠的就是法律和威严。
这样，韩非便将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的法、势、术，紧密结合了起来。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就是要“循名而责实”。君主治理国家，就是将法律中规定的各项职责交给臣下，然后监察他们是否恪尽职守，做到赏罚分明。
（二）李斯——法家厉行实践者
李斯（？—公元前208），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方）人，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在诸子百家中，李斯和韩非师从荀子习帝王之术，成为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李斯，初为上蔡郡小吏，后入秦辅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官拜丞相，被世人尊称为“千古一相”。
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秦国，先在秦相吕不韦手下做门客，取得吕的信任后，当上了秦王政（嬴政，即秦始皇）的近侍。李斯利用经常接近秦王的机会，给秦王上了《论统一书》，劝说秦王抓紧“万世之一时”的良机，“灭诸侯成帝业”，实现“天下一统”。秦王政欣然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先任命他为长史，后又拜为客卿。公元前237年，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在被逐离秦途中，写了《谏逐客书》，劝秦王收回成命。秦王看了深受感动，立即取消了逐客令，并恢复了李斯的官职。李斯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佐助秦王政制定了吞并六国，实现统一的策略和部署，并努力组织实施。先后灭了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第一次完成了统一大业。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屡建奇功。他建议秦始皇废除了造成诸侯分裂割据、长期混战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又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之后又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以“焚书坑儒”（建议销毁民间所藏《诗》等百家之学，坑杀儒生）来统一思想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些措施，都是以法家的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为指导的。
秦始皇死后，李斯听从赵高阴谋，矫诏杀太子扶苏，立胡亥。秦二世继位后，赵高专权，污蔑李斯谋反，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夷灭三族。
（三）法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以法治国，兼用术势，法为根本，术势为辅，是法家的基本思想。法的平等性、明确性、威吓性、现实性这四个特征，决定了法是治国的重要工具，而术、势是法得以实现的保障。法家思想对春秋战国及后世的封建主义法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纷争不断的战国时期，起到了整治社会秩序、富国强兵的积极作用。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君国统治来说，法家学说确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存在。每当国家危疑弱乱之时，总有赖法家学说以求自强，如三国时曹操的好用权略与孔明治蜀的平正廉明，正是法家思想的表现，故王夫之《读通鉴论》以为魏蜀重申韩之术，宋代王安石与明代张居正，锐意革新，力谋富强，也是参照法家学说而成的。
总之，法家的精神出自列国的纷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称：“尊君权，重法治，禁私学乃当时现实政治的自然趋势，法家之学不过将其加以理论化而已。”法家思想盛于齐、三晋及秦，而后有助于秦之富强及完成一统的基业，更是秦施政的主要学术思想的根据，对后世有莫大的影响。
（第六节）名家
名家是以提倡循名责实为学说的流派，提倡“正名实”，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战国期间，局势动荡、混乱。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强调事物应该“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确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