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在陕北的窑洞里，回忆起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邵飘萍，他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7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张作霖为什么一进北京就要杀邵飘萍？我们还得从他作为独立报人的辉煌一生说起。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出身贫寒，从小在金华长大。1899年他只有14岁就考中秀才。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青少年时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长9岁的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于1904年创办金华有史以来第一张报纸《萃新报》，邵飘萍正是从《萃新报》获得对报业的最初印象。
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学制三年。同学中有陈布雷、邵元冲、张任天等人。这三年，邵飘萍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深深感染。他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1909年春，省运动会期间，他还和陈布雷、张任天三人一起，在一个图画老师指导下，办过一张《一日报》，这可以说是他报业生涯的开始。在此期间，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鳞等人的影响，和鉴湖女侠秋瑾曾有书信往来，秋瑾殉难前5天还给他这个青年学子写过一封信。
1909年夏，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故乡金华，在他的母校教历史、国文。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他在教书之外，主要的工作是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的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他自己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因此关系，辛亥革命之岁，遂与杭辛斋君经营浙江之汉民日报。”
1911年，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杭辛斋（1869—1924），浙江海宁人，1898年，涉康、梁案曾遭清廷拷打，险被杀头。1905年参加同盟会，赴京办《白话报》，因触犯权贵被禁。在报界很有影响）。他知道邵飘萍经常写些地方通讯，两人一见如故，当即聘邵为主笔，共筹《汉民日报》。11月18日，即杭州光复后的第11天，《汉民日报》就出版了，经理杭辛斋、主笔邵飘萍。
该报“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唯一宗旨”。11天后，《浙江军政府公报》创刊，也聘邵飘萍为编辑（经理马叙伦、总纂杭辛斋）。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15年的终身报业生涯。
1912年春，杭辛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将《汉民日报》交给邵飘萍一人主持（这时他还兼任《申报》、《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他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早在辛亥时就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他在1912年1月写的时评中即指出：
“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
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5天后又评论：“总统非皇帝。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总统与己。”
他以一个独立报人特有的敏锐，发表了大量短小、深刻、具有预见性的时评。不幸的是，全被言中了。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他后来自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还曾遭到过暗杀。
邵飘萍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尤其注意搜集海外新闻学知识，1915年10月就开始编着《新闻学》一书，12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论新闻学》一文。积极倡导新闻救国，为后来回国办报做准备。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发表了着名的时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全文共86字，却用了6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短小精悍，用语犀利，给民众以希望。他在上海主持三报笔政，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猛烈抨击袁世凯的罪恶行径。写下了一系列犀利、精辟的文章，如：《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同迫退位》、《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等，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十五分钟。仅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他就发表了社论36篇、时评134篇。他高举反袁大旗，为扫除专制、重建共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邵飘萍之名遂誉满全国。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资格最老、销路最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在短短两年间，他就为《申报》写了20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请看他揭发张作霖1918年2月抢劫政府军械而写的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寥寥几笔，就已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8年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他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首创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对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5年7月（应为8月），邵振清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做民众的喉舌。而当时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北京时报》是段祺瑞的背景，《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黄报》由张宗昌资助。邵飘萍献身报业已近10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报人，他是多么渴望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