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王金发治绍的恶名，还不仅仅在于多杀了人，关键是百姓乃至乡绅的负担加重。从本质上讲，王金发矢志北伐，扩军速度奇快，一个小小的绍兴府，居然不到八个月就招了将近一个师的军队，军队多，筹饷压力自然大。绍兴没有多数现代工商业，只能从赋税上想办法，不仅传统的盐茶两税加重征收，而且光复地区普遍的减免田赋，在绍兴也提前开征。同时，王金发还借口镇压反革命，严禁鸦片，对当地粮户和乡绅大肆勒索，没收田产。这样的话，原本就对山大王充满敌意的当地乡绅，不免对他的统治群起而攻之。连他资助办的《越铎日报》，也刊登抨击他的文章。王金发的士兵前去捣毁了报社，伤了报人，结果引起更大的反弹。革命党人用武力压制言论，使得王金发在全国都有了恶名。其实，随着时间推移，王金发在舆论的抨击下，行为是在逐步收敛的。原本逮捕了秋瑾案中传说是主要告密者的章介眉，最后在各方的说情下，还是把他放了。《越铎日报》大张旗鼓地骂他，他也没把这境内的报纸封门。
尽管平时老百姓挺喜欢山大王，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故事到处流传。可一旦真的山大王来了，他们还是有些害怕的。加上山大王的统治过于随意，百姓的负担反而重了，地方的秩序反而不好了。原本在政治上跟着乡绅走的百姓，自然也就对王金发怨声载道。于是，在全国统一撤销各地军分政府的压力下，在绍兴人的告状声和舆论的抨击声中，王金发灰溜溜地离开了绍兴。唯一的收获，是手上有了几十万的大洋。
此后的王金发，就基本上变成了上海滩上的一个豪客，成天醇酒妇人，花天酒地，豪饮豪赌，收了名妓花宝宝，买了座小洋楼，安享温柔乡之福。国民党二次革命，他虽然不能说一点没有参与，但毕竟没有出来亮亮枪法。再后来，他渐渐跟党人也不怎么来往了，还有传说他将要自首投靠袁世凯，帮忙缉拿革命党人的。但是，这种事毕竟没有发生，北京政府陆军部的批文也说，他一匪未缉，空有自首的虚名。王金发的最终结局，是在1915年袁世凯统治的盛期，惩治革命党的风声早已过去，他准备在西湖边安家之际，被浙江督军朱瑞诱捕，当即于1915年6月2日，被枪杀于杭州军人监狱。看临刑前被五花大绑的照片，王金发神态自若，虽多年以妇人与酒自戕，还不失为一条汉子。而杀他的朱瑞，其实在当年攻打抚台衙门时，还是同志。就当时的档案材料看，显然浙江督军朱瑞比北京政府更有积极性杀这个昔日的同志。也许，山大王的名声害了王金发，有这个名声，回到家乡，无论有无作为，地方官总是会担心的。
谭延闿：变乱的受益者
谭延闿在去都督府的路上，是一路哭着去的。到了那里，谭延闿半晌定下神来，才明白这些军汉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要他做都督。
在民国，谭延闿是个人物。他在汪记国民政府做过政府主席，蒋记的国民政府，做过行政院长。虽然好像实权不在手里（此老做什么，实权似乎都不在手里），但毕竟是顶了天的大官，死后，要举行国葬的。也真就国葬了，葬在中山陵，孙中山的旁边，一个蒋介石一直想要，却最终求之不得的地方。
但是，谭延闿不是老同盟会员，作为一个大人物，革命的资格很浅。他跟国民党的关系，跟孙中山的关系，始于辛亥革命。革命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如果不是这场革命，他可能会是一个名绅，或者高官，抑或著名的书法家，但无论如何，不会跟革命扯上关系，不会涉及那么多场的战事，不会当罢督军、司令、军长，再当主席和行政院长。
其实，谭延闿的崭露头角，是在清末。谭延闿是个贵公子，父亲谭钟麟，做过清朝的陕甘、闽浙和两广总督。谭延闿是个远近闻名的才子，少年得志。十三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得中清末最后一届科举的会元，即会试第一名，破了湖南的天荒。要不是西太后因年头不利，刻意追求吉利，也许状元就不一定是直隶的刘春霖，而是湖南的谭延闿了。但是就这个会元，也让湖南人一时很是扬眉吐气。晚清湘人很牛，但最牛的胡林翼、曾国藩和左宗棠，都不是科门高第，一直也没有科门高第。一个谭延闿，把面子挽回了许多。
谭延闿的父亲，是个保守派。戊戌维新时，拥护维新的大吏不多，跳出来反对新政的封疆大吏也不多，但有他一个，在两广总督任上，首先裁撤新政事务。可是，儿子谭延闿却是个趋新的人物。辛亥年，他是湖南谘议局的议长，是立宪派的领导人之一，给清政府添了不少麻烦。此前的立宪请愿，他也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不仅如此，湖南的谘议局，属于当年最活跃的谘议局之一，搞得风生水起。每有举动，全省为之瞩目。因为加税案，他跟巡抚官司打到资政院，而且取得了胜利。革命前，他跟革命党没有关系，但辛亥年巡抚余诚格几次要杀党人，都为谭延闿所阻止。革命发生的时候，跟湖北的汤化龙一样，谭延闿也对清政府失望到了极点，因此，尽管对革命党人不明里就，还是很配合，不仅出面说服立宪派士绅接受焦达峰和陈作新，而且出任军政府的军政部长。只是，在一个讲究资历的国度，焦达峰这样在革命党和社会上都藉藉无名的会党好汉，在绅权特重的湖南，无论如何是无法立足的。即使焦达峰当了都督之后，没有那样的江湖做派，胡乱封官，天天摆席，他的都督也做不长，因为总有人不服。
不服的人策动士兵作乱，杀了焦达峰和陈作新，但却拥戴谭延闿做都督。那日，众军汉涌入谭家，直入堂奥，大呼小叫：“谁是谭延闿？”吓得谭延闿面色如土。军汉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他拥入都督府，大有当年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味道。有史料说，“军士以强迫手段，以四人负之入轿，四人舁（抬的意思）之迳去，”跟绑票一般。作为外国人的长沙税务司向上司报告说，谭延闿在去都督府的路上，是一路哭着去的。到了那里，谭延闿半晌定下神来，才明白这些军汉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要他做都督。他提了两个条件：第一，要厚葬焦、陈二人，因为他们毕竟是革命元勋；第二，军人要守纪律，服从军法。如果不答应，他宁死也不做这个都督。事已至此，军汉们只能答应他，大家一起高呼万岁。那情形，就像当年赵匡胤被军士拥戴，黄袍加身一样。
由于谭延闿成了这场变乱的受益者，所以，后来的史家，每有说刺杀焦达峰是他的指使，虽然并没有证据。其实，谭延闿在当时，也感觉到了某种尴尬。他刻意疏远作乱的军官梅馨，致使此人一直郁郁不得志。同时，他对焦达峰任命的都督府人员，一律留任，以示安抚。作为一介文人，被一群军汉拥戴为都督，没有能力制裁作乱者，大概也就只能这样了。据说，谭延闿也有一手好枪法，曾经在军人面前露过一手。也曾遭遇过闹饷军人的围攻，他都处变不惊。但是，他毕竟不是军人，在那个乱世，一个文人，很难让军人心服口服。他做了都督之后，湖南在他手上，作为湖北前线的直接后方，一直维持到南北和谈成功。有意思的是，当立宪派们纷纷倒向袁世凯的时候，谭延闿却加入了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成为著名的国民党都督，直到被袁世凯免掉。在督湘期间，对革命党人特好，对“革命伟人”一律刻意逢迎，还把长沙的一条路，改名为“黄兴路”。
此后的谭延闿，就一直作为国民党人，活跃于政治舞台。前后三次督湘，最后大革命时北伐做了北伐军第二军的军长。跟蔡元培一样，他是国民党内两个革命的翰林之一。只是蔡元培一直都是文官，而谭延闿却一直在做着将军。可是这个将军，脾气特别好，人们一边尊称他为畏公（他的号是无畏），私下却称他为谭婆婆，谁也不畏他。谭婆婆字写的好，更好求，当年的湖南，一个小点心铺子，都可能有他写的招牌，不过都是免费的。谁撞上他，一求，准答应。做了那么多年的将军，在国民党内，也没有人当他是军人。国民党有两个人缘特好的大人物，被叫做“甘草”（中药里，甘草药性平和，跟哪种药都可以配合不打架的），武甘草是何应钦，文甘草就是谭延闿。脾气好的人，官运也好，不服不行。但是这个官运，不仅跟他的脾气有关，而且跟他赶上了辛亥革命有关，跟他在辛亥后的选择站班，更有关。
张宗昌：一个流氓的革命崛起史
张宗昌一米九的大个子，相貌堂堂，胳膊粗力气大，可能还会个两下子，会讲一口洋泾浜俄语，为人也挺仗义的。
在众多军阀中，张宗昌是一个标准的流氓，外国人称他是狗肉将军，中国人称他是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有多少钱，多少兵和多少姨太太。他得势之际，中原所有的土匪流氓都喜欢投奔他。队伍每天都在扩大，真的不知有多少兵。另一个较小的流氓军阀孙殿英，跟的大人物人无数，但私下说起来，还是跟张宗昌的时候最爽。他的钱当然不少，但关键他不在乎，没了就没了。部下贪污，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手上的钱被骗，他从来都懒得追究。姨太太多到没法辨认，如果有的跟人跑了，跑了也就跑了，从来不会追杀。这种流氓到家的人，不在乎人家花他的钱，也不在乎人家睡他的女人。流氓做到了这个境界，如果不考虑到他对民众的危害，还就是有人喜欢。流氓多了，能做到统兵数十万的人不多。为人再讨人喜欢，也得有机会，而且能抓住机会，这个曾经一度统治过直鲁两省的军阀大帅，起家就在辛亥革命。有谁知道，这个声名坏到家的狗肉将军，当初，居然是正经八本的革命军呢？
辛亥前夕，张宗昌在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做警察。当时海参崴华人特别多，整个城市都靠华人撑起来的。为了方便管理华人，沙俄的远东当局雇了好些华人警察，或者说叫门警和协警，张宗昌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他是华人警察中的老大，地位相当于当年上海法租界的黄金荣。张宗昌一米九的大个子，相貌堂堂，胳膊粗力气大，可能还会个两下子，会讲一口洋泾浜俄语，为人也挺仗义的。所有的华人警察都听命于他，华人在那里大小事情都会找他，连俄国人也让他三分。他干过胡子，做过地痞，做警察之后，包娼包赌包贩毒，在海参崴周围方圆几百里的地界，黑道白道都买他的账。当年海参崴新来的雏妓，第一夜必须是他享用。
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就注意到了东北这个日俄杂处，没有规矩的地方。从来不惮于跟黑社会打交道的他们，把发展势力的目光，投向了著名的东北土匪和马贼。从大连到黑龙江，都有革命党人的身影，也的确联络了不少人。虽然说跟会党一样，这些绿林好汉到时候能不能顶用不得而知，但毕竟有了联系，某些土匪马贼也表示乐意效命。由于当时进入东北，坐船到海参崴更加方便，因此，张宗昌这个黑社会的翘楚，也在革命党的视线之内。由一个留学过俄国的留学生做过他的工作，因此也得到过他的帮助。到了革命爆发，上海光复之后，南方的革命党人开始筹备北伐。鉴于南方革命军缺乏骑兵，而东北马贼举世闻名，于是，黄兴和陈其美先后派了若干人乘船来到海参崴，转道进入东北，准备在马贼中招募一些骑兵。
在张宗昌的斡旋下，革命党人联络上了当时在海参崴以北二百多里大山里占山为王的胡匪刘弹子，此人有差不多一两万的部众，多为马贼，官兵一直拿他们无可奈何。作为山匪绿林，最高的理想当然不是占山为王，也不是被招安，而是投身一个新朝，彻底洗白，摇身一变，成为开国元勋。海参崴是俄国远东的商埠，消息一点都不闭塞，当地的华人知道南方的革命，知道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所以，革命党人很快就说服了刘弹子，他们下山来到了海参崴，在张宗昌的庇护下，商议好了具体的条件。最后达成协议，革命政府先给刘弹子以骑兵团长的名义，由刘挑选精锐八百人组成骑兵团，所有的费用，所有的运输安排，均有革命党人负责。
就这样，巨匪刘弹子和张宗昌以及刘的部下，连带一些张宗昌在海参崴的小兄弟，分批乘船南下，到了上海。可是，到了南方之后，原本做团长的刘弹子降级成了营长，而团长变成了张宗昌。在山里称王称霸的土匪头子，出山之后，毕竟没有见过市面的流氓头子吃的开。三转两转，就晕了。刘弹子不甘心，决意反抗，但却像老虎离开了山林，施展不开，不得已，只能带人走路，回到东北重归山林。可怜，走的时候，居然没带走几个人。同样在上海滩混的帮会大佬革命党人陈其美，看来很欣赏这个北方的同道，张宗昌就在上海督军陈其美麾下做光复军独立骑兵团的团长，后来又被编入冷遹的第三师下面做骑兵团团长。袁世凯反正之后，黄兴大肆裁军，冷遹的部队被保留下来，张宗昌依旧做他的骑兵团团长，随后升任旅长，红得不得了。然而二次革命时，张宗昌审时度势，阵前倒戈，投靠北洋大将冯国璋，马上变色，换了主子。换主子的人，一般都会受气，但他赶上了一个厚道的主公，部队居然得到了扩编，编为江苏暂编第一师，张宗昌成了师长。
1918年，段祺瑞要武力统一，对南方用兵。非嫡系的张宗昌，被后来的江苏督军李纯支到了湖南前线。非常滑头的张宗昌，在战争初期，刻意保存实力，没打什么硬仗。但拖到1920年，随着直系干将吴佩孚的突然撤兵，整个北军战线被拖累得土崩瓦解。张宗昌的暂编第一师也崩溃了，张宗昌只身带着一大笔军饷，回到了北方，用这些军饷买了十几个金狮子，送给曹锟，意图弄个一官半职，曹锟乐意，可是吴佩孚知道以后，坚决反对。张宗昌倒也潇洒，金狮子也没要回来，转身出关，投奔张作霖去了。张作霖收留了他，只给了这个光杆司令一个宪兵营长。但是，机会总是垂青于这个大个子流氓，前吉林督军策动人在张作霖的后方造反，张作霖忙于跟直系对阵，没有兵可派，于是给他一些老爷兵，一些破烂枪，让张宗昌前去应付一下。等张宗昌到了前线一看，哦，原来起哄叛乱的都是昔日他的流氓地痞喽啰。一招手，就都过来了。从此，张宗昌东山再起，越做越大。还趁十月革命之际，招募了一万多白俄士兵，编成一个白俄军团，进关之后，每仗都用这些白俄兵打头阵。那时的中国兵都怕洋人，白俄兵一来，就吓哆嗦了，因此所向无敌。直到大革命北伐战争，他才被当年革命党人的后辈彻底打败，退出历史舞台。1932年他心有不甘，潜回山东，被山东军阀韩复榘算计，送了性命。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这个机会，张宗昌这一辈子，也许就是一个北方的黄金荣。而且到了十月革命以后，大批华人华侨被驱逐，连黄金荣也做不成，但是革命却给了他一个机会，成为不可一世的乱世枭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