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顺，平和，礼数还大的八旗子弟，亲手惹下大祸，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覆灭，连挣扎的心思都没有。
良弼：凡鸟偏从末世来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满人最后一个军事人才，出在末世，无论如何挣扎，命运注定是悲剧。待到这根独木也断了，那个良弼又爱又恨的朝廷，就只能寿终正寝了。
清末满人没有人才，尤其没有军事人才，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要说一个没有，倒也不是。从晚清到民国，日本士官学校是中国军事人才的一个重要源头，好些此前此后声名赫赫的将领，都是士官生出身，论起来，可以排长长的一队。最早的三期（相对于中国学生而言）士官生，一百六十人中，只有三个满人。倒不是朝廷不送，而是满人吃不了这个苦，不肯去学。这三人中，舒清阿坐了一辈子机关，默默无闻，铁忠有点动静，辅佐湖广总督瑞澂，是瑞澂手下的第一号干将，但在武昌起义过程中，主张强硬激起事端在先，没有劝止瑞澂仓皇出逃在后，实在只能算是一个庸才。惟有一个良弼，的确是块料，即使革命党提及，也得树大拇指。不仅可以跟士官三杰之首吴禄贞比肩，连枭雄袁世凯都惧他三分。
良弼是清朝的宗室，努尔哈赤幼弟巴雅拉之子巩阿岱之后，大学士伊里布之孙。这个伊里布就是参与鸦片战争和谈的那位，不惟后来的教科书骂投降，当时在清朝，也属于有污点之辈，后代没有什么好日子过。良弼的父亲早亡，跟母亲一起生活，在成都长大。他出生的时候，宗室的黄带子已经被革掉，降格为觉罗，红带子，直到他后来发迹，象征宗室特权的黄带子才又重新给他系上。在外省，一个贫寒的普通旗人，没有父亲的孤儿，能有什么遭遇，可想而知。跟别的八旗子弟不同，他吃过苦，也能吃苦，加上天分不错，所以到哪儿都显得很优秀。身世的沉浮，容易激发人向上的斗志，所以，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相当刻苦，在同学中，小有名气。1903年回国后，正赶上朝廷新政，用人之际，这样的满人军事人才，马上被选入练兵处，一个军事改革的中枢机构。开初几年，对于朝廷编练新军，制定军事制度，他出了力，起了很大的作用。1906年南北新军第一次大演习，他担任北军审判长，很出风头。期间，虽然短时间的当过标统带过兵，但更多的时间是在陆军部、军谘府这种中央机构任职。中国新式的军事教育体系，基本上是在他手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在晚清这样一个满人整体没落的环境里，像他这样的人才，注定恃才傲物，也注定曲高和寡，遭人嫉恨。即使在1908年满人亲贵用事之后，身为宗室的他，却没有按亲贵的逻辑一步登天，得到大用。官阶还是陆军部的司长，只是加了一个禁卫军协统，军谘府的军谘使头衔。他虽然是自己人，但却仅仅是疏族，在打江山的谱系中没多少份额，以贵排序，轮不到他。关键的是，他的聪明和处事明白，时常显出权贵的蠢来。仅仅是因为主掌禁卫军和军谘府的载沣的弟弟载涛是个玩家，不管事，禁卫军和军谘府才让他实际上当了家。他的建议，能否上达天听，其实很难说。即便有好主意，也架不住众多的馊主意掺和。直到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山，架空满人，为了让他让权，良弼才得了一个副都统的头衔。《清史稿》说他“刚果有骨气，颇自负，虽参军务，无可与谋，常以不行其志为恨，日有忧色。”确为知人之论。
辛亥军兴，他很是忙了一通。亲贵不派他下去统军征剿叛贼，宁肯让那个饭桶荫昌出征，在他们的小心眼算计里，也许是这样的：唯一知兵的自己人得留在身边护驾，才睡得着觉。如果当初把良弼派下去，虽然不一定能扫平武汉，至少比荫昌强上百倍。当然，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身在军谘府（相当于日本的总参谋部）的他，远没有日本参谋本部的参谋们那样的神通，调谁谁不动，一向信任的士官同学，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人，还出现“异动”迹象。良弼反对重召袁世凯出山，但人微言轻，不起作用。力主迅速立宪以图挽救，也已经晚了。废除摄政王和立宪，反而只给了袁世凯机会。到了这个时候，亲贵即使明知道招回袁世凯是急来抱佛脚，但即使饮鸩止渴，也只好喝下去。然而，毒药喝了之后，清朝的覆灭加速了。
眼睁睁看着大权旁落，袁世凯跟南方和谈卖朝廷，良弼和铁良等人则组织宗社党，力图挽救危局。由于他在禁卫军中还有潜势力，宗社党叫嚷的声音也不小，因此给袁世凯的逼宫，造成了一定的障碍。这时，革命党出来帮忙了。一个常在北洋军中厮混的军人小个子四川人彭家珍，一个敢玩命的革命党人，决计刺杀良弼。由于他经常在军界行走，门径很熟，虽然不认识良弼，却很快弄来良弼的照片，看熟记牢。又依稀记得良弼跟奉天讲武堂的监督崇恭认识。于是弄来一身标统的服装，印了若干崇恭的名刺，揣上炸弹，登门拜访，适逢良弼外出未归，彭家珍就在良弼家大门左近等候，一等等个正着。上前出示崇恭名刺求见，趁良弼松懈，投掷炸弹，一未炸继而二，炸弹炸伤良弼左腿，彭家珍则当场毙命。据说，良弼之伤，即使按当时的医疗条件，尚不至死，但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收买了给良弼治病的中医，进一药酒，服后就不行了。临死前告人：“我辈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还别说，彭家珍留下的绝命书的说法跟良弼的临终遗言非常相似：反对共和而且有军事知识且极其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刺人和被刺者，真是知音，理当合葬才是。
良弼死后，宗社党如鸟兽散，朝中大臣，也纷纷逃到天津躲避。晚清最后的忠臣良弼的丧事无比凄凉，前来吊唁的人，寥寥无几。上朝时，隆裕皇太后搂着小皇帝，眼见得朝堂空无一人。只好听任袁世凯摆布，下了最后一份诏书，授命袁世凯办民国。这是袁世凯的小招儿，等于告诉天下，我袁世凯得天下于清朝，不是革命党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此小朝廷躲进了紫禁城，而天下变了民国，袁世凯成了世界第二华盛顿，中国第一华盛顿。
由于良弼之死，最大的获益者其实是袁世凯，所以，有人认为，刺杀行动，其实是革命党和袁大公子袁克定一起策划的。而良弼之死，基本上是死在袁世凯手里，彭家珍的行动，只是一个由头。还有人指证，直到革命党二次革命之后，彭家珍的父亲一直都由袁政府养着，每月领取一千元，可以直接见去见参谋本部的次长陈宧。看来，如果此事属实，袁世凯对于彭家珍，还真是知恩能报。
良弼是宗社党的创始人，清朝最后一个铁杆保皇党，但其实他的思想并不旧。他非常赞同戊戌维新，对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推崇备至。为官也相当清廉，对朋友也仗义，满人中还传说他当街暴打强抢民女的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的轶闻（应该不是真的），有着特别好的名声。跟那些蠢猪一样的少年亲贵不同，他不赞同把权力都收到满人手里。对汉人中的人材，他极力延揽。吴禄贞和蒋方震，都得到他的推荐。直到吴禄贞谋叛前夜，他还对其信任不疑，吴被刺杀，他还下令追凶。有人怀疑吴禄贞之死跟他有关，绝对是无稽之谈——那年月的满人，只有被刺的份，绝对想不起刺杀别人。当然，良弼毕竟是满人宗室，不可能乐见自己的祖宗江山易色，就他而言，底线只能是君主立宪。可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满人最后一个军事人才，出在末世，无论如何挣扎，命运注定是悲剧。待到这根独木也断了，那个良弼又爱又恨的朝廷，就只能寿终正寝了。
端方：名气最大的牺牲者
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
辛亥鼎革之际，虽然说发生了革命，但暴力的烈度，却不怎么大。多数的满人地方官以及驻防八旗，只要不抵抗，大抵都能保住性命。很多地方，连滋扰都没有发生过。当然，激烈抵抗的满人官员，也相当少见，自杀殉节的当然也不多。只有西安除外，满城旗兵做了较为顽强的抵抗，失败后，将军自杀，旗人死了不少。在西安的传教士说，这场革命死了六千满人。革命党人在革命前的宣传中，把个满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寝皮食肉，但真个排满革命了，却客气起来。武昌起义，旗营士兵和家眷，是死了一些，但大多是乱兵和趁乱的流氓所为。在他们停止抵抗之后，革命党人并没有做穷寇之追。武昌陆军中学里的满人学生，在整个学校参加起义的时候，居然一个都没有死，看在同学面上，都被放生了。各地旗籍官员不少，但只消放弃权力，大抵没事。算起来最倒霉的，要数从武昌出来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满人官僚端方，说是去镇压保路运动，实际上没有放过一枪一弹，但是他却在四川的资州，被带去的新军士兵割下了脑袋。
端方在清末，绝对属于满人中的翘楚。旗下三才子，大荣（庆）、小那（桐）、端老四（方），端方出类拔萃，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比前两位都多得多。此公思想开明，又能干。在那个满人普遍低能颟顸的岁月，显得十分扎眼，也深受慈禧太后老佛爷的赏识。清朝最重要的两个封疆大吏的位置，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他都干过。早在戊戌变法中，他就是满人中不多的变法支持者。晚清预备立宪，他更是非常卖力地推动。外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中，他是最重要的一位。据说，考察回来之后，慈禧问他立宪的事，他回答说，朝廷若能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一句话，让老佛爷定了心。他在地方任上，一边大力改革，一边着力防范革命党，但处置起来却比较温和。著名的革命党人赵声，混成新军标统（团长），被他发现，没有砍头，只是驱逐了事。江苏革命党首领人物陈道公被他抓了，不仅狱中加以优待，而且最终放了。陈道公从此改名“陶遗”，以纪念他的救命恩人（端方字陶斋）。刘师培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感念于端方的礼贤下士，也许未必会背上一个叛徒的罪名，投到端方的幕下。若不是慈禧和光绪翘得太早，端方没了靠山，大祸突降，遭政敌算计，被人弹劾，丢了乌纱，作为罕见的满人能臣，他理应在后来的政局中，起更重要的作用。他被人弹劾，罪名是在慈禧丧礼上大不敬，所谓的不敬，无非是丧礼上派人沿途照相——一个跟时髦的先进文化有点关系的罪过，其实不过扯淡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他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在当政的亲贵翦除袁世凯势力中，撞到了枪口上。以载沣为首的满人少年亲贵，在暂短的三年当家期间，所作所为，主要是把权揽在满人自己手里，但却先把一个属于自己人的才子加能吏给革职，想不垮台都难。
在清王朝的倒计时的几个月，端方被重新起用，受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替这个末世王朝办一件最不该办、最得罪人的大事。现在看来，就是这件事，送了端方的性命，否则，赋闲在家的端方，料想积攒的银子不少，在革命后若是想干点啥呢，老朋友袁世凯也会答应，不想干，做遗老，尽可以躲到青岛，跟一班儿同道诗酒唱和，喝喝酒，做做诗钟，发发牢骚，颐养天年。接任之后，刚到武昌不久的端方，就赶上了四川的保路运动。职责所系，他无法置身事外。只好从湖广总督瑞澂那里，讨了一个多标（团）的新军，入川弹压。
可是，入川在那时候，不是件容易的事。等到他带着兵进了到了资州，川督赵尔丰已经开杀戒闯了大祸，四川遍地烽火了。当然，聪明的端方，不想去蹚这趟浑水，于是停在资州观望起来。同时，他也不断做出姿态，表示对保路运动的理解，要释放所有被捕的人。不仅弹劾了曾经的护理总督王人文，连现任的总督赵尔丰也没放过。但是，他释放的善意，在不断恶化的局势面前，已经没有用了。武装造反的同志军，越来越激进。停在资州，吃牛肉和老酒的端方，平静的日子没过上几天，背后的武昌就炸营了。武昌起义爆发而且成功之后，尽管端方刻意隐瞒武昌的消息，他所带的这一团士兵，还是变得躁动起来。原本他们就是起义士兵的兄弟，里面的革命党人，一点不比在武昌那部分部队的少。老营反了，确切消息没有，但蛛丝马迹总会有，不反，怎生耐得住？端方也闻到了味，想要逃，人生地不熟。要当地绅士帮忙，无奈这个钦差大臣过于有名，动静太大，没人敢接茬。只身出逃，遍地烽火，也不安全。正在犹豫中，发现他带的士兵，全都剪了辫子。端方跟士兵们说，他原本是汉人，姓陶，浙江人，先辈人于清初投旗。此时的表白，已经无济于事。不久，端方和他的弟弟，根本无辜的弟弟，被士兵架了出来。他对士兵说，我待你们不薄。士兵说，那是私恩，我们求的是反满的公义。他又说，来自自流井的银子马上就到，你们可以拿了银子，放了我。士兵们干脆不说话了。在死寂的静默中，端方和他弟弟被按在四脚板凳上，砍了好些刀，脑袋才被砍了下来，被装在事先准备好的木匣里，被带回了武昌。当时，四川遍地烽火，如果入川的鄂军不杀端方，就会被视为敌人，能不能全身而退，很难说的。所以，端方的头颅成了通行证，在回鄂的路上，路过一地，川人都要打开匣子看看端方，然后摆酒送行。
就这样，端方成了清亡之际，名气最大的牺牲者。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端方算一个，良弼也算一个。
载穆：一个殉节的满人副都统
在当地士绅的斡旋下，私下里，旗兵居然一致同意缴械。看到自己的部下如此，载穆也无可如何，回到内室，用一根麻绳吊死了自己。
在辛亥革命当口，满人在各地做官的人很多，各个层次的都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满人亲贵有意收回权力的结果。至于各地的驻防八旗，更是满人的专利，无论将军和都统副都统，不是满人，就是蒙古人。而且，清政府有意改善了八旗的装备，驻防八旗的装备有的甚至要比当地的新军还要好。但是，革命发生之后，各地的旗人官僚，基本上没有抵抗的，不走即降。驻防八旗首领，走的最多，其次是降，战或者表示要战而死者不多，殉节自尽者最为罕见，但也不是一个没有，当时驻防镇江的副都统载穆就是一个。自己死，其实不容易，“吾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官做到一定份上，就是自己想死，也未必死得了。一大家子人，拖累太大。况且，晚清的人们，传统的观念已经动摇，有谁还在意忠孝节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