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张彪对于手下这一镇（师）的控制，还真是够严的。第八镇的军官，几乎没有什么革命党，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组织，也屡屡被破坏。武昌起义时卷入起义的军官，只有一个吴兆麟，才是个队官（连长），也仅仅算是革命的同情者。工程营打响第一枪之际，军官们一直在堵截，有的还为此送了命。只是，南方新军，士兵多为读书人，一旦接受革命党宣传，就控制不住地激进。所以，发生革命，也不是张彪所能掌握的。况且，张彪虽然是武人，还去日本考察过军事，但他之所长，毕竟是伺候长官，察言观色，揣摩主人，跑腿办事。要说指挥一个师，练兵打仗，选拔人才，就不是他的所长了。所以，他手下的军官，像黎元洪这样的老实人比较多，有个比较出色的蓝天蔚，还留不住。这些个老实人，听话倒是听话，但有了大事，就没了主意，士兵乱将起来，任谁都控制不住部队。起义那夜，张彪能掌握的成建制的部队，只有一个辎重营。当时，张彪被招到总督府，商议对策，当楚豫舰舰长劝瑞澂逃走的时候，他也跟着附和——这附和他的性格，顺着长官的意思说话。但是他未必不知道，一旦瑞澂走了，人心就散了。据打响第一枪的熊秉坤回忆，说张彪据守督府，一面机枪咯咯地放，一面竖起一面大旗，上书：“本统制带兵不严，致尔等叛变。汝等均有身家，父母妻子倚闾在望，汝等宜早反省，归队回营，决不究既往；若冥顽不灵，则水陆大军一到，定诛灭九族，玉石俱焚，莫谓本统制言之不预也！”这面写着文绉绉劝降词的大旗，大概要算是张彪最强硬的抵抗了。在瑞澂小妾眼里，这个膀大腰圆的将军，一向标榜自己跟部下关系好来的。不过，据后来起义的第八镇士兵说，他们也认为张彪待人不错。实际上，起义士兵对张彪也相当客气，督府被烧了，但却下令不许烧旁边的张彪府邸。张彪逃走之后，还派兵守护，不让乱兵骚扰，最后放张彪的家人平安离境。对他们来说，起义反抗是公义，张彪对他们不错，有私恩，私恩也要顾及。
武昌起义之后，张彪退出军界，回到天津日租界养老，从此不再过问政事。这时候人们才发现，作为遗老隐退的张彪，比他的主公张之洞，可要富裕多了。在那里，张彪盖了一座全城最有名的“张园”，占地二十亩，是天津著名的娱乐场所，跟上海由商人张叔和建的张园南北呼应，谁人不知。北京京剧的名角，来天津唱戏，都来张园。后来清废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宫，躲到天津之后，就住在张园。据溥仪自己回忆，张彪把整个园子都腾出来，让他和从人住，费用全包。自己不惟三跪九叩，而且早晚伺候着，亲自为溥仪打扫洒除，溥仪劝都劝不住。这个因部下起义毁了清朝的前清将领，就因为这个，死的时候得到溥仪的一个谥号：忠恪。
可是，这个忠臣，也就是在伺候主子的时候，能对得起这个谥号，否则，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发生了，也闹不起来。
吴禄贞：士官三杰之死
当吴禄贞真正放手使用之际，清廷已经因倒行逆施，风雨飘摇了。这种时候，他当然不会选择为清廷殉葬。
历史经常会因一些偶然事件拐弯，明末如果没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当时尚未有中原之志的满人，显然不会那么快取明而代之。而到清祚将尽之际，如果吴禄贞不死，辛亥革命北方的形势，也将会大不一样。即使北京不会落入北方革命党人之手，袁世凯的作用也不会如此之举足轻重。革命后的天下，很可能会是革命党的，其实，天下只要不姓袁，清室爱新觉罗氏的命运，就很难说了，皇帝上断头台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1911年11月7日凌晨，是个历史出现拐点的时刻。此前的一天一夜，吴禄贞都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11月5日，他刚刚见了起义的山西都督阎锡山，商量好了组织燕晋联军的事。更早一点，他被清廷任命为山西巡抚，虽然做封疆大吏是他夙愿，但这个任命，却分明是让他带兵去拼命，收复刚刚宣布独立的山西。当然，吴禄贞没有这么做，他跨过了直隶和山西边界，在山西的娘子关跟阎锡山见了面。告诉阎锡山，他绝不会抢他山西的地盘，而是要拿下北京。于是，两边商量好，组成燕晋联军，掉过头来，直捣黄龙，完成革命大业。再加上和他一向声气相投驻扎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驻扎奉天的第二混成旅协统蓝天蔚，三下联手，趁北洋军的主力正在湖北前线，清廷北方空虚，好事，真是大有可为。因此，11月6日，他一天都没休息，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中，第二天就全军将士胳膊扎上白布（这是反叛的标志），进军北京。命令已经下达，好些依然忠于朝廷的部下感到不解，但还是执行了，但人心惶惶。到了晚上，他也没有回营，就待在石家庄火车站，一夜无眠。7日凌晨，他的卫队长马惠田突然带人闯进来，吴禄贞猝不及防，被马杀死。吴禄贞一死，一向以吴马首是瞻的张绍曾六神无主，不知怎么办好，随即被清政府免职，而东北那边，突然之间众叛亲离的蓝天蔚也只好出逃大连。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此拐弯了。
从晚清到民国，留学学军事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从日本士官学校出来的，前前后后差不多有几百位，但是，在清朝新政之前毕业的，却寥寥无几。这寥寥无几个人中，吴禄贞就是一个。一般来说，由于新政伊始，朝廷用人之际，因此，凡是1903年前后毕业的留学生，往往都会得到重用。学文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如此，学武的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良弼、蔡锷也是如此。这几位，在清末士官生中，位置都比较高。历史上，人称士官三杰的，是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其实，士官生更有名的应该是蔡锷和蒋方震，后面还有一大群左右了历史的灿烂群星，比如阎锡山、孙传芳、张群、赵恒惕、刘文辉等等。只是在当时，蔡锷位置过偏，而蒋方震则出道晚了点，其他人则更晚，只好排在后面。
留日学生，革命者多，这是后人总结出来的规律。学军事的，当然更不例外。所以，士官三杰，都是革命党。但是，这些革命党回国之后，是否还坚持革命，可就难说了。同盟会是个松散的团体，党人彼此的联系程度，比会党还低，所谓党的纪律，更是一句空话。留学时的时髦，多半构不成后来行为的约束。回国如果受了重用，同时国内政治变的比较好，就不一定非革命不可。教科书上说，进入20世纪，经过论战，革命派已经战胜了立宪派，其实未必。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所谓胜利，不过是革命党人用棒子打出来的，并非讲道理说服了人。所以，很多出来留学的精英，是否真的从心里认同革命的道理，一丁点立宪派的道理也听不进去，是很难说的。吴禄贞在当时，是个公认的人才，得到过张之洞、赵尔巽甚至庆亲王奕劻的赏识。士官同学，满人亲贵中唯一知兵的良弼，与之交情甚深。正因为如此，吴才得以步步高升。当然，这其中也有吴禄贞自己的经营。他曾贿赂庆亲王奕劻两万元，拜在这个当年最著名的贪官门下。据说，第六镇统制，就是这么来的。清廷任命他为山西巡抚，觐见之后，摄政王载沣给了吴禄贞一个小匣子，吴回家一看，里面装满了检举吴为革命党的书信。可见，作为一个人才，吴禄贞在清末是很受信任，也很受重用的。可惜，对于吴禄贞这样有大抱负的精英来说，个人的际遇跟整体政治的前途，是密切相关的。当吴禄贞真正放手使用之际，清廷已经因倒行逆施，风雨飘摇了。这种时候，他当然不会选择为清廷殉葬。
只是，看起来十分乐观的北方革命形势，其实存在很多的隐忧。吴禄贞统带的第六镇，原是以袁世凯武卫军的老底子为基础编练而成，属于袁世凯的基本部队。而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和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也是从北洋军发展出来的部队。这些部队，军官都是北洋系的，有些还是淮军的老人，士兵则是北方的农民，官兵思想都相当保守，跟南方新军完全不能比。后来袁世凯得了大位，这些部队的官兵都不大满意，背后还有骂袁世凯是曹操的，说要剪辫子，都哭哭啼啼死也不肯。另一方面，这些部队，基本的官佐，都是袁世凯亲自提拔和培养的，袁世凯在里面根基很深。要带领这样一支军队揭竿而起，反叛清朝，打到北京，其实大有难度。吴禄贞和张绍曾他们，能够得到这些个有实权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廷当家的少年亲贵，因为赶走袁世凯，想要进一步清除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潜势力。但自打统带第六镇以来，吴禄贞改造部队的企图，几乎是寸步难行。只有很少一部分非北洋出身的军官，如何遂、孔庚等人，受到他的影响。其他人则是既影响不了，也撤换不掉，尽管袁世凯走了，但把持朝政的庆亲王奕劻，却跟北洋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世凯提拔的人，想动谁，都动不了。士官三杰，又个个具有名士派头，不屑于扎实地工作，从士兵动员起。据吴禄贞的好友李书城讲，吴禄贞虽然做了统制，但在部队的时候少，在北京的家里的时候反而多，很喜欢跟一班儿文人诗酒唱和。蓝天蔚也好不了多少，他在奉天密谋起义，行动未及开始，部下就把消息透露给了总督赵尔巽。开会商议，部下有反对的，没有赞同的。只有张绍曾好些，也只培养了几个倾向革命的小营长，在张去职之后，还敢贸然起义。其实，三人之中，环境最恶劣的，要数吴禄贞，连卫队长都不是自己人，身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吴禄贞偏又疏于防范，连卫士都不找几个亲信，居然让老的统制卫队长留任。遭遇暗杀，也是必然。暗杀吴祿贞，当然不是所谓个人恩怨，因为凶手杀了人，还把吴禄贞的头颅割下，明显是跟指使之人请赏去了。指使者当时人们多怀疑是良弼，因为他是满人，坚持抵抗革命，以至于跟吴禄贞交厚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带有点报仇性质，玩命刺死了良弼。其实，就情势而言，最大的嫌犯，应该是袁世凯。如果是良弼，即使知道吴祿贞要反，最大的可能是说服上面撤了他，而不是行刺。刺杀了吴禄贞，最大的获益者，就是袁世凯。也只有袁世凯，有这个条件，策动旧部完成任务。
最后，需要提一下那个凶手马惠田。此人为袁世凯立了大功，后来自然不会被追究，但花完了赏银之后，却没有一个人敢用他。毕竟，作为一个卫队长，杀自己的长官，在那个还讲究旧道德的时代，是职业大忌。于是，这个为北洋系立下不世之功的人，在北洋系却没有立足之地，最终潦倒而死。
王金发：山大王做都督
比起做书生，他更喜欢江湖；比起革命道理，他更热衷江湖道义。
王金发的本名是王逸，字季高，金发是他的乳名，一个人以乳名名世，肯定有点特别。在我看，多半是由于他传说中山大王的身份。毋庸置疑，王金发是光复会最彪悍的战士。1907年徐锡麟和秋瑾起义失败后，他只身逃入山中，做山大王，坚持与清朝为敌，遭到朝廷和士绅团练的多重围剿，即便如此，在饭都吃不上的情况下，还能策动反击，突袭嵊县的清兵。后来离开家乡，游走于海上，则扮演了一个革命党侠客的角色，枪法好，身手矫捷，惩治叛徒，刺杀恶徒，神出鬼没，颇有后来中共特科红队的范儿。人们都说，同盟会的叛徒投靠端方的刘师培夫妇被他堵了被窝，若不是求饶答应救人，早就做了王金发的枪下之鬼了。但诱刘叛变的汪公权和告密捕杀秋瑾的绍兴士绅胡道南，就没这样幸运，都做了枪下之鬼。据说，都是王金发干的。
革命党杭州起义，攻打抚台衙门的两支敢死队中的一支，也是他率领的。杭州光复，众人推举名绅汤寿潜做都督，但王金发却认为在秋瑾案中，汤有些不明不白的嫌疑，所以坚决反对。反对不成，自己带着敢死队，直奔绍兴，学齐天大圣，杏黄旗独树，占了绍兴，招兵买马，咱也做了都督。
王金发在革命党里，是粗豪之人，在绍兴、嵊县一带，是出了名的山大王。山大王做了都督，容易让人联想起《水浒传》里李逵做知县，《堂吉诃德》里桑丘做公爵采邑的总管。不过，王金发其实是读过书的人，据说还中过秀才，到日本留过学。只不过比起做书生，他更喜欢江湖，比起革命道理，他更热衷江湖道义。大王做了都督，当年在嵊县一带的江湖人士，都来了，他的部队，很快从不满百人，扩充到一个旅，然后将近一个师。绍兴在他没来之前，已经有一些士绅主张“独立”过了，成立了新政府，但他来之后，把所有的人都赶走，换上了自己的人，当年资助过他的嵊县乡绅黄氏父子兄弟，成为政府的核心人物，不管做好做歹，王金发基于江湖义气，照单全收。
靠义气统治一个地方，有病是自然的。部下纪律不好，但都是昔日的兄弟，王金发没法约束，军队勒索、敲诈，强取财物，甚至强奸妇女之事，时有发生。这种事被他撞上了，一枪毙掉，兴许能好上几日，然后一切照旧。几个把持府政的亲信，也只能一任他们营私舞弊，弄权弄钱。按鲁迅的观察，就是天还没凉，就由刚来时的布袍子，换成了皮袍子。当年闹革命，王家的家产荡尽，还欠了不少债。现在做了都督，就派人挑着银元，到处还债。凡是嵊县的亲戚来绍兴看他，一律赏钱，弄得王家有一搭无一搭的亲戚，相望于道，都来都督府走亲戚。他把外祖父接来绍兴享福，摆队鸣炮迎接，吓得他年迈的外祖心惊肉跳，说什么也不在绍兴待了，回家不久就死掉了。显然，对于中国人来说，骤贵耀富，倒不是太大的失德。王金发最让人看不过的，是他自己放浪形骸的行为举止。这个曾经在日本混过多年的革命党人，做了都督，还跟在日本时一样，携下女或者艺妓郊游。当时人送给他一个美婢侍寝，他就带着这个漂亮女孩，每日到处驰马，饮酒，放枪，还自以为得意，大丈夫当如是焉。这样的浪漫风流，在一个内地小城，大众的观感，自是不好。加上王金发是本地人，当初跟徐锡麟、秋瑾办大通学堂闹革命，加上他自己后来做山大王，跟当地的乡绅，有着太多的是非和纠葛。加上义气为上的王金发立意要为秋瑾报仇，当了政，复仇的面自然会扩大，睚眦之怨必报倒也不至于，但牵连较广也是事实。跟别的光复后新政府不同，绍兴有个执法处，专门审理和枪毙人犯，前前后后，据说一共杀了五十几个人。这样的镇压反革命的纪录，在当时是罕见的。那些有满人抵抗的地方，都没有这样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