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兑之《杶庐所闻录》引录前人记载，约略可见明清饮食物价的一般情况：“《益都县志》有明知县赵行志《崇俭约规》一篇云：‘今约凡大小会皆二位一桌；每桌前，冬春饼子四盒，夏秋果四碗，菜碟四个，案碟四个，大会肉菜九碗，面饭二道，米饭二道，小会肉菜五碗，面饭二道，米饭一道；每桌攒盆一个，每格止用一品。此外小饭，小碗与夫燕窝、天花、羊肚、猴头、鹅鸭俱不用，家中即有馀蓄，亦不许多加一碗，以防渐增。家人一汤一饭，但饱而止，或每家人折钱十文亦可。惟官席远客方设桌，果肴各加五品，其看席五牲之类俱不必用。若闲常偶会，每桌四人，四面攒坐，即八人攒坐亦可，小菜四碟，每人米面饭各一器。’龚炜《巢林笔谈》：‘清河与太原联姻，两家皆贵，而瞻其记顺治三年嫁费，会亲席十六色，付庖银五钱七分，盖其时兑钱一千，只须银四钱一分耳。而猪羊鸡鸭甚贱，准以今之钱价，斤不过一二分有奇，他物称是，席之所以易办也。’光绪《吴川编志》引陈舜系《乱离见闻录》曰：‘予生万历四十六年，时丁升平，四方乐利，又家海内鱼米之乡，斗米钱二十文，鱼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柴十束钱一文，斤肉、只鸭钱六七文，斗盐钱三百文。’长沙周寿昌于咸丰初年撰《思益堂日札》云，长沙风俗醇朴，故储粟较丰，十年以来，户口日贫，食用日侈。嘉庆二十四五年及道光初年，童子尚无衣裘帛者，间有之，皆引以为戒，弱冠后即制裘亦甚朴，又必素封家乃如此，否则以织绒代之。今则十岁后皆着羊裘，此后灰鼠、丰狐、海龙、天马，视力所能致者皆致之，无论年与分也。更有以湖绸江绸为小儿绣褓者，尤暴殄。嘉庆时，民间宴客用四冰盘两碗称极腆，惟婚典则用一碗蛏干席。道光四五年间，改用海参席。八九年间，加四小碗，果菜十二盘，如古所谓饾饤者，虽宴常客亦用之。后更改用鱼翅席，小碗者八，盘者十六，无所谓冰盘者矣。近年更有用燕窝席，三汤三割，较官馔尤精腆者。春酌设彩觞宴客，席更丰，一日糜费，率二十万钱，诸旧家知事体者尚不然，长沙视善化亦稍朴，以巨商游宦多寓南城也。”
苏州饮食价格的大势，略同各地。然而作为时尚之都，奢侈风气盛行，饮食之费，也领先于其他地方。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如“十里洋场”的上海兴起后，苏州就相形见绌了。
清初苏州，海鲜时有应市，但价格不靡，康熙时人章法《苏州竹枝词》咏道：“冰鲜海上未沾牙，飞棹吴门卖酒家。一戥黄金尝一尾，人夸先吃算奢华。”自注：“鸣金夺路，驿马信追。真三等大老官吃食户。”石嘉言《姑苏竹枝词》也咏道：“山珍海错市同登，争说居奇价倍增。独羡深宵风雨里，有人还对读书灯。”乾隆时苏州酒楼筵席，都很豪华，耗费甚巨，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就说：“一席费至数金，小小宴集，即耗中人终岁之资。”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记嘉道年间山塘街三山馆、山景园、聚景园的酒席价格，“每席必七折，钱一两起至十馀两码不等”。春秋佳日，游人既多，价格就更高了。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三说：“至于红阑水阁，点缀画桥疏柳间，斗酒品茶，肴馔倍常价，而人愿之者，乐其便也。”
晚清时，一般饮食的价格，还颇为低廉，郑逸梅《艺海一勺续编·名人饮食琐谈》说：“检得清同治间之伙食账簿，其时物价之廉，出于意外。所列如绍酒每斤四十文，冬笋每两十三文，肉每斤一百廿文，皮蛋每个十二文，馒头每个四文，龙井茶叶每两八十四文，汤面每碗二十八文。”至于筵席，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说：“关于筵席的问题，其变迁之过程，可说是简单，也可以说是复杂。就简单而言，便是一味的增高价值。在十九世纪之末，有一二银元的菜，便可以肆筵设席的请客了。即以我苏州而言，有两元一席的菜，有八个碟子（冷盆干果）、四小碗（两汤两炒）、五大碗（大鱼大肉、全鸡全鸭），还有一道点心。这种菜，名之曰‘吃全’，凡是婚庆人家都用它，筵开十馀桌，乃是绅富宅第的大场面了。最高的筵席，名曰‘十六围席’，何以称之为‘十六围席’呢？有十六个碟子（有水果、干果、冷盆等，都是高装）、八小碗（其所以称为特色者，小碗中有燕窝、鸽蛋，时人亦称之为燕窝席），也是五大碗，鸡鸭鱼肉变不出什么花样，点心是两道，花样甚多，苏州厨子优为之。这一席菜要四元。那种算是超级的菜，在婚礼中，惟有新娘第一天到夫家（名曰‘待贵’），新婚第一天到岳家（名曰‘回门’）始用之。”
至民国年间，筵席价格就上去了。徐珂《可言》卷十四说：“筵席之资，十馀年来，以渐而长，至癸亥（中华民国十二年）尤骇听闻，姑以姜佐禹所言苏州酒楼吃全之价征之。吃全者，丰俭适中之筵也，其食品为九大盆、两汤、两炒、五大菜、一点心。九大盆者，中有高装之四冷荤、两蜜饯、一干果、一水果、一瓜子，亦有改为四冷荤、四热荤、一瓜子者。两汤，有汤之肴也。两炒，炒虾仁、炒腰花也。五大菜，一鱼吉烂污，二半鸭，三火腫（火腿之近爪者），四黄焖鸡，五腥气（蟹粉或蒸鱼或鳖，皆曰腥气）。一点心，人各一，一品馒头也。当孝钦后六十万寿时，出银币一元四角，可吃全矣。其后加二角，续又加四角，光绪末三元，宣统末民国初为三元二角，为三元六角，丙辰、丁巳（中华民国五年、六年）间为四元，为四元二角，今则非五元六角或五元二角不办。以一元四角之值，较之今一筵，昔可四筵也。予乃告以乾嘉时宴客之俭，述《金壶七墨》之言曰，乾嘉米一升仅二文，鱼肉称是，中人之家宴客仅费百钱。”
一九二三年前，苏馆的同业，公定划一菜价。吃全，十二盆五菜四小碗一道点，每桌洋五元五角；吃全换全翅，每桌加洋三元；吃全换半翅，每桌加洋一元六角；吃全换整鸭，每桌加洋五角；吃全换整鸡，全桌加洋四角；吃全小碗换银耳、鸽蛋，每样加洋三角。四菜四小碗四大盆，每桌洋三元八角；八盆五菜，每桌洋四元；四盆四菜或和菜，每桌洋三元；光五菜，每桌洋二元五角；四荤一素，每桌洋二元四角；五簋，每桌洋二元二角；中四，每次洋二角五分；全翅，每次洋三元五角；半翅，每次洋二元五角，点心，每道加洋三角；正果，每桌加洋六角。京馆则吃全无定，和菜二元四角，壳席三元，全翅二元四角，扒翅四元半。徽馆也吃全无定，大和菜四冷荤盆、四小碗、三大菜、一道点，价二元二角；
中和菜二冷荤盆、二小碗、二大菜，价一元三角；小和菜二炒一汤，价五角。比较起来，徽馆点吃较苏馆为价廉，吃和菜尤为便宜。如果加酒，无论苏馆，还是京馆、徽馆，都另外结算，加付小账一成。
苏州饮食价格的高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关乎食料的早晚多寡。上市时贵，落市时贱；应市少者贵，应市多者贱。《吴中食谱》说：
“物必以时，罕而见贵，一年中如着甲、团鱼、黄鳝、螃蟹、鲥鱼，每在当行出色之时，其价之昂，骇人听闻。某年立夏，鲥鱼每两卖八百文，一时引为谈资。近着甲一斤卖一元，亦为近年所未有。闻诸渔人云，自冬至春，着甲之来苏者未及四十尾，大者可二百斤，鱼行得十一之佣，其利甚薄。惟招徕渔人亦颇费本钱，盖每年秋风起，例以‘作裙’赠渔人之为长者，多至三四十袭，少亦一二十袭。云‘作裙’者，渔人围身之裳，得之分贻伙伴，不啻受鱼行之定钱，终岁不得别就交易矣。”如周劭抗战前在苏州吃“蟹黄油”，那是除松鹤楼外绝无仅有的，他在《令人难忘的苏菜》里说：“它全用雄蟹的膏油制成，一菜所需，不知需用多少只雄蟹，我清楚记得其时的价钱为银元六元。”
一九三五年的市价，舒新城在《江浙漫游记》里记载，他在常熟山景园晚餐，“每席十元，有六碟十碗，有本地之叫化鸡、新松蕈等，味均可口”；在常熟兴福寺素餐，“四元素餐，有四碟六盆一汤，味均可口，平时不易得也”。沦陷时期，物价上涨，如螃蟹的价格，与一九二·年代初相比，已陡然而升，范烟桥《没遮拦·阳城湖》说：“忆彼时蟹价每两仅八九文，今则须三四元，回首前尘，无异隔世矣。”
至于一九五·年代初的市价，何满子在《苏州旧游印象钩沉》里说：“价格也想象不到的低廉，一小碟两条鲫鱼，只要一千五百元，即一九五四年改革币制后的一角五分。牛肉、虾球、半边鸽子，和有松子和花生仁的肉圆，也都是一二千元，顶贵的不超过五千，即后来一角至五角。总之，两人对酌，花一万元（一元）就很丰富满意了。”
至一九七八年，苏州饮食还相当便宜，《姑苏春》作者树棻从上海来搜集素材，住在观前街一家招待所里，他在《走出第一步》里回忆：“这家招待所不供应伙食，但这也无妨，走出大门就是食肆林立的观前街，苏州有名的点心店和饭店如观振兴、黄天源、得月楼、松鹤楼等都在同一条街上，朱鸿兴、新聚丰等也都相距不远，就餐十分方便，并能丰俭随意。那回我算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派去出差的，按例每天有一元五角的伙食补贴。每天早晨到观振兴去吃一客汤包，中午到素香斋吃一餐素菜客饭，晚饭上朱鸿兴吃一碗双浇葱油焖肉面。三餐相加，也就是一元五六角钱，都由公家开支，自己基本上不用再掏钱了。”
自一九八·年代中期起，物价指数陡然而高，饮食价格的飚升显得尤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