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不可
我还记得，接到去南方证券的通知后，我曾给北京一位老领导去了个电话，他当即回答：“不去！”听我已答应深圳市政府，他生气地说：“答应了，还说什么！”
突如其来的“机会”
在2001年年底，原招商银行常务副行长万建华托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约我谈话。他告诉我，戴相龙行长让他负责筹备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他希望我能去这家公司担任执行总裁。我一度担心人总行领导对我担任执行总裁的态度，没料到人总行从戴行长、刘廷焕常务副行长、肖钢主管副行长都对此表示赞同。刘廷焕代表戴行长专门找我谈话，他首先表示欢迎我回到人行工作。随后谈了人总行这次专门点名让我参加这家公司筹备的原因，并介绍了该公司的情况和性质。最后就干部管理问题，刘廷焕表示，新公司里人总行方面就管万建华和我两个人，其余干部由新公司自己管，而且公司暂时直接挂靠人总行而不挂靠金融工委。我与刘行长谈完话还没有回到深圳，人总行人事司的人已到了深圳市三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担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和创新投资公司董事长的李黑虎立即给我来了电话，他说：“老阚，你怎么要走啊，我们可是不会放的，我已向人事部关照了，不让他们拿你的档案。”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只能去找深圳市分管副市长王穗明和庄心一。但两位市长都不同意放我走。特别是王穗明副市长话说得很重：“阚治东，你现在走，对得起我们深圳吗？”公司一批员工听说我要走也急了：“我们因为你在这里才来的，你这一走，不是把我们耍了？”一些股东得知此事也来电话，表示希望我不要走，说他们把资金投到创新投主要就是因为我……
人总行三番五次来电要我的档案和资料，同时表示只要我自己表态，深圳市政府方面的工作由他们做。但在最后一刻，面对深圳市领导、公司同事和股东们的挽留，我放弃了回人行工作的机会。这一次的放弃，对我来说意味着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人总行系统了。
2002年5月，我正率深圳创业投资同业公会代表团在台湾考察创业投资，突然接到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宗衡的电话。他听到我还在台湾，就让我回去后立即去他的办公室。
回到深圳后我马上去了许部长的办公室。他没有任何的寒暄，开门见山地谈到了南方证券面临的严峻形势，表示市委、市政府以及中国证监会领导希望通过南方证券高层换人的办法扭转局面。许部长递给我一支“芙蓉”烟，还没等我点上，他就说：“市委、市政府领导认为你是南方证券新班子最合适的人选，我代表组织上就此问题征求你个人意见。”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许部长就加重语气郑重地说：“老阚，组织上希望你能挑起南方证券这副重担！”
和人总行准备调我时一样，我担心当年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背上的处分问题，所以我第一时间就问：“证监会是什么态度？”
许部长回答：“会里也是这个态度！”
听到这句话，我不禁百感交集。如果让我回到1996年，让我在那场风波之中再次选择，我依然会选择放弃自己的证券业生涯去承担大部分责任而为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保留一些元气。但是要说我对这个选择毫无怨言则言过其实，因为我在证券业工作了十多年，接受处分对我而言意味着自己过去的工作被全盘否定。“会里也是这个态度”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对我过去事业的一种间接的肯定，也为我打开了重返中国证券业的大门。
我如同一个思家的游子，问也没问南方证券的具体情况，就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提前履新
市委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时没有具体说有谁与我一起进入南方证券班子。我的感觉是市里对我充分授权，负责全面工作。
就任之前，市委黄丽满书记约我进行干部任免前的例行谈话。我在书记秘书室排队等候的时候，前面一位满脸皱纹的高个主动递给我一张名片，“深圳建设控股集团副总裁贺云”。交换名片后，我问起贺云是到哪个新岗位高就，但直到黄丽满书记让我们一起去谈话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黄丽满书记简单地向贺云和我介绍了组织上派我们去南方证券工作的原因，表示组织上信任我们，要求我们应如何工作等等。而南方证券的新班子由贺云、梁键和我组成。贺云担任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梁键担任专职党委副书记，而我的职务是总裁兼党委副书记。
在谈话中，黄书记也毫不客气地告诉贺云：“对你去南方证券担任董事长、书记一职，常委会研究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在听取建设控股公司意见时，反响也很大，希望你能注意这些问题。”
然后书记转而又谈到梁键，要求我们严格要求他。书记还告诉我们，她已经给许宗衡同志说了：“找梁键谈谈，你们组织部下去的干部不要太厉害了。贺云胆子小，你们别把他吓着了。”说到这里，书记又接着自己的话说：“但有人对我说，书记对贺云不了解吧？他的胆子不小！”就这样，那天书记匆匆忙忙地结束了对我们的例行谈话。
此前一天，于幼军市长已找我谈过话。于市长劈头就说：“老阚，南方证券是一个火药桶，你去后不要一下子捅破它！”
2002午6月23日，我接到通知让我去南方证券报到。当天，南方证券召开中层干部以上参加的大会，在会上市领导把贺云、我和梁键分别以南方证券党委书记和副书记的身份介绍给大家。我和贺云在会上表了态度。贺云表示我们这个班子来南方证券的任务是“先救命，后治病”。
接下来，市委、市政府以文件形式把我和贺云作为总裁、董事长人选推荐给南方证券的股东会和董事会。随后几天，南方证券在五洲宾馆召开了股东会和董事会，会上一致通过了我和贺云的任职决定。
随即，证监会领导找我们谈话，认定了我们的高管资格。深圳市证管办张云东主任亲自到南方证券宣读中国证监会对我和贺云两人的高管资格批复文件。
6月23日干部大会结束后，我准备回原单位进行工作移交。没想到会议一散，南方证券计财部主持工作的董宇辉等人把我截住--南方证券原总裁郭元先会议一散就去新单位建设控股公司上任去了，而此前郭元先已有几天不处理具体业务了，因此计财部累计了一大堆融资文件亟待批复，大量请示文件急需处理。
所以，2002年6月23日成为我在南方证券履新的第一天。尽管在那天我从法律程序上还不是南方证券总裁，但南方证券的困难、南方证券的问题、南方证券的风险、南方证券沉重的包袱和巨大责任就已经压在我这个候任总裁身上了！
危机四伏
关于“南方证券高层‘换血’，力挽破产败局”，不少媒体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有文章认为：
“南方证券的体制导致了它目前的现状，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管理层内部权力争夺开始在浪尖上凸现，而这种内耗演变到去年的破产之说”，导致“高层换血也就是必然”。
还有文章分析：
南方证券业务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委托理财的规模已经达到40多亿元，此外还有规模很大的自营业务。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投资都没能及时减仓。屋漏偏逢连夜雨，南方证券在哈药集团上的配股包销空前巨大，需要10亿元资金，而哈药配股上市无端延迟，更成为南方证券资金紧张的证据。
还有记者分析：
南方证券直接控制资金量500多亿元人民币，如果再算上关联交易和间接控制，其控制资金多达1000多亿元。这样的巨头破产，对市场的冲击是近乎恐怖的……南方证券果真破产的话，市场将回跌到千点之下。
尽管当时外界对南方证券的报道有许多误传和讹传的东西，但南方证券可能破产一事并非危言耸听。当时南方证券资金上捉襟见肘，经营上收不抵支，账面资不抵债--早已事实上破产！
为了向市政府和董事会汇报，在我去南方证券后，公司副总裁许均华组织人给我整理了一份材料。材料把南方证券账面上的问题归纳为六个方面：
第一，南方证券七八十亿巨额不良资产问题。早几年，南方证券的实业项目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全面铺开。盖楼，买楼，办工厂，搞宾馆，炒黄豆、红小豆和三夹板--用南方证券员工的话说是，除了没买过飞机什么都干过。因此，短短几年工夫南方证券已经形成了巨额的非主业资产和不良资产。当年在上海我接手上海万国证券时，全行业都说万国证券实业是如何如何的大，但实际情况也就是10多亿元的规模。而南方证券仅剥离给华晟达控股公司的实业资产就有60多亿元，大部分以应收账款的形式在南方证券账上挂着。
第二，南方证券100多亿短期融资问题。2000年南方证券增资扩股后，资本金增到34.5亿元，其中有1.5亿资金并没有真正到位，减去历史上形成的亏损，实际上账面自有资金为20亿左右。非主业资产和不良资产占用80亿，自营股票约70亿，下拨各分支机构营运资金近10亿，实际占用资金160多亿。资金占用远远大于资金来源。证券公司没有太多的规范的融资渠道，为求资金来源和资金占用的平衡，南方证券除占用大量客户保证金外，还形成不规范的短期融资100多亿元。这些巨额的短期融资不仅给南方证券每年形成六七亿元的巨额财务开支，而且更要命的是，资金链一旦衔接不上，南方证券不可能生存下去。而当南方证券危在旦夕之时，原来死缠着它的金融机构也纷纷疏远，致使其原本就绷得紧紧的资金链险象环生，大量的到期债务问题更是凸现出来。
第三，南方证券自营和代客理财形成的近百亿股票库存的问题。南方证券的庄股在业内有很高知名度，2000年前南方证券的所谓盈利有很大一块来自自营和代客理财两项业务。时过境迁，在市场不景气之时，证券公司“做庄”没那么容易了，在此情况下“庄股”反而成为不少证券公司沉重的包袱。南方证券更不例外，其自营和代客理财形成的股票总额在百亿以上，主要集中在以哈药、哈飞即“双哈”为主的几个“庄股”上。
第四，保证金占用的问题。中国证券业大部分是从银行分离出来的，在早期，不少证券公司把客户存入的买卖保证金视为银行的存款，并没有分户管理。直到1997年，中国证监会才提起客户保证金管理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证券行业内占用客户保证金是普遍的问题，南方证券更不例外。
第五，南方证券2001年和2002年上半年20亿元以上的亏损问题。另外，南方证券的自营和代客理财也形成了10多亿元的巨额浮亏，还有5亿多元的理财实亏挂在账上。
第六，南方证券166件债权债务诉讼案件和大量债务问题。我去南方证券后，在公司办公楼第20层，见不少会议室有一堆又一堆人聚在那里闲聊。我感到奇怪，有人悄悄告诉我这些人都是来讨债的，并让我平时一般不要去20层，免得被他们缠上。公司法律事务部门报告，各地法院受理的南方证券债权债务案子有166件，其中有些案子已进入法院强制执行阶段，而公司领导随时可能被法院传唤。果然，就在我去南方证券不久，接到了公司自营部门的紧急报告--因为一笔几千万元逾期未还的委托理财款，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自营账户给天津法院封了。班子经过商量，只能决定“赶紧还了吧，别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这笔钱刚刚还上，还又有其他地方的法院又去封南方证券别的自营账户。有个地方法院做得更绝--拉来两车法警，上门先把公司计财部的账给查封了，然后拿着相关文件要带走公司主要领导。
此外，南方证券还面临信用危机、业务违规违法、管理不规范、队伍不稳定等问题，每个问题都危及着南方证券的生存！
例如，我们去南方证券不久后，市外管局就来了份《事实确认书》，指出南方证券在2001年存在一系列违反国家外汇政策的问题，并要求三天内给予确认答复。随着又来了一份处分意见书，对南方证券罚款1500万元。
担保问题也混乱不堪。不少诉讼是因为南方证券过去替人担保而引发的，有几例涉案金额达上亿元。其中一些担保事项与南方证券业务毫不相关，而当问起这些担保事项当年的批准程序时，竟然无人能说得清楚。
更令我惊讶的是账外账。赴任后没几个月，南方证券的纪委监察室报告他们最近清理回来的账外账资金有几千万元，而且这类资金还有一定数量。
在一些人看来，我这个新总裁问题不搞清楚就匆忙上阵，将来难免会出现责任不清的问题，对此我其实心里非常明白。但是我“提前履新”南方证券的原因之一是相信组织、相信领导。我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个来龙去脉，这些问题如果不是我这个后任总裁的责任，只要主观上不去混淆是非，就不可能出现责任不清的问题。原因之二是我认为靠自身的力量也不可能查清这些问题。最后的原因是我接手南方证券是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捅破问题。有领导告诉我：“你们到南方证券不是查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如果是查问题，我们会派审计局的人下去。”更有老领导告诫我不要去碰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
我清楚在自己来南方证券的工作性质与目的。我不但不能纠缠历史烂账，还要在场面上采取理解的态度。这些问题我只能一律称为历史问题，不作自己的评判。
各方反应
我重返证券业的消息在证券市场引起一定程度的轰动，不少朋友向我表示祝贺，祝贺我经历了1996年那场证券市场风波后重返证券业。对当年受处分一事始终愤愤不平的一批老同事、老朋友更是高兴，他们把此事看做是政府有关部门为我“平反”。
我重返证券界一事令我成为中国“2002年股市十大新闻人物”。一些文章对我这个“新闻人物”是这样介绍的：
2002年，阚治东回到证券行业，出任南方证券总裁，业界称“阚治东复出”。阚治东曾站在中国证券市场的风口浪尖。1990年任申银证券公司总经理，依托工行上海分行的网点支持，迅速使其成为全国第一大券商；1996年，上海申银证券公司和原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合并组成国内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阚治东任总裁；1997年，因上海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在1996年股市行情中操纵股价的表现，《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评了上海申银万国证券公司，阚治东也因为要负领导责任而被迫离职，离开上海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也离开了证券市场的风雨浪涛。
也有媒体这样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