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沪之争
“深强沪弱”，引发两个城市金融中心地位之争，两地证券公司、银行等机构也卷入其中，引起一场风波，一批金融机构负责人受到了处分。
深强沪弱
深圳是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自1980年成立特区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已由昔日的小渔村变成了现代化城市，并在1996年全国城市综合实力评比中排名第九位。与此相对应的是深圳金融业的飞速发展：1996年，深圳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已近80家，金融机构的网点1300家，金融从业人员3.5万人，深圳市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当时已分别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和第五位。而1991年4月继上海证券交易所之后成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无论是上市公司数量还是交易量等多方面，都很快能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平分秋色。
上海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中国的经济、金融、外贸中心城市。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上海的发展速度一度低于深圳等南方一些开放较早的城市。1989年，国家提出开放浦东，为上海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之后，几年里上海按照邓小平“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要求很快又重现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城市的风采。全国的资金流、物流、人才流以及台商、港商和外商投资热点，由过去深圳等南方城市逐渐转向上海。
对上海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深圳和全国许多省市一样，流露出一种不服气的心态。此后，两城市之间的竞争在金融、科技、外贸等方面全面展开。其中争夺最为激烈的是金融中心城市地位，而这种竞争集中反映在证券市场上。
深圳的证券业肇端于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是深圳的第一家证券公司，是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牵头联合12家单位组建的，行政隶属于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总裁是廖熙文。1988年，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推出深圳发展银行股票，并在柜台挂牌交易。
我与廖熙文总裁相识的时间很长，但公司之间没有业务往来。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改名巨田证券公司后，我们之间就彻底失去了联系，后来偶然通过媒体才得知他回到了贵州老家。事实上，不仅我和廖总除了私交之外没有业务往来，在沪深两地的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两地证券业之间也没有太多的接触，更谈不上什么竞争。不过在1989年，我曾打算与深圳证券市场建立联系，具体办法就是把上海已上市的股票拿到深圳上市。为此我曾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给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打了申请报告：
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我公司1984年12月代理发行了全国第一张面向社会的股票，随即又在1986年9月首先开办了股票上市买卖业务，这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深受人们欢迎。至今，我公司已面向社会代理发行了六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和十数种各类债券，这些有价证券，目前均已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市买卖。为了加强上海与深圳两地证券市场之间的联系，活跃和发展两地有价证券买卖业务，现打算将我公司代理发行并已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市买卖的部分股票、债券，委托你市经营证券的金融机构在你市上市买卖，如得到你们允准，具体上市品种和方法与你们面议。
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
1989年7月19日
报告发出后，始终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两个城市之间的竞争起源于1990年。当年国家决定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把它定位为全国唯一的证券交易所，但是深圳暗暗与上海较劲儿。上海方面经过紧张筹备，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于当年12月19日鸣锣开市，深圳则在11月下旬就抢先宣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运行”，并于次年4月宣布正式成立。我还作为受邀嘉宾出席了隆重的开业庆典。
两地证券交易所之间的早期竞争，大多是类似“谁是第一”这种序位上的竞争。上海把1984年发行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称为“中国首次公开发行的第一张股票”；深圳则把80年代初私募发行的深圳宝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称为“共和国第一股”。上海称1986年设立的静安证券业务部是新中国证券业的发祥地；深圳则称1987年设立的特区证券公司是中国证券业的摇篮。上海认为建设上海金融中心是中央的决策；深圳方面则说“金融中心不是谁封的，而是干出来的”。
1993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年，国家决定把股份制试点从上海、深圳两地扩大到全国。这一年，青岛啤酒、广船国际等20多家省市公司的股票相继在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两个交易所自此从区域性证券交易所向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方向发展，真正的竞争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当时的股票发行办法是国家给每个省市下达股票发行额度，由各省市挑选企业发行股票，发行股票的企业自行选择上海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初期，大部分企业都看好上海，来上海挂牌的企业明显多于深圳，上海没有感到有什么竞争压力。后来由于种种因素，沪深两地的竞争优势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进入1996年之后，两个市场的强弱出现了扭转。
原因之一，深圳市加强了对金融行业的领导。原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行长武捷思出任深圳市主管金融的副市长。武副市长思想开放，性格豪迈，对深圳证券市场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我们各地券商到深圳证交所参加会议，每次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感觉深圳市政府对我们的重视程度与过去明显不同。有一次我们去深圳证交所参加理事会，武捷思亲临会场讲话。会后设宴招待，大家都说武副市长就别喝酒了，因为他作为一个市长下午还有很多工作。但武捷思回答说：“没关系，今天我的工作就是陪好大家。”类似这样的事给我们一批证券公司的老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原因之二，1995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换了总经理，新任总经理庄心一，其工作的魄力和能力非同一般。
原因之三，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全国主要中心城市设立了客户服务部，展开对拟上市公司和各地政府的公关工作。对于交易所来说，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上市公司的数量和市价总额。深圳证交所的做法受到了外省市的普遍好评，不少企业原已选择在上海上市，后来都转向深圳。有些省市领导对下属企业明确要求，想取得股票发行额度就必须到深圳上市。
原因之四，深圳政策支持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将总部迁往深圳。
原因之五，深圳重视接待工作。一个企业上市对当地政府来说都是大事，不少省市领导亲自率团出席上市仪式。在深圳，市领导亲自陪同接待；在上海，只有我们这些承销商出面接待，因为上海规定市领导不准出席企业的开张庆典活动。这些外省市领导去上海、深圳受到不同礼遇，心中这杆秤在上海和深圳之间如何倾斜，可想而知。我曾向上海市领导提及此事，希望他们能重视对外省市领导和上市企业领导的接待。市里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派市政协一些领导参加证券市场的重要活动，但为时已晚，深强沪弱的态势业已形成。
深圳方面的一系列措施，效果很快显现。统计数据表明，深圳证券交易所各项指标逐渐追上了上海市场。
从股票交易量看，1995年，上海为3103亿元，深圳仅为932亿元；到了1996年，1至9月，上海为4893.6亿元，深圳则达到了5739.8亿元，深圳的股票交易量首次全年超过了上海。
从股价指数看，进入1996年后，深圳股市的人气明显强于上海，深圳的成分股指数年初在1000点左右，到了9月份，已突破3000点，全年涨幅为300%，而上证综合指数则从年初的550点升到900点左右，涨幅约为163%，大大低于深圳。
从上市公司的情况看，尽管上海还有些优势，但明显看出在增量速度上深圳要强于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价总额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价总额之比，1995年为1:3，到了1996年9月，已经是1:1.8。
舆论推波助澜
坦率说，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证券市场只有在竞争中才能获得迅速发展。在不少国家和地区，两个或几个证券交易所之间的竞争也是常有的事。我在日本学习证券时就发现，东京、大阪、名古屋等8个证券交易所之间竞争激烈，其中东京证券交易所与大阪证券交易所之间竞争最为突出。但是这种竞争是良性的，在日本，竞争形成了“现货在东京，期货在大阪”的市场格局；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在竞争中形成了“主板在纽约，科技股在纳斯达克”的特色；在中国台湾，台湾证券交易所和台湾柜台买卖中心的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当时全国媒体针对两地证券市场的变化惊呼“深强沪弱”。境外媒体也密切关注这些情况，称上海、深圳两城市在进行一场金融中心争夺战。
当时，上海《新闻报》出现了一篇针对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文章，文章标题以讨伐的口吻责问，在“深强沪弱”的局面下，“申银万国在干什么？”文章指责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业务中心的转移，言下之意申银万国应该为“深强沪弱”的局面负责。当天，该报还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该报记者对我所谓的采访录。采访录中说我认为形成“深强沪弱”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上海证券市场的管理体制，说我认为：“上海计划委员会作为证券市场主管部门在全国是少见的，尽管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显然存在对立的一面，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产物，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管理证券市场显然是行不通的。”这篇采访录还登载了我对申银万国合并后的想法，说我回答：“无论申银证券公司，还是万国证券公司，过去能在全国同行业中突起，甚至可以说遥遥领先，其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化运作，讲究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说我担忧：“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会成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并说我透露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已有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现象。
坦率地说，这些问题确实是我日常所思考的问题，有些话我也可能在私下场合讲过。但是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接受过《新闻报》这方面的深入采访--这些敏感话题知心朋友之间谈谈可能无妨，但怎么可能公开发表？事实上，这篇采访稿是该报一位我不熟悉的记者将我在不同场合的讲话甚至道听途说的东西拼凑而成的，但是很快，一些全国性的经济、金融类刊物整版转载了这篇采访录。《新闻报》这种做法，无疑使上海市的一些领导极为恼火，认为：“你阚治东也太狂了，这也是你能随意议论的？”不过也不是所有上海的领导都这样想。我记得担任上海市委、市府副秘书长、上海市经委主任的黄奇帆在一次党校讲课的课后与我聊起其他事，最后有些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你有些话没说错，有道理”，我想这应该是指那篇采访录。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这些话都是不应该发表的。而这份报纸推出这篇采访录，其目的是追求轰动效应还是有意让我难堪，我不得而知。后来我为此事与《新闻报》进行了交涉，对方也表示了歉意。但木已成舟，影响已经造成。
申银参战
上海证券交易所领导对上海、深圳两地证券市场竞争态势作了详细介绍后，赞同“竞争一定要有手段”的观点，具体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上海几家主要券商通过重点运作好一些对市场有引导作用的股票，把上海股市往前推进。
点将
1996年9月，我在加拿大期间就接到公司主持业务工作的副总裁的电话。他告诉我：上海市政府有关领导来公司现场办公，要求申银万国为推动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多作贡献，同时认为我们的自营盘子太小，要求扩大规模。他还告诉我，留守国内的班子成员认真学习领会了领导的意见，决定把公司的股票自营规模从现在的1.5亿元提高到8亿元，并征询我的意见。因为涉及的股票自营规模提高幅度这么大，我当即表示了对经营风险的担忧。他悄悄告诉我，这次上面给的压力很大，有些领导对申银万国已有种种看法，如果再不提高自营规模，就很难顶住压力。我问董事长和监事长是什么意见，他回答：“伊啦当然完全赞成。”（“伊啦”为上海本地方言，意为他们。）中国的国有企业讲究集体领导，既然在家的领导已按领导意见作出了决定，远在加拿大???我怎能表示不同意？但是，为了规避经营风险，我还是多交代了几句：“扩大自营规模一事我不反对，但具体运作过程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切记要选好股，不要把资金一下子全冲进去。”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证券市场各项业务的开拓者，也是佼佼者，有很多值得炫耀的故事可讲。但我清楚也有很多教训值得吸取，特别是在自营业务方面。1995年由万国证券公司引发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而过往的经营中，申银证券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教训。鉴于以往种种教训，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合并设立的第一年，公司就对自营业务进行了整顿，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取消了所有下属证券营业部的自营业务权，并且严格限制公司的自营规模。合并后，公司自营业务部门乘着股市牛气冲天的势头，好不容易才将公司的股票自营规模压缩至1.5亿元的较佳状态，现在要在市场过热的情况下把压缩下来的自营规模再度扩大，这怎能不令人担忧？
1996年9月底我回到上海，接到上海市综合经济党委的通知，让我参加为期一个月的上海市市委党校第二十七期局级干部班脱产学习。我才进上海市委党校学习不到一天，就接到公司办公室通知：市有关部门领导将再次参加公司的办公会议并指导工作，领导点名让我回去主持会议。
当天，市有关领导以从未有过的强大阵容参加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办公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如何为推动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作贡献。
